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随笔 [四篇]

诗歌断想（选段）

我常常疑问：诗人是什么？诗人是与命运中的每一个文字——这灵与肉的载体，签下命运合同的人，他捧着自己的心说：请你在这儿签字画押！

当我在诗稿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时，手不由得颤抖，瞬间饱经沧桑。

我必须忠诚于大地——我的灵魂，是根。它衍生的爱、苦难、善、死亡……是我诗写的韵脚。

有限性或能带来新的局面，因为它或可意味着“更大的宽度”。为更深嵌入生命的本质——虚无，我抗拒“大和全知全能”。进窄门。

追求细节，抗拒概括。

我要从才情的任意挥洒，进一步走进顿挫、拙朴，像书法，由帖入碑。

谦逊的、朴素的事物，是我要敞开心扉迎接的。当然不能忘记那教给我简洁的人——大地。

汉语不是全知全能，它承认经验的有限性，并对有限与无限、所指与能指的关系保持敬畏。

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是汉语的最高意境。

从屈原开始，就有《天问》，就有不知，就承认有限。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什么真意？不知道，无法说，说了就离“真意”远了；不是“真意”，是非，是虚无——汉语敬畏虚与实的分寸。

李青莲“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启示性的，从物的经验启示时空的开启，不离物，保持感性；以一开始，以一当十。

新诗百年，翻译诗影响，汉语变得自大。不德：尊重，敬畏。不道：汉语的存在之道。翻译盖过了汉语的主道，比如以小见大、情景交融等等古老的秘密，被废弃了。

新诗百年并未形成自己值得敬礼的传统。中国新诗缺乏反刍，没有稳定的自我梳理期。没有反刍，很难形成新的传统——百年，也许不够长。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艺术品的诗歌，在中国诗坛取得了堪称辉煌的成就。诗歌的批判性、伦理性却被大面积抛弃——为标新立异。

诗性正义不可能仅有修辞推动就能轻易获得。

传统中的“诗言志”被忽略了，这是第一位的东西，忽略了它就忽略了诗人，而只关注怎么写，所以诗变得很零碎，诗里看不到诗人的精神存在。

诗——沟通此岸与彼岸、有限与无限。它拥有最简洁的骨架和最丰富的内涵，最平静的语言和最激烈的内心。是不着一字，是空无，是一个站着的人。

没有什么“纯诗”、抽象的诗，只有具有“纯诗”倾向的诗。诗为人生，首先是指对人的心灵的塑造，然后才对人的生活、生存产生影响。

没有建立起自己精神背景（内核）的诗人很难成为一个大诗人，也不可能拥有真正的异质。

同时代的异质，往往以背离时代的方式进入时代。其次就是语言的态度，是一个诗人“说话”的特别语调。

异化使人越来越变为一个符号，像一张纸片在空中飞扬。实体的故乡和语言的故乡都已丧失或正在丧失。过去我们在大地上流浪，现在是“大地”也在流浪。

作为一名当代诗写者，以建设的态度尝试汉语新的写作道德——汉语是我们最后的命运和呼告。

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人的自由、尊严，人性所遭遇的苦难、挣扎和抗争，那种大地情怀和自然意识，对我的精神是一种厚实的滋养。

血泪的才华有时要高于头脑的才华（当然不是歌颂苦难）。

我信仰大地，大地也是我全部的哲学、诗学——朴素、悠长、宽厚、丰富，是我的归去来兮。

死亡可以成为诗歌所谈论的最精彩的部分——诗减轻了它的重量，在诗中可以养活它，让它伴随着我们一起成长——远离恐惧。

新 人

我喜欢并记下诗人杨键兄弟说的一句话：好诗人必须是新人。哦，新人——

这当然不是说新来者，不是说初出茅庐者。这是在说脱胎换骨的事、凤凰涅■的事。这是说化蝶的疼痛、挣扎和奋力，蝉脱壳时撕裂背部的痛苦，在亮出翅膀之前全都是黑暗中的绞痛。

