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里的苏东坡

今传苏轼书信一千三百余封，他的书信在文集里或称尺牍，或称书，还有些启、疏之文其实也是书信，只是带有公文性质，不像私人信函有更多的私密性。他的这些信写给亲人、师友、门生等，叙说自我的遭遇和心思，事与理交织，一事多说，内容重复也是常态。如他的“经学三书”就跟王定国、郑靖老、李端叔、苏坚等人说过。这些书信是苏轼文章成就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他人生的真切表白，这里选择了初居京城，流贬黄州、惠州、儋州以及北归五个节点，看他书信的自我诉说与人生情怀。

苏轼出川居京的仕途追寻

苏轼对王庠说，他少年时想逃窜山林，不意父母不许，又让他和王弗结了婚，这不合他的意愿。成年后他随父出川，赴京参加进士考试，在京城待了几年。人们很少关注苏轼出川居京这段时间在想什么、做什么，专门从书信的角度审视，别有兴味。

嘉祐二年（1057）春，苏轼中进士后，母亲程夫人病逝，随父回眉山奔丧守孝；治平三年（1066），父亲苏洵死在汴京，他和弟弟苏辙送父回乡安葬，同样依乡俗居丧；他的老师欧阳修从这一年开始，不断上书求退，先想不参与政务，第二年，62岁的他干脆请求致仕，以避与朝廷变法的冲突，直到65岁致仕成功。苏轼也因王安石变法，与新政不合，乞求外补，结果以太常博士直史馆通判杭州，开启了这一阶段任地方官前后十四年的生活。

嘉祐五年（1060），苏轼回京后为应制策，专心策论写作，同时给朝臣写信自荐。这一年，他给富弼丞相写信，感慨战国士人立谈即取卿相，他身为西南匹夫，至汴京求斗升之禄，有幸得欧阳修赏识，忝为制举之末，“所进策论五十篇，贫不能尽写，而致其半。观其大略，幸甚”（《上富丞相书》）。类似的话他还说过，如对曾公亮丞相说：“凡求于吾君吾相者都有所献，其文凡十篇，而书为之先，惟所裁择，幸甚。”（《上曾丞相书》）所谓的“观其大略”“惟所裁择”之说，实则是以策论让他人看到自己的为政思想和政治才华。

这一时期他写了策论，有策略、策别、策断，他深思极虑，率意而言：“以为自始而行之，以次至于终篇，既明其略而治其别，然后断之于终，庶几有益于当世。”（《策总叙》）这表明他的策略、策别、策断是有机有序的构成，策略是基本国策与忧思，策别是治国安民之方，策断则是除外患以定边之略。他早年好贾谊，与贾谊一样怀有天下忧思。贾谊给汉文帝上《治安策》，说天下事势可痛哭、可流涕、可长太息，慷慨陈词，欲救天下于危乱之中。贾谊气盛，苏轼比他和缓，但也直言：“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乱也。国家无大兵革，几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有可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此其有未测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盗贼人民流亡之祸，而咨嗟怨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乱臣割据四分五裂之忧，而休养生息，常若不足于用。非有权臣专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亲。非有四夷交侵边鄙不宁之灾，而中国皇皇，常有外忧。此臣所以大惑也。”（《策略一》）他没在忧思之际像贾谊一样捶胸顿足，但居川而怀天下。宋王朝治平时内有朝臣专权，外有强虏侵扰。他希望以涤荡振刷之势改革社会，清除弊患而御万物，故在《策略二》批评朝廷过于器重外虏，百官皆不胜任；《策略三》说，天下二患，立法有弊，用人有失，当今“欲纳天下于至治，非大有所矫拂于世俗，不可以有成也”（《策略二》）。还以治水设喻，说治天下当疏导，去故纳新，使水不壅塞。又以西汉王朝为例，说明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因此主张课百官、安万民、厚货财、训兵旅等。他给富弼丞相等人的信，有强烈的用世之心，那时他尚不得其用。

苏轼给富弼的信，称道他廉洁、勇敢、孝亲、忠君，堪称全才。但天下不妨让偏才效其偏，如廉而贫困的原宪，勇而敢斗的公良孺，孝而徇亲的曾子，忠而犯君的子路，如果富弼能居全而收偏，则是天下之全，“明公居其全，天下效其偏，其谁曰不可”。他还在《上王兵部书》里讲了韩愈笔下伯乐与千里马的故事，说有千里马技艺卓绝，天下莫有识者。如有善相马者立于五达之衢，见其形，闻其鸣，循其色，则千里马能尽其技。然后说自己自蜀至楚，舟行六十日，过十一郡、三十六县，见郡县之吏近百人，众口一词都说你王兵部贤能，一眼即识贤良之才。苏轼言下之意：王兵部是伯乐，自己是千里马，类似李白《与韩荆州书》的格调。李白在信中渴求时为荆州长史的韩朝宗引荐，慨言：“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苏轼则表现为另一种形式的傲气：“夫今之世，岂惟王公择士，士亦有所择。”（《上王兵部书》）他随后说自己过楚游魏，自魏无所不游，想到王兵部您，还是请您引荐为好，以免他日有憾，原本硬气的表白顿时柔和下来。

