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情愿的侦探

这一开始是个税务欺诈的花招。好吧，用语言稍加粉饰的话，这叫避税结构化。我想，爱德华舅舅会更喜欢这样的叫法。

我起初跑到英国来，是因为爱德华舅舅。我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爱德华舅舅也是，但他在还算年轻时，搬到英国定居下来，我不知道是什么吸引他去的。他迁居英国的事发生在好久以前，那时我都还没出生。我今年二十六岁。我从未见过舅舅，不过我常给他写信。确切来说不是写信，我们是在以往来邮件的方式下国际象棋。我们玩的时间超过十年，所以尽管我根本不认识舅舅，却感觉十分了解他。通过一个人的下棋风格，你能深入了解这个人。看看象棋大师阿纳托利·卡尔波夫的下棋风格，你就能想象出他的面容——都是不露声色。

但这只是题外话。我是爱德华舅舅唯一的子侄辈亲属——他从未有过儿女——而从我出生起，舅舅就与我家保持联络。他和他的妹妹，也就是我的母亲，相当亲近，我在生日和圣诞节时总是能收到他的礼物，这给那些日子增添了一些异国感。后来舅舅从我妈那儿听说我已经开始用他送来的国际象棋下棋了，他就直接写信给我。我俩的往来就此开始，直至舅舅过世。甚至在我读大学的那几年里，我们也通信对弈。大学毕业后，也是如此。那时我逐渐意识到，我不想当律师，无论我爸说什么（他说，即使我不知道自己真心想做什么，律师也是一个有用的职业，一条不错的退路），我都不想当。

爱德华舅舅过世时，我很难过。舅舅是我人生仅有的几个支点之一，无论我身在何方，无论我把余下的人生过得多么糟糕，舅舅都能给我一些沉思的时间。

当我获知爱德华舅舅在遗嘱中给我留下遗产时，我惊呆了。

我继承到一座位于英国的房子，还有一小笔每月从美国汇给我的收入，差不多足够过日子了。

起初，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是卖掉房子，还是做别的处理。然而，在考虑这件事时，我突然想到，假如我认为我能从对弈中看出爱德华舅舅是怎样的一个人，那么兴许舅舅同样能瞧出我的底细。或许，他是在建议，我在英国住上一段日子会对我有好处。我确信舅舅从我妈那儿知道我在各方面都有点吊儿郎当，因为他俩一直有书信往来。妈妈仅有一次向我引述过舅舅信里的文字。那时我问我妈，爱德华舅舅为何在英国生活。妈妈说，舅舅曾在信里写过“大不列颠是世上仅剩的最接近文雅的英语国家”。“你舅舅从来都不大擅长语言。”妈妈事后说道。我越想，越觉得搬去英国是个好主意。我决定不妨试一试，于是我就来到了英国。

在英国待了一年左右，我才有了这个税务欺诈……避税结构化的点子。事实上，这是唐出的点子，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之后发生的一切都要归因于她。

唐是我交的女朋友。她十分文雅。假如她是爱德华舅舅所指的“文雅”的话，那么我就能更好地理解舅舅为何要在英国度过一生了。我也可能，不过我没有想太多。

我到英国大约六个月后，唐同意搬进来与我同居。我们住在我继承的房子里，靠我的收入过日子。这给了我们许多享受生活和思考人生的时间。我们不完全是美国人口中的“家里蹲”，因为我们打算搞清楚想做什么工作后再开始。但是，假如不需要仓促做决定的话……规则不是我们定的。

我发现，我早已说得好像我要一辈子都蹲家里了。不过，这也不是最糟的生活。

结果是，我们也干了一些勉强能称为工作的差事，虽然严格来说是意外之举。这篇小说就是要讲述这件事。

好，大致明白了吧。我跑到英国来，拥有了一座房子和一笔收入。六个月后，唐和我成了同居情侣。六个月后，我们意识到尽管我每月的收入称得上宽裕，但假如有多点钱在手上，也许就能多尝试一些不错的事。

