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孔子一辩

圣人何须辩

“为孔子一辩”之说，初看多余且有点可笑。因为孔子已经是“圣人”了，从古至今有过无限诠释，该说的话不仅说透了，而且重复万千，何须一辩？

是的，正因为如此，才需要一辩。我们都知道物极必反的道理：一人成圣，受到最大推崇，就一定会受到最大反对，这两种力量形成对冲，结果是七零八落，最后复杂到一言难尽，让人不知怎么办才好。

具体来说，起码有下面几个理由要讲一讲。

首先是孔子离我们实在太远了，留下的真实可靠的记录本来就不多，再加上古简晦涩，要确定指认就更加困难。比如得到一致确认的儒家第一经典《论语》，这部由孔子弟子及其后学编成的对话录，区区万余言，几千年来围绕它的言说文字却汗牛充栋。这么多不尽相同的观点，无数的延伸、开发和辨析，我们该怎样梳理和采信？

原典可供解释的空间越大，衍生的余地就越大，不同的解释者因为不同的学养、立场和心术，会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不同的人和不同的阶层，出于不同的目的，都在作出自己的解释，这是难免的。

几千年来，总的看，知识人对孔子的推崇多于贬抑；统治者对孔子的借重和肯定更不需多言。从大的方面看，知识人和统治者对孔子全都给予拥赞，但二者的指向和用心，许多时候并不一致。知识人虽然成分复杂，大致上还是侧重学问与道德；统治者的见识与胸襟各有不同，但总体上还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

知识人致力于孔子的学问，为了得到公权力的支持，经常突出解释有利于权力的一面，这就让统治者听得入心，然后加以采纳。这时至少从表面上看，知识人与统治者是想到了一起的。

学术有了公权力的支持，声音就变得强大。但事已至此，这会儿的“孔子”就不是原来的“孔子”了。

“孔子”作为公权力的一部分，成为王权统治的一件法器，受压迫的被统治者当然是反感甚至愤恨的。这就有了几千年演化出来的另一条线索：反孔。反孔的目的是为了破除精神枷锁，进而推翻奴役和统治，那么一旦达到了目的，还会继续反孔吗？那就不一定了，一般来说要视情况而定。总的来说，新的统治者会往尊孔的方向发展。

就民众而言，孔子及其学说是偏向仁恕和保守的，也就不再深究，尊崇无害。

由此可见，“尊孔”是千百年来积累而成的巨大的文化与社会潮流，一路涌荡下去，一直到了今天：数字时代。

这是一个后现代、后工业的信息时代。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是解放的、科技的，是偏向激进和面向未来的。于是，现代人特别是年轻人，虽然满耳都是“孔子”二字，听得两耳生茧，内心里对孔子其实是并不重视的，甚至有些不屑。

他们不相信孔子，不读且“不以为然”：儒学？不就是那一套嘛。到底是哪一套，却没人细究。无比匆忙的数字时代，人们实在是太忙太累了，各种信息压迫让人几近崩溃，谁还有时间有心情去过青灯黄卷的生活、深入儒学特别是孔子的内部，进入他的本质？

只凭印象就可以了，固有的形象已经确定，主体认知早就完成：孔子属于反对现代的保守势力，是讲究秩序、维护等级、阻碍改革和进步的人物。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今天如果不是出于特殊原因，不是另有所图，谁又会继承和践行他的思想？

真的是这样吗？

现代人是不是搞错了？

如果错了，又错在哪里、疏失了什么？

读者的逆向影响

孔子既已封圣，几千年来对后人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这是不争的事实。哪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没有或多或少的儒学因子？这样讲，不过是在说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很少有人强调另一个事实，那就是作为读者，他们对孔子的逆向影响又有多大。

孔子本人的影响再大，他只是一个人而已，可他身后的读者却是无穷无尽的。一个人对无数人，当然是无数人影响更大。也就是说，一代代读者深深地影响了孔子、改变了孔子。

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

我们心目中的孔子，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孔子，而是在阅读中不断传播、不断变化和不断生成的“新孔子”。这个“新孔子”的演变还在继续。