苏轼这一时期给与范仲淹齐名的韩琦写了《上韩太尉书》，告白“轼生二十有二年矣。自七八岁知读书，及壮大，不能晓习时事，独好观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自三代以来，颇能论著”。这话说简洁点，便是已察古观今，能以论著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希望为韩琦引荐。他又对刘侍读说：“轼远方之鄙人，游于京师，闻明公之风，幸其未至于公相，而犹可以诵其才气之盛美，而庶几于知言。惜其将遂西去而不得从也，故请间于门下，以愿望见其风采。”（《上刘侍读书》）这两封信都写在他居母丧之前，均扬人抑己，自陈鄙薄，以求见暗示求荐，或直接自荐愿为辅佐，以图用世。他居母丧回汴京后对王龙图说：“轼负罪居丧，不当辄至贵人之门，妄有所称述，诚不胜惓惓之心，敢以告诸左右。旧所为文十五篇，政事之余，凭几一笑，亦或有可观耳。”（《上知府王龙图书》）南宋程大昌说，唐人参加进士考试，一定会将行卷即自己的诗文事先献给主考的官员，苏轼献旧文以求用，类似唐人行卷。弟弟苏辙与他相向而行，有《上昭文富丞相书》《上曾参政书》等，亦献文求用。嘉祐五年（1060），苏轼得进士后本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辙授河南府渑池县主簿，二人为策试均未到任，参加策试后，苏轼、苏辙兄弟分别为三等、四等，苏轼所任也只是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苏辙则授商州军事推官，仕途初步如此。

虽说苏轼在居京时追寻仕途的发展，但母亲和父亲先后去世，母死的奔丧、父死的归葬，客观上影响了苏轼的仕途进程，他在王安石变法前始终官职卑微，因与王安石变法的龃龉，求外放所得也不过是杭州通判，与他策论表现出来的政治才略相距甚远。他在杭州通判任上多年，再转为密州太守，他在密州太守任上以《江城子·密州出猎》表达了“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报国意愿；又在《密州通判厅题名记》里说自己不慎言语，欲言则吐而后快，以致遭人怨咎。这一年他40岁。随后他去徐州、湖州做太守，在湖州因《湖州谢上表》引发“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在黄州，他答李端叔的信中说：“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譊譊至，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答李端叔书》）他说自己考的是“直言极谏科”求名以副实，故不惮直言。这番话是他对自己被贬黄州以前的人生总结，与上述给富弼、曾公亮等人的求荐信相照应，表明自己曾对仕途或政治的向往与追求。结果带来人生的重大坎坷，获罪差点丢了性命，想想自感可笑。

苏轼在徐州太守任上有信给宋寺丞说：少小求学，不过是记诵篆刻以追世俗之好，寡见浅闻，成人后渐忘，既不擅长吏道、法令、民事、簿书，也不喜欢做这些事，朝廷因其虚名，强其所不长，表彰其治徐州黄河水患之功，不过是贤大夫、仁友士所为。苏轼自己也是能干的，所到之地都有业绩为百姓颂扬，遗憾没在更高的社会平台施展才华就遭遇了“乌台诗案”。熙宁四年（1071）二月，他在《上神宗皇帝书》里冒天下之大不韪，猛烈批评王安石一系列新法后，说了下面这段话：“然而臣之为计，可谓愚矣。以蝼蚁之命，试雷霆之威，积其狂愚，岂可数赦？大则身首异处，破坏家门；小则削籍投荒，流离道路。虽然，陛下必不为此。何也？臣天赋至愚，笃于自信。向者与议学校贡举，首违大臣本意，已期窜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独然其言，曲赐召对，从容久之，至谓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臣即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状。陛下颔之曰：‘卿所献三言，朕当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独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这番话深富意味，他知道言出可能会遭到削籍投荒或身首异处，但念及以前给神宗皇帝进言，总得宽宥，让神宗即使想处置他也不能。因此他三月写了《再上皇帝书》，引《尚书·太甲下》的与治同道则国兴，与乱同道则国亡说，直斥“陛下自去岁以来，所行新政，皆不与治同道。立条例司，遣青苗使，敛助役钱，行均输法，四海骚动，行路怨咨”。他尖锐而刺耳的批评没有立马给自己带来咎殃，而是在湖州任上，因《湖州谢上表》有了牢狱之灾。晚年，苏轼撰《东坡书传》，在《尚书·洪范》里就“沉潜刚克，高明柔克”解说道，“臣当执刚以正君，君亦当执柔以纳臣”，这时候他流贬在海南，也许想到自己一生的遭遇，使这句话格外意味深长。

