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上戏剧

2024年5月26日，随着最后一部戏的结束，南京大学（以下简称“南大”）第二届新生戏剧节“奋进·先声”圆满落幕。4部实景沉浸式小戏，12部“大先生”戏剧展演，从编剧、导演再到演员，都是和我一样的大一学生。舞台上场灯亮起，作为学生编剧和导演的我走出剧场。3个月前，从未想过，作为一个缺乏戏剧理论和实践能力的大一新生，我竟然能带着一群几乎没有舞台表演经验的同学，完成《来了就好》《黎明前的情书》这2部剧本的创作和3场对外演出。

第10稿

虽说我是戏文专业的学生，但南大戏文专业的剧本创作课程安排在大二学期，对于刚读大一的我来说，前期编剧是个不小的挑战。

我编剧的第一部作品是《来了就好》。这部作品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978年，在匡亚明校长的主持下，著名古代文史学家程千帆先生入职南大，立志在南大传承古典文学学脉、振兴南大中文系。来到南大的第一天，葛归洲教授邀请程先生看望匡校长以表达对校长知遇之恩的感激，却受到了程先生礼貌拒绝。

因为这是一部历史人物剧，我能依靠的只是多读史料、多揣摩人物心境，还有最重要的，向永远热心的老师请教。我翻看《闲堂书简》《桑榆忆往》，阅读程先生回忆匡校长的文章，再对照《程千帆沈祖.年谱长编》一点一点确认史实，我尝试走近那个时代，还原先生们的交往与生活。

完成第一稿后，我将剧本呈送给76岁的文学院教授陆炜老师看，他回复：“看卢璇，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影视文学专业2023级本科生了剧本，还差得远”。

当天两个小时的课程结束后，陆老师搬了把椅子，请我坐下。他站着，又给我讲了2个小时。他先帮我梳理匡校长请程先生来南大的原因，再告诉我匡校长的为人，告诉我程先生如何对待学生，他的学术主张是什么，他学生的研究方向是什么，以及他在晚年如何对待人生。

“那时候，程先生感到自己老了，就希望能用尽每1分钟。”说着，陆老师从包里摸出香烟，“其实我现在也到这个年龄了，很多东西都要忘记了，很快就会累了。”他喝了口水，向外走，“我先到外面抽根烟，你再想想别的问题。”。

2根烟，4个小时。他讲，我听。

再一次琢磨陆老师一开始的批评，琢磨程先生的看似“不近人情”，我写下新的台词：我要是特地去感谢匡校长，就成了程千帆和匡亚明两人个人感情的来往。匡校长请我来南大，不是为了我程千帆，而是为了南大。

写到第4稿时，我的辅导员胡豪老师帮助了我，他也是文学院的学长、《程千帆沈祖.年谱》一书的责编。他拿着我打印的剧本，逐句逐字阅读，和我确认史实信息、语言表达。

当剧本修改到第9稿时，我们剧中的一位演员找到了程先生在85岁时朗读诗歌的录音。点开录音，我听到程先生沙哑但抑扬顿挫的声音，仿佛看到了程先生站在舞台中央，面对观众，高高兴兴地朗读自己研究了一辈子的诗歌。这就是我在听到录音之前就设计的情节啊！我确定了终稿。

因为有创作《黎明前的情书》的经验，加上有非常专业的赵超和徐顺璐老师的帮助，在排《来了就好》时，我们的工作效率更高了。

最后一次排练时，指导老师向我们竖起了大拇指，“剧本写得不错。”

我笑了，第10稿了。

流动自由的舞台

如果说《来了就好》塑造的是有着丰富人生经历的大先生，那么《黎明前的情书》则塑造了处于革命年代的我的同龄人——雨花英烈，它取材于南大校友成贻宾的传记。这部作品讲述了成贻宾在英勇就义之前和未婚妻彭毓芬的诀别。

编写这部作品源于我在雨花台做讲解员的经历。在阅读《成贻宾传》，翻阅成贻宾与师长、同伴、爱人来往的信件后，我心中的角色是一个具有赤忱信仰和火热爱情的年轻学生形象。

在这部剧首演前夕，我请文学院的王安邦老师为我们做指导。他坐在排练厅的活动椅子上，沉默观戏，我心里很忐忑，因为不管如何丰富人物，这台剧依旧是主题明确、思想确定的作品，少了戏剧应有的“自由”。当演员说完最后一句台词，我紧张地看向他，他站起来，思考片刻，开始上手修改。

原本三幕的“现在、过去、现在”的结构被打破，40年后的表演贯穿全剧，改成了“多场次”，也可说是“无场次”剧，场和场的界限消失，舞台逐渐流动起来，节奏快慢变换增多，能量更加饱满。

更重要的是，王老师让我思考，剧中女儿的作用。难道仅仅是配合妈妈讲述故事的功能性人物吗？

是啊，年轻的女孩就像涉世未深的我们一样，大概很难理解那个时期的爱情，她不能明白妈妈说的“青春的遗憾”是什么。

为把这些心理舞台化，我设计了新的舞台布置。老年彭毓芬家中，年轻的彭毓芬静静地跪在后方，沐浴着黄色的舞台光。她是老年彭毓芬想象的形象，她的“跪”，是一份等待，是一份遗憾。老年彭毓芬可以看见她，观众可以看见她，但是女儿看不见。她会问：“妈妈，你在看什么，我怎么什么也看不到？”当妈妈讲完尘封了40年的故事，戏剧在女儿的台词中结束——“妈妈，我好像看到了，我好像明白了。”

更改过后，演员们表演流畅，感情真挚，我也被打动。我理解一切的调度都源于动机，我从人物行为而非舞台观感上去排每一个站位、起身。让舞台开始流动，正如王老师教我的那样。我安慰演员们“都是小变化”，但是心里清楚这是整个结构的重置。我问演员们，有没有自信用这个最新版本？他们回答没问题。

排练时，演员们常常说“谢谢卢导”。但是对于第一次做导演的我而言，我真的很想说“谢谢演员们”“谢谢我的老师们”。在此之前，我关于导演的仅有的一点理论知识全部来自导演理论实践课程。

首演之日，我站在侧台，看着自己写《来了就好》演出剧照的戏被搬上舞台，收获全场观众3次不自觉的鼓掌。我知道我们做到了。

戏剧的治愈功能

一个剧本改多少次可以排练呢？一个剧本排多少遍可以登台呢？一部戏剧演多少遍算成功了呢？赵超老师告诉我，在世界范围内，演出次数最多的剧目是《捕鼠器》，该部戏剧自1952年首演以来，已经演出了2万多场。但它的成功并不一定与演出场次画等号，成功也不一定要有特别完美的剧本和精湛的演技。戏剧演出本身就有治愈功能，无关年龄、无关专业、无关身份阶级，在剧场，随着台上之人“无故而喜、无故而悲”（汤显祖语）。

我不会再去数这是第几版的改稿。

我不会再记录这是第几次的排练。

我只记得演出前夕我和演员们一起流下的眼泪，记得演出结束时全场的掌声，记得程千帆先生的女儿程丽则老师的笑颜。

戏剧从来不只属于某一专业、某一个年级。

戏剧教育也不会只局限在几个学校。

从这里，我爱上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