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院的父母
作者: 〔美国〕汤姆·惠伦天下着雨,又阴又冷,孩子和他们的爱人一定又开始为生活忙碌了,我们则蜷缩在后院的一顶小帐篷里。几十年前,他们过五岁生日,非要买这顶帐篷,又是恳求,又是撒泼,我们若无其事地买下,他们当然看得出我们这是在假装和他们很亲。儿童帐篷小,我们住不下,但孩子们也好,他们的爱人也好,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住在我们的房子里。房子并非我们亲手所建,而是靠的我们父母留下的积蓄,就像今天儿女享受我们的财富一样,只是程度稍轻罢了。总之,我们老了,他们永远年轻,永远比我们年轻。
搬到后院不是我们要求的,是他们的意思。他们只为自己着想,孙辈恐怕也是这样,可惜我们还没有见过孙辈。他们没有子女,可能吗?不可能!如果没有,我们就不会听到孩子哭,在我们的孩子度过牙牙学语,只会嘟囔、大哭、尖叫、撒娇的阶段之后,我们就再没听过这样的声音了。他们很小就学会了上述手段,他们的孩子也一定很早就学会了。毫无疑问,小孙子是不让来后院的,因为我们这样的人住在这里,即便想带带孩子,他们也觉得不称职。他们一定这样想:我们有什么资格做孩子的祖父母呢?从内到外都腐朽了的老东西,住在没有下雨就已裂开条条缝隙的帐篷里,只会更加腐朽。白天、晚上都有哭声传来,孩子不可能像舞台道具一样,是租来的吧?他们绝不会单单为了折磨我们就这么做。生孩子,让我们搬到后院,这样简便多了,未来得到回报的潜力更大。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
后院不是玩耍的地方,但他们小时候,我们一直让他们在后院玩,不要去前院。除了一样可能有恶劣天气,前院还可能发生其他不利于成长的事。比如,混混可能从街上走过来逗他们,问他们这个年龄还不懂的问题,我们也没办法得体地解释清楚。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孩子应该远离负面影响,譬如书里和生活中小贩和流浪汉的骗人把戏。对了,我们自己早早就把父母托给专业人员照顾了,我们相信这样对双方都好。
希望他们不要让自己的孩子去前院玩耍。我们的子女好像很喜欢在公开场合显摆孩子,却似乎不愿让父母见人。可以理解,我们老了,皱纹堆累,大不如前了:他们有牙齿,我们戴假牙;他们的子女还是孩童,我们的孩子已经成年。但这说不通啊,不管子女多大,父母永远是父母,直到去世或者去了比后院更远的地方。秋千架子不在了;菜园不见了,我们曾在这里和淘气鬼挖土,种胡萝卜、葫芦、莙荙菜,给他们唱有关得墨忒耳、狄俄尼索斯、阿提斯、阿多尼斯、奥西里斯和威耳比俄斯的神话歌谣;树篱也不见了,我们曾怀疑他们和邻居的孩子躲在里面玩禁忌游戏。可能他们烧了吧,因为觉得我们会像他们一样藏在里面。
但是,我们没有躲藏的理由,就是有,也没有那么多。大多数时间,我们都希望有人来看看我们,而不是只有那棵悬铃木上的鸟儿。树是我们多年前种下的,不同时节,总有乌鸫、麻雀、金翅雀、喜鹊或者哀鸽栖居其上。像这样的冬日里,树上的叶子早已落光,无尽的长空——若是能看得见天空——映衬着树干光秃秃的轮廓。最初被赶到后院时,我们站在树下,想着他们是不是希望我们在这里为自己挖好坟墓。如果是,用什么挖呢?用手吗?没有铲子,甚至和水桶成套的玩具铲也没人给一个。哦,帐篷里倒是有几本旧书,哪里来的,不知道,要么就是忘了。一顶帐篷,时不时送过来的食物,就是我们拥有的一切。
当前我们“急迫”的问题,除了子女不孝,还有天气。“急迫”这个词我用对了吗?想查一查都没办法,后院没有网络,没有工具书,没有电视,只有一些废报纸。这些废报纸真是让人恐惧,我们不再确定当年要孩子是否明智。我们试着不去后悔,不去想那么多,但有些时候不得不想,想酷暑寒冬的恶劣天气要如何应对。除去冬天和夏天,还有什么季节来着?记不得了,但我们相信总会想起来的……秋天和春天。瞧见了吧?往事如烟似梦,眼前报纸斑驳,不禁让人怀疑生而为人的价值。不过接着我们又自问,鸟儿是否会因为生活环境不断恶化就产生类似的怀疑,想着想着开始笑自己缺乏信仰。我们希望笑声长久、希望常在,但是……
