所有的去处，都跟来路有关　严明

从中文系毕业后的严明，曾做过中学老师、摇滚乐手、杂志编辑、唱片公司企宣、报社记者，不断转行、跳槽，如今成为著名的摄影家，观众们总是能在他的作品中看到诗意。关于道路与命运，他写下“所有的去处，都跟来路有关”，这并非古希腊悲剧中不可抗拒的命运，不是锁定命运的判词。别人走的路未必适合自己，当下的热爱也可能在未来失去光泽，而严明在摄影和一次次抉择中走出了属于自己的路。

INTERVIEW

摄影之友×严明

您在《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中提到——“我是个摄影师，之前还做过文学青年、摇滚青年，去过唱片界、新闻界，改行、跳槽一直到没有槽”。这些身份的转变都是顺其自然的结果吗？您会有很明确的规划未来要做什么或是要朝着哪个方向努力吗？

严明：没有什么规划，基本上就是根据当时的兴趣和现有条件来调整自己。世界上的一些路对于自己来说不见得走得通，也可能在后来失去兴趣，于是就出现转向。这确实是一个自然的过程，现在看起来像有规划的抉择，其实就是误打误撞，只是当时的真心喜爱是确定的。

体验过这么多身份后，摄影和文学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摄影和文学有哪些相同和不同？

严明：摄影是我找寻自我的方式，文学是原专业。它们一个是不说话，一个是一直说话，它俩没什么相同点。后来写书，是我愿意把经历和心得分享给后来者，讲些真话。其实，写得并不怎么样，但算真诚，也不打算在文学方面深耕，那太难了。

 中文系的背景对您的摄影创作有哪些影响？有哪些摄影师和摄影作品、文人和文学作品对您产生过较大的触动？

严明：我在搞摄影的时候，跟文学是分道扬镳的，也一直不写东西，许多字都想不起来怎么写，提笔忘字。语言只是作为思维工具存在于我的脑子里。最初做新闻摄影的时候，玛格南图片社的照片看得多，觉得他们都是构图的天才。

对于“诗人摄影师”这个称号，您如何看待？您如何形容自己？

严明：那是出版编辑的推广手法，我觉得受之有愧。后来许多人说，他的照片里确实有诗意，我也觉得可能有，原因是这片土地和这里的文化本身就富含诗意。

摄影师到底要不要解释自己的作品？

严明：我在书中明确讲过，艺术上不必用一种语言解释另一种语言，像带个拐杖似的。设想一下，摇滚舞台上的一名疯狂的吉他手弹完 SOLO 时突然停下来，对着话筒告诉观众：“请注意，我刚才弹的是愤怒和反抗。”这是多么滑稽的场景。多说一点，尽管作品是独立的，但作品之外的背景和故事是永远存在的。比如，如果完全没有解释，你可能终生不知道《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五交响曲》说的是命运；也可能没能力在万千油画中一眼看出《蒙娜丽莎》是其中的顶尖。 我们是活在传播中的，先坚守纯粹的创作就好，得让作品站起来。

《大国志》中您写“所有的去处，都跟来路有关”，您怎样思考命运？

严明：一个创作者的思路往往就来自他来时的路，他的所学所想、人生阅历等，我认为这是一种因果关系。拉长至更大的命运，我觉得可以更主动地学习、扩大经历，体验新的未曾经历的生活。“所有的去处，都跟来路有关”这句话并不是“锁定”命运的断言，而是有路可通，把路走开了，经历丰富了，命运就慢慢变了。

现在汉语言文学又成了热门的专业，作为一位学中文出身又两度从“体制内”辞职的摄影师，您如何看待现在的“考公热”？您有什么建议想要告诉那些想成为摄影师的年轻人？

严明：只要是自己喜欢的选择，就挺好。我从来不鼓励轻易辞职，因为风险大，苦头多。生活中并不是不能搞摄影。喜欢摄影的年轻摄影师很多，我也认识不少，我总鼓励他们珍惜时间，丰富自己，有才情有热情的不要辜负。积累作品，“你有多少能量，全在作品上”。

如何看待 AI 时代的影像创作与文学创作？

严明：在未来，影像、影视行业肯定会被 AI 无限参与和作出重大改变，其他行业受其影响或许更大。目前，它仍在成长演进，未来与人类的相处或共存方式到底是什么样的，我跟所有人一样关切、关注着。

 未来想尝试什么新的身份？有哪些新的创作计划？

严明：继续看世界，感世界，去拍自己没想到过的照片。

关于艺术家

严明

中国著名摄影家。70 后，安徽定远人，现生活于广州。摄影代表作品为《大国志》《昨天堂》《迷墙》系列，作品由多家艺术机构及国内外收藏家收藏。2010 年获 2010 法国“才华摄影基金”中国区比赛纪实类冠军、大理国际影会最佳新锐摄影师奖；2011 年获侯登科纪实摄影奖。出版《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大国志》《长皱了的小孩》《昨天堂》《迷墙》等摄影随笔集或摄影画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