躬耕东坡获得三个新身份

苏轼身为一介文人，出御史台监狱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他在黄州给王定国的信中说过一句，朝廷有让他弃文从武之意，这也是对他的惩治。贬居黄州时，是他诗词文创作的高峰，有许多诗词文反映自己的生活与情怀，人们熟知的黄州赤壁“一词二赋”是典型的例子。还有他的诗《初到黄州》《黄州春日杂书四绝》等，词《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等，文《遗爱亭记》《记承天寺夜游》等。这些作品，学人讨论甚多，无须赘述。

在黄州，苏轼给章惇的信说，“轼自得罪以来，不敢复与人事，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与章子厚参政书》）；又写信告诉参寥，自己“谪居以来，杜门念咎而已。虽平生亲识，亦断往还”。不仅不给亲朋写信，连诗也不写了，“此已焚笔砚，断作诗，故无缘属和”（《与参寥子》）。还对李端叔说：“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答李端叔书》）北宋承前朝旧例，往往将获罪官吏贬至偏僻荒远之地，以受艰难生活的折磨，反省自新，节制不与外界交往。这大概是初到黄州的情形，心存余悸，不欲再言，不敢作文字，为己避祸，也为人避祸。而当时写信给他的人不少，他对赵晦之说：“某性喜写字，而怕作书，亲知书问，动盈箧笥，而终岁不答，对之太息而已。”（《与赵晦之》）类似的话他在《与王庆源书》（其二）也说过，因闲废，往来书信堆积如山，不宜回复故面对叹息，缘由自知。

有时客至，苏轼也托词不在，不想相见。但终究还是得见朋友，得回信或写书信，他在黄州与一百零九人有书信往来，少则一封（《苏轼文集》称“首”），最多的是《与滕达道》，二十二封。书信多说黄州风物、友情以及自己的生活。他对陈朝请说，罪废屏居黄州，与交游朋友断绝消息；给司马光写信，说自己愚昧获罪，谪居“穷陋”；给王元直的信中，将黄州这穷陋之地比作井底，自己犹如井底之蛙，身陷其中杳然听不到家乡和京城的消息。即使是彼此通信，也只是说些安慰的话，不关朝政。有人索诗，他说“所要新诗，实无一字、小词、墨竹之类，皆不复措思，惟于饱食甘寝中得少三昧”（《与李公择》），其后又忍不住重新操笔，像他出了御史台监狱，本已表示不再作诗，却又写了《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二首》，其一说“却对酒杯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后来，他仿效刘十五体的回文词四首寄李公择，即《菩萨蛮》“四时闺怨”；有《少年游·银塘朱槛麹尘波》送黄州太守徐君猷，《满江红·江汉西来》寄赠鄂州知州朱寿昌等。

苏轼和章惇是同科进士，早年很有交情。他贬到黄州后，章惇有信来，苏轼告诉他，黄州地方偏僻多雨，气象昏沉，鱼米柴炭很便宜，这样的环境与不得意被贬到这儿的人状态相合；又对文彦博说：“黄州食物贱，风土稍可安，既未去得，去亦无所归，必老于此。”（《黄州上文潞公书》）他那时对前途没有期待，无奈困居黄州，因日子还可过，想终老黄州，学陶渊明躬耕自食，姑且度日，还把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隐括成《哨遍》词，自称乘流乐天命，委心任去留。他最初的生活并不好，在信里告诉章惇，自己平生没有做过活计，薪俸所得随手就尽，没有积蓄，而当时苏辙有七个子女，负债如山，他只好布衣蔬食，随僧一餐。这随僧一餐是寄宿僧舍，随僧蔬食，就此有一时温饱，沐浴也在村寺；得闲则在小溪钓鱼，去山谷采药，聊以自娱。他还告诉王定国，自己身体尚好，黄州食物皆不恶，“每日饮少酒，调节饮食，常令胃气壮健”（《与王定国》）！他就地取食材，烧肉烹鱼，还写了《猪肉颂》《煮鱼法》，乐得记录一下他的生活状态。他说食猪肉实美而真饱，煮鱼羹以待客，客皆称善；又说“躬耕渔樵，真有余乐”（《答吴子野》），在这样平淡的生活中，他在黄州很快就获得了人生的愉悦，无需他人宽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