比如买一辆汽车。不用时髦，只要开得动就行，那么我们就能开车到英国其他地方看风景了。

我有没有告诉你们，我现在在哪里？是萨默塞特郡的一个小城镇，名叫弗罗姆。（顺便提一句，当地人的发音与布鲁姆押韵。）这座小城镇很漂亮，位于英国一片景色秀美的地区。但英国还有其他地方值得去看看。是的，起初让我们开始琢磨的原因是我们考虑买辆汽车。

实际上，是让唐开始琢磨。是她想出的鬼点子。

她的点子是这样的：如果我做个小生意，作为一名自雇人士，我能把我俩的许多花费当作必要的业务费用扣除，从而在税款上省下不少钱。我俩住的房子有一部分充当办公室；所以要扣除相应比例的不动产税、暖气费、维修费和保险费；让唐担任我的秘书的话，甚至能扣除一笔她的薪水。还有我的业务车辆的所有开支。

唐构思出整个计划，而且毫无疑问，省下的钱够买一辆汽车。随着计划的进行，说不定还能多出一些钱。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应该做哪种小生意。这也是唐出的点子。呃，并非所有点子都一定是聪明的点子。

我做起了私家侦探的生意。你瞧，在英国当私家侦探不需要任何类型的执照。而且我得承认，“私家侦探”本身就附带一些令人愉快的荒谬感，我俩很受用。想想看，在弗罗姆当私家侦探，多有意思！

当然啦，在这种小地方当私家侦探，有客户找上我们委托业务的可能性为零。

以上就是我俩的主意。我俩不希望私家侦探事务所生意火爆，确切来说，我们希望根本没活干。我们想要的是缴税时的扣除项。正如我提到过的，这是一种税务欺诈。

于是，我买了一本记事本和一支钢笔，还有一块小招牌，挂在我的房子前面。招牌上写有我的姓名，下面写着“私人征信员”，那是英国这边对于私家侦探的叫法。

就这样。

没有打广告，没有列入电话黄页。

也就没有生意。

我们买了一辆小小的黄色迷你汽车。生活如计划好的那样，计划简直像符咒一样灵验。

但这些都是暂时的。

那天是星期二，我清楚记得，是因为我那时在读《卫报》的篮球专栏——我试图保持我在美国时的一些旧爱好——突然门铃响了。大约是上午十点钟。我觉得也许是抄表工来了。唐出门探望她母亲去了——我在这儿没有半个亲属，而她有许多亲属。

门外站着一个面色蜡黄的小个子男人。我想他大概属于普通身高，但我是个笨拙的高个子，大约有195厘米高，所以我看别人时视角是扭曲的。男子穿着夹克，系有领带，神色悒悒不乐。

我心想，既然不是瓦斯抄表工，那他也许是一名地方政府官员。

“你是赫林先生吗？”他问道。

“是的。”

“我可否与你谈谈话？”

“关于什么？”我问道。

男子短暂地看了下挂在门旁边的招牌。招牌很小，就算你知道它挂在那儿，都不一定能看见。“你是私人征信员赫林先生吗？”

我突然明白过来，男子过来是要找私家侦探办事。我目瞪口呆，开始打哆嗦，然而我不知道他是否注意到了。

“是的，是的，当然是。”我说，“我是弗雷德里克·赫林。请进。”

我领着他到客厅。客厅没什么可看的，称不上是侦探办公室，就是一间名副其实的客厅。

我请男子坐下。我不知该说些什么，但男子先开口了。

“我叫古德里奇。”他说。

“你好。”

“我不知道我该不该来这儿。”

“迈出这一步不容易。”我说。

“确实不容易，”他说，“确实。”

“哦。”

“我是马利-霍姆斯-阿斯奎思事务所的一名事务律师，但我想找人为我调查一件私事。”

“我明白了。”

“你平时做那类调查，对吧？”

他看着我，眼神里透着一丝刁滑。我突然产生了怀疑。

你瞧，唐和我早已聊过，假如真有人过来找我们办事，我们要怎么做。我们会直接说，我们业务太忙，接不了这个案子。但我眼前这个男子有些不对劲。我猜想，他或许是堂区俗务委员会的官员。我另外有了一个想法：他也许是某个税务所派来的，是要稽查我们。