这顶儿童帐篷是多年前送给他们的生日礼物,已经说过了吗?他们在里面没有玩多久,邻居的孩子倒是和他们一起住了几晚,但也就几晚而已,他们连我们都信不过,更不用说邻居的孩子们了。朗达、列米佐夫、蕾哈娜、莱尼、吕沃波夫,还有丽埃娜,我们是看着他们长大的。他们后来搬走了,又有新的邻居搬来。我们记得那时候孩子们骑儿童踏板车、三轮车、自行车,有人撞到了头,有人摔破了膝盖;我们记得他们玩球时的样子,投球,踢球,用棍子或者拍子击球;我们记得那个塑料“游泳池”,孩子们在里面泼水喧闹。我们记得月光下他们映在草坪上的身影;记得曾经对着洗衣盆里反射的阳光沉思,把日食的秘密讲给他们听。我们记得萤火虫,也许是萤火虫吧,可能只是给他们读过有关萤火虫的读物,或只在收音机上听到过这种昆虫,即便没有记错,那也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记得悬铃木下的树叶在雨中发霉的味道,记得暴风雨——尽管记不太清楚了——就像现在这样,垒球大小的冰雹不断击打着帐篷,啪啦,啪啦,帐篷还能禁得住风雨,我们却早已精疲力竭。
让我们在外面忍受风雨,究竟是教育,还是惩戒?二者兼有不太可能。对了,我们从没有让他们在寒冷的室外淋过雨,年轻做父母还不太称职的时候也许有那么一两次,顶多五六次。我们知道他们怕黑——头顶的夜空,身后紧锁的房门——决定就这么吓唬吓唬他们,不必动手了。这样隔离与黑暗的惩戒能起到威慑作用,将来他们就会少犯错。但他们就是不长记性。当然,我们很快就让他们进屋了,抹去他们脸上的泪水,用烘暖和的红色厚毛巾擦干他们的身子。我们就这么惩罚过他们一次,并非经常,尽管脑海中回想当时的场景,我们不知如何才能得到解脱。那些画面里,寒风瑟瑟,暴雨肆虐,雷声隆隆,好似许多如山的巨人在击打参天大树。
我们承认自己不一定是最好的父母,也承认犯过错误,但三床毯子、两个枕头实在谈不上舒适,这顶帐篷即便一个人住也不够大,更不用说两个人。好在大多数日子里,我们还可以给帐篷通通风,我们的身体难免会有味道。
当然,还有更糟糕的去处。就在那条阴暗走廊的尽头,有一个给垂死之人准备的房间。那里比现在孩子安置我们的地方更糟糕。我们知道,是因为在那里亲眼看到自己的父母揪毯子上的线头,走过人生最后的光阴。这不是他们想要的结局,事实上他们曾签过遗嘱,不希望这样度过最后的时光。但必须指出的是,当时政府没有给我们任何选择的余地,政府为了维系自身而不断扩大管辖范围,本该照顾的老人,最终却让他们痛苦不堪,饱受折磨。我们是可以和政府理论,但事实上我们不愿意。尽管身体状况——可能心理状况也一样——不允许我们发挥,但我们有信心,即便在法律的法庭上不能赢得官司,以消除生命最后时光的恐惧,但在情理的法庭上,我们一定可以获胜。不,政府不会允许拔掉维系最后生命的管子的,却会允许子女将我们赶到后院住。基于以上和其他种种原因,即便有机会,我们也不愿同政府机构和相关代表见面。
从帐篷开口的缝隙中,我们看到冰雹落在地面上反弹起来,就好像落在了蹦床上。我们不禁回忆起孩子们当时央求买蹦床的情形,我们当然满足了他们的愿望,不想让他们失去实现梦想的机会,万一他们想成为蹦床运动员呢。事实上这只是我们的臆测。最终,蹦床被丢弃在后院的中央,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帐篷所在的地方。蹦床买来后的第一周,他们上去试了试,眼睛瞪得老大,不是因为兴奋,而是因为害怕。我们只好亲自上去跳,尽量让他们觉得这个东西既有趣又安全,事实上我们也不这么认为。蹦床丢在那里半年,上面落满了悬铃木上落下的枝叶树皮,还有种子球,之后就被放到地下室去,无人问津了。这就是养育子女,尽管不是全部。养育子女包括很多东西,本身就被认为是一种回报。对于这一点,我们并不否认。我们认为生儿育女是高贵的事情,难道错了吗?难道生儿育女不是人类物种存续所必需的吗?难道我们不应该执行生物的繁衍指令吗?兔子会决定不繁殖吗?明白了吧?倒不是说我们是兔子或鸟儿,尽管我们住在后院,常吃他们送的胡萝卜擦碎做的沙拉,吃得够够的。