成为新人的症状是必须发生的。

比症状更为根本的，是看不见的觉悟，是通往大欢喜的觉悟。

根本之中的根本，是觉悟的来处：要找到自己的神，并与之建立起稳定的灵魂关系。写诗就是在寻找神灵——神照亮你的生命使之焕然一新。

新的眼睛，新的骨骼，新的呼吸，新的灵魂。

拥有神灵的照耀，不仅意味着诗，更意味着人；首先是人，然后是诗。

记下我对心中神明的寻找，记下我的痛苦、挣扎和觉悟——在通往新人的路上。

诗，一道灵魂的命令

我修诗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修诗于我并非自谦，而是写照。诗歌始于才华，而苦修既是花叶也是其自身的果实。苦修是一种作诗法，是一种态度，更意味着黑暗之路漫漫；苦修预期着光明之境的存在，更是修炼、反复锻打、自我追问与否定、养心养气的艰苦历程；苦修既指涉一种青灯黄卷的形式，也指涉一种幻化如禅境的文学风格。同时，它也代表着我的诗歌观念：诗从黑暗中升起之后，它灵魂的雕像与宗教拥有同一盘底座。它是根本的，当然也是过时的；它是老旧保守的，当然也是先锋的。它意味着枯坐——作为一种古老的道德一息尚存，也意味着激情灯火的向内烛照与开掘。一直以来，我之修诗被包裹在作为一种力量的幽暗之中，这不是完全的被动，也是主动选择的结果；我期望“修”如同古老的渴望一样，一点点退却黑暗，让语言之光亮发出除直射之外的多种照射方式。我修诗的铁砧上锻打磨洗的核心部件，是大地、故土、死亡、人性、爱——而苦难，是熔化的火，是锻打的铁锤。在诗之前，“修”意味着察觉、发现自己的生活、生存；决定着诗之高度的，正是这种发现的深度。反过来，“修”也意味着诗在改变着人的存在，“修”本身也在变为我苦苦追求的果实，因为它包含着诗。

我的诗不属于城市，我所追求的诗歌的声音，来自自然的风声雨声、豆荚爆裂的声音、黄昏里蝙蝠的叫声、流水的声音、雪崩的声音、牲口的响鼻儿……它源自我的身体和灵魂与大地契合，并在人性中逐渐生长出来的古老力量；它丰富而宽厚，并不特别显示其风格形状，而彰显为一种错综复杂的和声效果。换句话说，我已经完成了生命背景声音系统的构造，我要并且已经开始创造出一种更加个性化的声效，这种声音孤绝而任性，有一种残酷的不容妥协的自我追问和担当。我从未意识到它的存在，但它出现了，仿佛不是我创造了它们，而是这些声音创造了我，我有一种从天而降般的觉醒和再生。

人类在时间的河流上顺流而下，而诗歌是一道灵魂的命令。一切同灵魂相关的写作都与人类文明的进程相逆反——它回溯人类精神的原初，穿越肉体和现象回到心灵。在时代的环境里，它以固执地坚守和孤独地追问表达艺术的真理。在艺术上，它有时使用了最为“先进”的激烈的形式，有时则在保守的老旧的姿势中牢牢地拥有着自己的灵魂。但在骨头里，却无一不是与同时代（滑行的时代）产生着难以熄灭的精神对视。我的心就被这些高贵的精神品质和艺术品质所吸引——杜甫、陶渊明、曼德尔施塔姆、狄金森、博尔赫斯、米沃什、雅姆……我想，和他们同时代的，还有许多将自己的思想情感诉诸文字的人，但那许多人将被遗忘，而他们将长存，成为一种精神的里程碑——仅仅用才华去描述他们显然是不够的。他们的写作始终有一种品质的统摄和照耀，这种品质感使他们的写作卓然不群。而一切心灵纯洁、富有生命力的人都是有才华的，然而却不一定拥有写作的品质，尤其是与时代构成某种巨大精神关系的品质，因为这种品质的生长，需要对于信仰的固守，需要承受精神的历险，甚至需要骨子里天然的某种执拗乃至“愚钝”的品性。我想，对于一个真正的写作者，品质的要求有时有必要使之变得因大美而木讷、因坚守而老旧（像大象），对所要表达的事物保持清醒，以摆脱庸俗才华与人格堕落对于本色人性的洗劫，从而使灵魂里的“真”得以在各种文明中保存下来。在当代的写作中，品质因其稳固与恒久的形成与耐力，保持了与时代氛围的逆反。才华的境界与品质的境界犹如血肉和骨头构成有价值的写作。

我认为，人性的品质、思想情感及其语言的品质，将统摄在写作者较为完整的精神背景下（成熟的高境界的写作者的内心和文本里，总有独立的精神背景）。因为创作者的精神背景尚未建立或是根本性地缺失，使不断花样翻新、不断操练的形式终究得不到有效确立，写作及写作者的品质便难以呈现。每一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精神高度，缺乏品质性的写作，这个精神高度就难以言及、言明……