情况是这样的，在我们提交的所有报税表格中，我们总是列出开支费用，却从未有过任何收入。这样当然看起来很古怪。但经济不景气，我们想当然地以为我们上报的金额相对来说都如此之小，没人会注意到。

但是，当你认为你正在受到稽查时，你会突然间感觉到一股寒意，害怕受到指控和起诉。

“当然。”我说道。

唐回到家发现我接了一个案子后，很不高兴。但我解释了我的担忧，她也就接受了这个既成事实。

“事情是关于他的姐夫奇佩沃斯的，那人是个骗子。”我说道。

“奇佩沃斯……”唐喃喃自语。她是在思考。她在弗罗姆住了一辈子，认识许多人。

“他有一家制造床具的公司，就在开发区里。品牌名叫作‘高枕无忧’。”

“哈哈。”

“你知道这个牌子？”

“高枕无忧牌嘛，知道。”

“这个古德里奇说他的姐夫奇佩沃斯放火烧了工厂旁边的仓库，借此获得保险赔付。”

“我读到过火灾的新闻，”唐说，“但不知道是故意纵火。古德里奇是怎么知道的？”

“他说奇佩沃斯昨天吹嘘他刚收到一张超过三十万英镑的支票，这笔钱是他没法再贩卖的床具的赔偿金。”

“老天哪。”唐说，“但古德里奇为什么不去报警？”

“因为那不是他试图解决的麻烦事。”

“哦。”

“他担心的是他姐姐。奇佩沃斯是个骗子，很危险。他想让姐姐与奇佩沃斯离婚。”

唐抬起头。

“但他姐姐不相信保险欺诈的事。”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古德里奇想要我们证明奇佩沃斯有个情妇。假如我们能查出来，那么他姐姐会与丈夫离婚，会安全无虞。古德里奇确定他姐姐不管怎样，到最后都会离婚，但假如是姐夫出轨导致的，那么至少他姐姐在钱上就不用愁了。假如他等到奇佩沃斯干的勾当东窗事发，那么可能连带毁了他姐姐。”

“哦。”唐说道。

“我答应了试一试。”

她点点头，再看着我，我也看着她。我俩在想同一件事。我说：“我们现在究竟要做什么？”

我们得要装装样子。第一个要装的样子是寻找奇佩沃斯，辨认他的模样。

那不难办。古德里奇先生已经给了我一张照片，我俩决定在工作日快下班时，守在高枕无忧床具公司外面。这不是一家大公司。下午5点半后，我们数到大约二十个人走出了公司。奇佩沃斯是最后一个，上了一辆车牌以B开头的福特新锐轿车。

“行啦。”唐说道，“他在那儿。我们现在怎么办？”

“开车跟在他后面吧。”我说。

于是我们跟踪了他。他径直驶向普罗汀斯住宅区的一座房子。他将汽车停入停车道，下车，走向前门，下午5点48分时，一个女人为他开门。然后，奇佩沃斯迈进房子，关上门。

若不是这个女人就是他的妻子的话，我们就已经了结了这个案子。

唐和我坐在车内。

“起码我们现在知道了他的车牌号。”我在过了十分钟后说道。

但我俩很快就精神委顿。

过了半小时后，唐说道：“这样毫无用处。我们要做什么？整晚都坐在这儿，没有半点食物，什么都没有？”

我俩略微考虑处境之后，决定去餐厅买点炸鱼薯条。侦探也得吃东西。

我们回来时，奇佩沃斯的汽车已经不在了。

次日早上9点，事务律师古德里奇打来电话。得知我没有任何进展要报告时，他似乎挺生气。

我解释说，调查并非总是进展很快，我们着手调查还不到一天。

但古德里奇知道奇佩沃斯前一天夜里外出了。他那时致电给他姐姐，她告诉了他。

“如果你想亲自做监视工作，”我说，“请直说。不然的话，把活留给我们。”

他深吸一口气，说声道歉——我觉得他的道歉无法让人信服——然后我们挂上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