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围困的灯笼

穿过手掌和不安的睡眠

夜是如何滑进雨中

追逐着你被围困的灯笼

良心本身便包含了悲剧成分

我们不一定知道一件事物是什么，但知道它不是什么也是一种认知，有时甚至不失为深刻的理解。事实上，世上的绝大多数事物，对我们来说，都是如此，包括我们自己。

人的欲望——愿望——决定了他为何物，但我们不知道他内心深处最隐秘和真实的欲望是什么。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他显露出来的那些欲望，而这可能没有太多意义。除了掩饰和伪装，还有克制和自我审查，无论是从道德的角度，还是从社会要求的角度——社会要求并不必然地与普遍的道德观一致，尤其是在权力支配的情况下——以及生活艺术的角度。被长期压抑的欲望会被遗忘，但并没有死亡。它只是被遗忘了，随时等待被唤醒。或以另外的形式存在，化身为貌似不同的事物，以牺牲百分之九十的细节为代价，换取打了折扣的但仍然是实质上的实现。

举例来说，就如韩愈举过的，麒麟是我们从没认知的瑞兽。假如一只麒麟缓缓从林中走出，我们看到多少它身体的部分，那就是我们对麒麟到那时为止的所有了解。即便如此，这些了解不仅是有限的，还是未经证实的，因为我们看到的可能是假象，可能是幻觉，可能只是它希望我们看到的——假如麒麟具有如古人所坚信的神秘力量。

换到自己，我至今都不敢说，我究竟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说，我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被塑造成现在的样子，一半是自我的努力和选择，另一半是时代和社会环境以及偶然性强加的。

另一个已经确定的例子。父亲的一生，低于其期望和所能。他为我庆幸，是因为他觉得，我比他更大程度地自己掌握了命运，更多地实现了自己。所以在晚年，他越来越多地把自己投射到我身上，象忧亦忧，象喜亦喜。生命延续的过程，也是互相补偿的过程。我们都习惯了隐忍和坚持，但他的隐忍，生死攸关；我的坚持，一点心智游戏的快乐而已。

塔可夫斯基的影片《潜行者》，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彗星或是一艘外星飞船，坠落在一片宽阔的工厂区，那个地方从此被废弃，偶然闯入的人，没有一个生还。后来便流传一个说法：禁区深处有一个房间，历经艰险走进去的人，可以实现自己的任何愿望。有人说，这是外星智慧给人类的礼物，一个希望。也有人说，这是一个警告。

我觉得，说警告的人，看事更深：实现愿望未必是好事。有些事，我们觉得它好，是因为它尚未实现，或者从未实现过，假如实现了，很可能是丑恶和恐怖的。佛教在中国盛行之后，唐人讲了很多关于人死后入冥的故事，话题就涉及愿望的罪恶。我猜，基督教里类似的传说可能更多。

《潜行者》中让进入者实现愿望的房间太有吸引力，引得很多人冒死前往，结果并不意外，大都死于非命。政府因此派军队封锁了这个区域。所谓潜行者，就是熟悉路线，能够引导人们穿过封锁线，避开各种致命的陷阱，进入禁区的人。在影片里，有个绰号叫“豪猪”的前辈潜行者，高手中的高手。有一次，在通过禁区最危险的一段地下管道时，他存了私心，自己先不进去，让弟弟代替他进去，结果导致弟弟的死亡。他深感内疚，发誓说，此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挽回弟弟的生命。按规矩，潜行者是不进“房间”的。“豪猪”为了弟弟，最终进了“房间”。可是等他回到家，愿望实现了，他发现自己得到的，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一星期后，良心发现的“豪猪”自杀。

影片的意思很清楚：人以为他怀有的那些真诚乃至崇高的愿望，也许并非他真实的愿望，但他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等他意识到了，发现了自己的真面目，自我意识的偶像瞬间崩塌，自尊心和良心使他难以承受幻灭。在“豪猪”心里，发财才是真正的愿望。但他用拯救弟弟这样一个高尚的愿望欺骗了自己。“房间”让人实现愿望，同时让人认清了自己。

在电影里，潜行者带领作家和科学家进入禁区。塔可夫斯基说，作家这个人物，反映出人类生活在充斥着各种欲求的世界里的无比沮丧。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连机运都肇因于我们一时无法察觉的需求。作家前往禁区，为的是去面对“未知”，然而到头来，震撼他的不过是一个女人的忠诚以及人性尊严的力量。