这些回忆让我们想起还没有人给我们送晚饭,中午就没送了。我们是犯了什么自己没有意识到的错误了吗?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就观察父母,发誓不会像他们那样教育孩子,比如每天都要有《圣经》课,现在我们只记得一些奇怪的名字,哈该,撒迦利亚,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完全记不得了。现在我们在想会不会是我们错了。我们也许应该像我们的父母一样给他们读《圣经》;也许我们应该坚持让他们参加自己选择的宗教仪式,直到十四岁,而不是七岁。我们想起了许多名言名句,但没有在他们送衣物和饭食时背给他们听,也没有自己背来听,比如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还有上帝说:“我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
我们怕孩子们吗?不,我们怕气管切开术,怕人工进食管,怕天花板上垂下来的电视。我们害怕护士,不怕血管破裂。我们怕不尽责的医生,不怕阿尔茨海默病。我们怕冰雹变成的冻雨,不怕雨打帐篷的声音。我们自言自语:一次一个季节,我们先要熬过冬天。从他们送饭用的报纸上,我们读到一些故事,不知是否该感到诧异:石头从海里出现,石头从天上落下,种族灭绝,强奸,酷刑,还有不少人饿死。但是,尽管毯子不足以让我们在冬天足够温暖,我们知道春天终究会来临,即便现在冻雨已经变成雪花了。
应该感到诧异吗?我们无声地问彼此,然后试着向前爬,每爬一步都要痛苦地变换姿势,体内的老骨头在磨破的外衣里咯咯直响,两个人的头从帐篷的缝隙里探出。不到二十米以外的房子里一片黑暗,寒冷的空气让人为之一震,顿时有了精神,树枝和屋顶上都覆盖着白雪。我们要告诉他们忘记告诉他们的事情,这些事十分重要。我们要讲出来——我们的处境,我们的政府,我们的记忆(忘记的东西早晚会想起来)——它们会和这个世界的美与丑融为一体,我们也就能利用我们残存的力量尽父母的职责,然后便永远卸下这个责任,等待死亡的到来。我们唱着老歌,感谢上帝,风停了,我们向房门爬去,在身后的雪地中留下一串老鼠跑过般的印记。他们曾经站在这些台阶上,这个门槛上,这扇门前,他们渴望进门,但就是进不去,因为太矮够不到门把手,或者因为我们想让他们在外面等得更久一些。至于原因,他们那个时候是不能明白的。也许将来他们会懂,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忘记了惩罚他们究竟是为了什么,也不记得想让他们汲取什么教训了。
惩罚过之后,我们允许他们回到室内,用壁炉边上烘热的毛巾给他们擦干身子。已经说过了吗?我们从来没有对他们说,罚在他身、痛在我心,这不是事实。有些夜晚,我们听他们唱从电影中学来的歌曲,那些我们让他们独自去看的电影。有时候我们让他们尽情吃爆米花、喝可乐。我们带他们去游乐园、动物园,付钱让他们上跳伞课、约会、参加舞会、买电子设备,送他们上大学,就是希望当我们需要有人想起的时候,他们不要忘了我们。
那个时候到了吗?可是如果已经到了,他们去了哪里?当然,他们不会把我们送到走廊尽头我们父母度过最后日子的房间里。帐篷、雪花、寒冷,还有他们出生时我们种下的悬铃木,有这些已经算不错了。在那棵悬铃木上,春天到来的时候,麻雀会交配,会争吵,然后为它们的子女腾地方。
(申军: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