修行诗学（一份提纲）

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中国诗坛各种诗学井喷式涌出。但这些诗学大多集中在文本诗学的范畴内，无论是去隐喻而求日常化，去抒情而着重叙事，还是去深度而追求平面化，抑或去感动而实现消费化，其指涉的大多是写作观念和修辞方式的变革，而对诗写者的人本思考和人文关系的研究，则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

写诗是一种修行，它不仅是文字上的修辞，更是一种生命的修为。诗人生活、生存的状况，是其诗歌文本根本的源头；诗人生命的微妙修正，将关系到其诗歌文本的巨大改变。在中国古代的传统诗学中，强调人——作者在创作中的根本性的言论和阐述，是传统诗学的根基之一。“诗言志”“诗缘情”，志与情来自人心，是先于诗歌的存在。诗是人的延伸，是人的审美表达。“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也是在说先有人心中的情感孕育，然后才有诗歌语言的诞生。后世的文学研究方法，则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情况。上世纪法国新批评派主张文学研究要把作者与作品分离，强调作品是独立的，人不能决定作品，甚至作品反过来影响和塑造作者，从而放弃了对写作者自身精神状况的诉求。

针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诗坛诗学研究的缺失，我提出修行诗学的理念，其目的不是对传统诗学的简单回归，而是针对当下处在消费时代的中国诗歌创作实际状况，进一步思考作者与作品的人文关系，思考人在创作中的道路。修行诗学的思考针对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类经历了工业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上帝已死”；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出版之后，诗歌突破了美与善的“束缚”而指向真，但时代的发展证明：“真”无法得到实现。这是因为人类所有的现代发明，包括工业、电子、互联网、手机及AI技术等等已经联合起来，阻断或改变了人接触事物的方式，削弱了人依靠自身直接接触事物的能力；人对事物的直接“体验”正在消亡，而没有“体验”，“真”便无法实现。修行诗学借用佛家的语境，倡导诗人应走出头脑和书房，以“身体力行”的方式与事物相互触动、体认，让人与事物之间的直接“体验”全方位获得能量；让情感、想象的飞升获得坚实的依傍，借以避免诗歌的空泛、高蹈、玄虚。同时，修行诗学是心灵和精神的坦白，它倡导诗人应投入时代现实，承担命运，融入自然万物，以获取“生命修行”的真实经验和超验。修行诗学认为：血泪的才华高于头脑的才华（当然不是歌颂苦难），返璞方能存真；保持或坚守身体与心灵对事物的直接体验，是避免感觉萎缩、诗歌“消亡”的有利途径，也是对“人诗互证”这一古典诗学境界的深情呼唤。

二、创作者必须回到他的本位，回到他的世俗生活角色中，回到与万物连接的初点，在具体的事物中历练修行。一方面，在文艺复兴以后，“人”被无限拔高、夸大，“人”的世界主宰的傲慢随之蔓延。尼采、叔本华的强力超人哲学之后，人与万物的失衡加剧。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所导致的语言意识形态，使诗歌中先知、代言人、权威立法者、绝对与全知全能等等叙事泛滥，不仅充满危险，也使诗歌审美日益变得狭窄和空洞。修行诗学着重个人价值的确立，承认有限，在有限中与世界建立起平等对话关系，并以谦逊诚恳的审视、询问的感受方式和语言态度，试图重建人与万物的关系，并与万物一起抵达诗意彼岸。在这种抵达中相互打开，成为彼此的无限。其实，在每一次深刻的文学变革中，人们会回溯历史，在古典中寻求启发，中外皆然。修行诗学所着重的个人性价值，在万物平等、天人合一的中国古典诗歌中，早已有着丰富的矿藏。在陶渊明、曹操、苏东坡等人的写作之外，杜甫、白居易、李后主等写妻儿家事、命运落魄、朋友离别乃至家国沦丧等等，也无一不是在他个人的世俗角色里完成的。即如狂傲的李白写《将进酒》感叹万古愁，也是基于一个道家酒徒的身份。诗歌有“最高虚构”，就必须有“最低真实”作为保障。古典诗歌中那种情景交融、以小见大的写作方式，也为诗人与万物平等对话的展开和事物的在场性提供了保障。在修行诗学建设中，诗人应是活生生的个人，事物应是活生生的个物（不是那种笼统的、模糊的）。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日常所见、所经历的事物都能自动构成诗的有机存在，它应该成为一个“精神性事件”，诗也应该是对能够构成“精神性事件”的事物的凝视，而不是无边无际的浏览。毕竟，诗意的实现有其特殊的超越性。修行诗学认为，诗人的修行是为了聚敛心神。诗人回到生存本位，依此拒绝高蹈虚空，而不是消弭在日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