就作者和读者的关系而言，在所有人那里都是相同的道理。一个人的著作被阅读，那么从阅读发生的这一刻起，这部著作就开始发生改变。也就是说，一本书的存在，读与不读是不一样的，只有阅读才能唤醒它的生命；同时，每个读者都将自己的生命因子弥漫和附加到字里行间，衍生出新的元素。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这种类似化学反应的情况都在发生。

说到孔子，他的读者更多，经历阅读的时间更长，那么产生的逆向影响也就更大。任何人读他的著作都会有印象、有见解，有自己大大小小的结论。有的人有能力将这一切加以综合，系统地说出个人的意见，而有的人不能。能够说出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大读者”；不能说出的，我们不妨看成一般的读者，即“小读者”。

“大读者”很多，如人们耳熟能详的孟子、董仲舒、韩愈、周敦颐、张载、二程（程颢和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一路数来还有许多。这些人有著作，有弟子，传播广泛而且深远。更多的读者没有专门的著作，只是翻一翻，顶多相互议论一番。“大读者”立言，“小读者”走心，他们加在一起，历经了漫长的时间，也就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孔子。

后人透过茫茫人海，穿过他们汇成的声音的海洋去寻找孔子，当然是非常困难的。这些声音时而嘈杂混乱，时而众口一词，远在源头的孔子也就“百口莫辩”了。谁能够、谁又在乎听闻一个真实的孔子？

非常倔强的人总是有的，几千年来，有人不知做出了多少努力，一定要找到、要接近，指认一个真正的孔子。这样的孔子我们称之为“正儒”；反过来，因为种种原因被歪曲和误识的孔子，可称之为“伪儒”。“正”“伪”之辨，贯穿了整个儒学。

从绝对意义上讲，百分之百的“真孔子”是没有的，相对而言的“真孔子”是存在的，这已经算是我们心目中的“正儒”了。由“正”而“伪”的过程，是需要好好研究和好好辨析的，这样一来，就要耗掉现代人最宝贵的东西：时间和耐心。

“伪儒”的产生，许多时候是有人故意为之；但也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人云亦云；或者心诚不灵，在认真寻觅的道路上不自觉地走偏了。这都在所难免。一些为统治者效力的知识人，他们会仔细排除对上不利的“孔子”，专门择取可供统治者所用的“孔子”。而统治者本身，只会倾心推动制造“伪儒”的行动，他们对学术本身没什么兴趣、对孔子没什么兴趣，只对怎样使用学术和孔子大有兴趣。

一般的读者不受切身利益的牵扯和左右，能够不偏不倚地读到真实的孔子吗？也很难。这里还有一个能力的问题。拂开各种干扰，包括那些“大读者”的声音，也就只能靠自己了。可是要具备这样的辨析力、眼力，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们离开现场的时间太久了，无法望到那么远。

读取是困难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语言方式发生了改变，古人对物事的命名和称谓，更有其他种种，都与后来不同了。还有古人书写工具的不便，造成书面语的极度简约，这就让现代人读来觉得语焉不详。我们了解孔子，主要还是倚仗一部《论语》。秦汉之后形成的记录散见于一些书中，数量不够多，大多充满争议，也不足以采信。

孔子远在春秋，身影实在模糊，许多时候只能供人猜想。

即便是《论语》这部原典，后人理解中的局部争执也有很多。曲解、选择、强调、引申、转借、挪移，这些情形比比皆是。有时从局部看，某种解释并无大错，但通观全局就不一定了；那些从某个方向突出和放大的部分，常常对完整的、全面的孔子造成遮蔽。

孔子的言说既是时代的也是东方的，更多是属于感觉主义和经验主义。道德与伦理的知识化、科学化需要表述的完整链条，但《论语》已经建立的内在逻辑与理性关系，是十分确凿和坚实的。

古往今来，那些“大读者”对孔子有过许多精彩的论述，可是他们也有自己的侧重，有学术偏好，甚至有私心，有借此立言的“大志”。这一切都会有负面效果，成为求真的障碍。另一些诠释“大读者”的文字更是等而下之，它们会走得更远。每个学派都繁衍出一群，弟子后面仍有弟子。