在之前，同样是科幻题材的影片《索拉里斯星》里，塔可夫斯基已经对人的愿望和情感进行了近于宗教高度的探索。索拉里斯是一个海洋星球，它浮着泡沫的海洋表面，一刻不停地旋转。在星球上空的空间站里的三名宇航员，一个自杀，另外两个接近精神失常。地面指挥中心派心理学家凯尔文前去调查，可凯尔文自己也很快陷入同样的困境。原来，波动不息的星球表面，实际上是某种高度的智慧，它能感知人类最隐秘的愿望，并迅即以现实的形式将愿望“实现”。凯尔文因妻子之死内疚，在索拉里斯空间站，死去的妻子“复活”了，回到凯尔文身边。凯尔文明知妻子不可能复活，但也抑制不住一腔柔情。而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妻子”越来越像真正的人类，越来越像妻子哈丽，逐渐拥有——也许是学会了拥有同情等情感，以及理解能力。如何处置索拉里斯星无比贴心地馈赠的这个“礼物”，让凯尔文陷入两难之中，几乎难以自拔。

和《潜行者》不同，《索拉里斯星》极其深刻地表现出了人类情感的力量，使得道德和政治正确相形之下都变得苍白无力。难怪歌德会说，伟大的作品是以情感而不是理性为基础的，同样，对伟大作品的理解也必然以情感而不是理性为基础。也就是说，人类的本质，乃在情感的基础之上，这是最无从规范也最无逻辑可循的。

塔可夫斯基在其《雕刻时光》一书中谈到《潜行者》时还说：“人类天赋的良心使他们在行为与道德规范相抵触时饱受煎熬，如此说来，良心本身便包含了悲剧的成分。”说得真好。

如果为了方便言说，借用孔子的概念，可以简单地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的话，实际的情形常常是，小人肆无忌惮而为之开怀之处，正是君子的痛苦所在。同一件事上的两种作为，造成截然不同的两种情绪的后果。因此，韩愈说，君子之伤，君子之守。他们坚守的，正是塔可夫斯基所说的良心，因此往往导致悲剧。

愿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与欲望无异。也许在最初，便只有欲望。

因为欲望，我们各自成为自己。

一颗葡萄遇到另一颗葡萄

尼采说，一切存在者皆创造了超过自身的东西。对我来说，写作便是在创造超过自身的东西。它是时间上的超越，又是精神上的超越。库布里克的影片《2001太空漫游》，便以太空婴儿，即超人婴儿的诞生为结束。尼采说，精神有三变，从骆驼到狮子，从狮子到婴儿。骆驼负重奔向沙漠，狮子为自己夺得了“自由”，成为沙漠之王，婴儿天真遗忘，是一个新的、神圣的发端。库布里克或即取义于此。

不断消除内在的矛盾，不管是通过建立自信也好，是通过理解和宽容也好，总之是把世界重新纳入一条简单的轨道。

埃利亚斯·卡内蒂在著作中摘抄过一条拜占庭谚语：“一颗葡萄，当它遇见另一颗葡萄时，它就成熟了。”

葡萄的社会性在于，成熟就是不再孤独，即使在最孤独的时候。

忍受心灵的真正孤独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孤独是社会性的，不是精神性的。

大树枯死，风雨漫天的狂野因此无所遮拦。人类是习惯躲避风雨的物种，人类不习惯过于广漠的夜，尽管夜有时是温暖的。

被围困的灯笼

波兰作家斯坦尼斯瓦夫·莱姆说：“与其说天才的头脑是一盏灯，不如说它始终都能意识到周围的黑暗。而其典型的懦弱之处就是，它只沉浸在自己的光华中，并尽可能地避免向界限之外张望。”

昨晚梦到行走在深夜的僻巷，街灯斜照，细雨如丝。准备跨过十字路口时，看见远处悄无声息地走来一条巨大的恶狗，惊恐之下，赶紧躲进路边停着的厢型车的阴影里，然后趁着狗转头看向别处的一瞬间，弯腰跑过马路，跑到街道更黑的一边，最终避开了那条狗。

因此想起很多年前，还做过一个类似的梦：我独自在一个门外有小广场的电影院看电影。影院像广场一样宽大，足以容纳数千人，屋顶却十分低矮。带有黄色水痕的灰白色屋顶当头压下，像乌云压在一座即将沦陷的城市之上。从后排到前排的走道，是向下的长长斜坡。尽管夜已深，这里还是坐满了观众，空气污浊、温暖，使人忘记了季节。借着投向银幕的光线，我看见抽烟者呼出的烟盘旋升腾，一直升到屋顶，碰碎后再折回来，缓缓浸入观众的头发里。我坐在左边偏后的位子，挨着过道。孩子的尿液流了一道又一道，偶尔几股合流，水力稍强，把瓜子壳和甘蔗渣推到前面去。一些不安分的观众走来走去，踩着湿漉漉的水泥地面，发出呱嗒呱嗒的声音。

