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碑刻,石墨镌华

碑刻是作为纪念物或标志的竖石，其上镌刻文字，一笔一画，一字一行，深嵌入沧桑的斑驳石壁间。傲立三山五岳之巅，悬临江河湖海之畔，从北国荒原上的崖壁，到江南园林中的亭宇，碑刻艺术的身影遍布中华大地。其中，苏州的碑刻以数量之多、内容之广、书画之美、镌刻之精而最为大家知晓，据不完全统计可达三千余通。与之相辅相生的苏州碑刻技艺，既精细写实，又文雅写意，形成了独有的艺术风格，是文人艺术与工匠技艺结合的典范。

苏州碑刻的由来

碑，原指立在宫殿、陵墓或寺庙中记事的石块，由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中国古代碑刻在不断发展中，形成了刻石、摩崖、碑等多种类型。

苏州碑刻追溯起来肇始于魏晋时期，据史料记载，汉代有《外黄令高君碑》，三国时期有《孙王墓隧道碑》，晋代有《天台五百尊者图碑》等。宋元时期迅速发展，尤以明清碑刻数量最多，其门类齐全，题材广泛，形成了独特的碑刻文化。苏州今见于著录的碑刻，仅宋刻就有五百七十余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四大宋碑——《天文图碑》《地理图碑》《平江图碑》《帝王绍运图碑》。

历经元代至明清，苏州碑刻达到鼎盛，具代表性的有苏州工商经济碑刻、名贤士像碑刻、书法碑刻、农业碑刻、政府公文碑刻等，涉及政治、经济、地理、民生、人口迁移、世系谱牒、思想意识等诸多方面。其中，书法碑刻制作是苏州碑刻技艺中最突出的代表，在中国碑帖刻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苏州碑刻因其深厚的史料价值而备受历代学者关注。南宋范成大撰写的《吴郡志》就收录了不少有关寺庙宫观等类目的碑刻。明清时期，部分文人学者更是致力于碑刻的搜罗编辑形成专书。明初有昆山朱珪编辑的《名迹录》七卷，弘治年间苏州通判陈障组织祝允明等人汇编《吴中金石新编》八卷，清代有徐坚的《苏州府学金石志》稿本等。它们不仅为历史研究提供了真实可信的第一手材料，我们亦可从一篇篇碑文中，深切感知社会变迁的脉搏。

碑刻制作技艺

苏州碑刻制作技艺有石材精致、刻刀锋利、刻工博学、讲究精巧雅致等四大特点，要求碑刻制作与原作惟妙惟肖。

书法碑刻制作是苏州碑刻制作技艺中最突出的代表。苏州历代书法名家如灿烂群星，名家辈出，流派纷竞，佳作如林，从六朝的陆机、张融，唐代的陆柬之、陆彦远、沈传师、张旭，到明代的沈周、唐寅、文徵明、王宠、陆治等名家，开创了我国吴门书家艺术风格及书法艺术上帖学的新局面。

书法碑刻的艺术价值体现在书丹镌刻构成汉字群体的优美造型，并形成各自的风格、面貌。书法注重笔墨情趣，讲究用墨、运笔、结构、章法等表现手法；碑刻则是讲究刻字的刀法，保存书法的笔法、笔势、笔意和结构的形神。许多古代名碑上同时署有书者和刻者的名字。在复制这些书法家的作品时，匠人的审美取向和文化程度对碑刻的视觉效果有着极大的影响。著名书家王羲之、颜真卿等曾怕有的刻工不佳而亲自书丹刻石，足见刻碑技术和书法艺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

吴文化滋养的技艺

苏州独特的人文地理优势极大地推动了碑刻艺术的发展。长期以来受吴文化滋养，苏州碑刻技艺以材质精良、着样精准、镌刻精到、作品精巧雅致而独树一帜。苏州碑刻自古以太湖石为材。太湖石质地细腻，软糯适中，横竖纹理协调，是刻碑立传的绝佳材料。太湖石禁采后，除了往年囤积的原材料外，部分从外省采购。现主要载体有大理石及花岗石，应用于室内室外的不同场景。

古代苏州的刻石作坊往往实行家族世袭制度传承碑刻技艺。时至今日，苏州碑刻技艺依旧采取“师父带徒弟”的形式进行传承，但传承谱系已逐渐脱离了原有家族世袭制度。如今，苏州碑刻从业人员和传承人，基本集中在苏州西部。由于史料记载缺乏，可查实的仅有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周梅阁、钱荣初、金雨林、时忠德一脉单传的碑刻技艺传人了。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全自动刻碑机、机械刻字机等机器冲击着这一行业，它们以高效的速率、低廉的价格快速侵占碑刻行业的市场份额。纯手工的传统碑刻行业日趋凋零，面临着耗时长、产量低、受众少的现状。但传承者们顶住市场压力，不断挖掘技艺内涵，坚持用一把刻刀尝试不同的技巧、手法，创作出迥然于“机刻”的精品碑刻作品。

碑石有灵，石墨镌华。这些极具代表性的文化遗迹，在千百年风雨中默默见证着国家与民族的发展变迁，同时也为人们认识立体的苏州打开一扇窗户。目前，苏州碑刻匠人仍坚持以刀笔传承，为接续古今文脉筑起桥梁。

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编辑 钟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