学问一定有时代的印记，为时代所需。背时的学问是不受欢迎的，也难以存活。应时的学问虽然痛快，也更易接受，但是与求真求深的宗旨一定是大相抵触的。

每个时期的儒学研究大都为了“致用”，这既可理解又让人担忧。越来越没人做“没用”的学问，就会使学问偏向庸俗和虚伪。我们所警惕和厌烦的“伪儒”，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积累而成的。

“文章合为时而著”，这句话已成定论，对它的正确性却少有怀疑。如果都为了“合为时”，谁又来发出独立于世的耿耿之音呢？再问一句，只“合”于一“时”而有违于长久，这种“合”难道不是一种短视吗？

关于现代性转化

现代儒学研究进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后，强调“现代性转化”的声音增强了。“新儒学”为此做出了极大努力，可以说用心良苦，效果显著。从何发端、怎么“转化”？首先当然是认识到它原来就存在的“现代”部分，由此强化和提取，然后再融入现代。如果没有确认、没有认识到孔子的“现代”部分，只急于让其“转化”、为“现代”所用，这与历代的功利主义儒学有什么区别？

牵强附会，挪移借用，无非是沿袭那样的旧路。

“现代性转化”，这是一句没有厘清是非的含混之论。这里的重点只应该是“现代”，而不能是“转化”。它原本就有的元素，只需要指认和确定，而不需要“转化”。

事实上，只有一个现代人，才能看到一个现代的孔子。

几千年前的孔子，他的学说之中包含了“现代”元素吗？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如果不能确认，只想着怎样“转化”和“使用”，就是一种功利主义，就会做出可疑的、软弱无力的学问。“古为今用”，这不是今天的人才有的聪明，而是人人都想从“古”借力，本性如此。

想一想那些历代大儒，也就是前面说的“大读者”，他们做过的事情是相当了不起的，当年的“致用”之学，我们今天重复去做，也不见得能超过他们。但是细读那些著作，会发现它们除了“合为时”，除了使用，还有更多的学问功底和求真的诚实。也就是说，彻底排除功利主义虽不可能，却要尽到最大的努力，这就是为学的基础了。这也是一条及格线。

从董仲舒到二程，再到朱熹、王阳明诸儒，他们其实都在做一个工作，那就是“转化”。原来这是历代知识人的本职工作，并无新意。现代人真要超越他们，是很难的。欲要有所进步，应该从哪里着手？可能还是从非功利性这里。

儒学既是入世的学问，那么儒学研究就一定要入世，好像这才符合儒学的精神，才算得其精髓。可是这种“合为时”的“入世”，与孔子当年的根本追求一定是背道而驰的。今天，“入世”不等于追随时世的牵强附会，而是不顾功利得失的个人恪守。这种不可迁移的原则，才是真正的现代“入世”精神。

说到“现代性”，儒学有吗？换一个说法，如果不对其加以改造和嫁接，不做引喻和延伸，儒学本身有“现代性”吗？

这才是致命一问。

如果原本没有，任何改造和延伸都是徒劳的；而如果原本就有，那么只需将其拎出来，摆到明处和亮处就好了。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不就是这么单纯吗？

再问一遍，孔子的学说，严格讲就是一部《论语》，它有没有“现代性”的元素？

如果有，是其主要的部分、重要的部分，还是一点萌芽和因子？

如上之问都很关键。我们今天的人的确无法回避。说白了，孔子的伟大与否，全在于“有”“否”之鉴。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或者准确点说，其中的主要部分、核心部分，有没有“现代性”？这才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如果没有，仅仅靠我们去“转化”，即便费尽心思，巧舌如簧，也还是无济于事。

一些压倒性的顽固见解是，孔子是一个守旧人物，一般来说只能是“现代性”的反面，是与变革和前进对立的人物。从这样的人物身上挖掘“现代性”，那一定是徒劳的，所以除了用力“转化”，没有任何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