电影看了很久，应该快结束了。这使我隐隐感到不安，随着时光流逝，不安感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急迫。我盼着电影一直演下去，好在这里安安稳稳地坐着，就像坐在火车上，希望它永远不要到站，好像到站就是命运揭开谜底的时候，是角斗士和猛兽的赤膊相对，是荆轲徐徐展开地图，匕首就要现身的关头。外面陌生城市的世界，在一年最寒冷的夜晚，也许暗藏着莫名的危险。我不敢出去，但也知道，无论如何还是要出去的。再长的电影也有散场的时候。与其在紧张中等待，不如尽早面对。于是我贴着墙边溜出去，蹑手蹑脚，费了半天工夫溜出放映厅。当我把开了一道窄缝的边门轻轻合上时，还听见群众兴奋的呼喊声。

大门关着，但没有锁。我拉开门，走到门前的台阶上。暗黄色的灯光劈头盖脸，哗哗啦啦地浇下来，顿时把我罩在其中。广场上静悄悄的，不见一个人影。白天密如繁星的食品摊和宣传站，全被夜色驱尽。那时到处飞荡着口水，他们想用猪鬃刷子刷人的耳廓，直到刷出血来，把汤灌进去，满得再流出来，牙齿被饥饿和贪婪拉长，弯曲成钩子，但终究生了锈。我捡起一张红色的纸片，上面墨迹未干，印着思想家剔牙时挤出的格言。在广场对面的街上，成排的店铺紧锁门板，没有一丝光亮。街道向东西两边延伸，直挺挺的，渐渐没入沉稳的黑暗。

广场上十多盏十五瓦的灯泡从柏树顶上放出刺眼的光芒，我忍不住皱起眉头，眯了眼睛，抗拒灼目的光线。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小雨，带着秋天的寒意。随着雨，一些刚长出的嫩叶懒懒散散地落下，伴随着一些还没来得及开放也不打算开放的蓓蕾。我想不起来这是什么季节，可能什么季节都不是。有一阵子，我在惊慌中觉得感动和温暖，片刻之后，又在沉静中觉得恐惧和担忧。雨开始不动声色地变得密集，但依旧温文尔雅，带着耐心，带着无尽的同情心和救世的渴望。我拉拉想象中的衣领，拖着洗得发白的夹克和牛仔裤，走下台阶，走进雨里。我担心走不出这片城区，因为对这座陌生的城市，我什么都不知道。街会改变走向，广场也会扩大和扭曲。幸好我想起来，要去的地方走右边的长街，然后左转，拐进一条更小的街。那条街上有很多简单的小铺子，我的某个同学会从他父亲的铺子里探出头来，喊我的名字，让我在他家门前坐一会儿，另外的同学会在吃力爬坡的架子车后，一边帮助父亲推车，一边和我约好晚饭前去老城墙上玩。单位门外的阅报栏里，偶尔贴着我临摹的漫画。我画那些很丑的男人和女人，但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丑，那些暂时不丑的幸运儿又是什么人。

雨像几千道珠帘横在眼前，我不用掀起它们，径自迎头向前。珠帘悄无声息地断开，晶亮的珠子四下迸散，然后炸开，如雪般漫天飞舞。不等邻近巷子里的狗开始吠叫，夜色从四面八方向我围拢来时，我看见了一盏灯，细若萤火，在隔了不知多少条街的远处出现，被密雨重重包围。尽管那么微弱，我还是看得清清楚楚。一个同样独行的手上提着灯，越来越近，越来越明亮。提灯的人既不高大，也不强壮，穿一身褪色的军装，帽子被风吹掉了，露出白发稀疏的头顶。

雨在一重重地加重，但灯总是破雨而出，缓慢而坚定地靠向我。

我认出了那个人的面孔，那是父亲。

刹那间，广场、车站、电影院和残夜的雨，忽然消失无影。我终于能在浓荫遮天的树下坐下休息了。

一条街上的神秘

这幅一见难忘的欧洲画，也是一个关于街的梦。

一九一四年，意大利画家乔治·德·基里科，画了他那幅迷人的《一条街上的神秘和忧郁》。根据他的回忆，后来我们知道，这是在都灵。画面上，一个阳光异常明亮的午后，秋已行至深处，但阳光还是那么棱角分明。画的左侧，一栋双层建筑像列车一样绵延到画的尽头，沐浴在阳光里，底层是一排整齐的拱廊。街道浓重的金黄色，把两侧的建筑划分成明暗迥异的两个部分。右侧阴影里的建筑处于前景，给人突兀和庞大之感。前面停着一节空的货车车厢，后门敞开，一束不知来自何处的光照亮了车厢的内部。一个小女孩迎着阳光，推着铁环奔跑，长发向后飘起。在她前方，等待她的，是一个清晰的人影，可能是一座雕像，也可能是一个人。雕像被楼房遮住了，只有影子斜伸出来，铺展在街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