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粮食

1

1978年的秋天，我五岁，得了急性肾炎，最直观的是脸肿得像白面馒头一样，还亮晶晶的。可是家里没有人注意到我生病了。父亲在村小学做民办教师，母亲是家里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两个哥哥也正是“猪狗都嫌”的调皮捣蛋年龄。一家人都不在家，母亲在屋檐下靠近窗户的地面上铺了一张草席，我就在草席上一个人玩。没有人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生病的，父母回家都顾不上我。父亲要去两三里外的水井里挑水，要把石砌的水缸灌满；母亲要喂猪、煮饭，还要去村头吆喝两个哥哥回家。按照他们现在的说法，我那时太乖，不哭不闹，谁知道就生病了呢。尽管晚上睡觉时，母亲不容易褪下我衣裤，她也是以为我“长胖了”。

发现我生病了的是胡婆婆，我家一位寡居的邻居。某一天下午，头上裹了黑帕、胸前围了黑色围腰的胡婆婆怀里抱了一把柴火从我家经过。那时太阳就要落山了，我坐在屋檐下，笼罩在对面山头映射过来的余晖之中。胡婆婆牙齿缺了，嘴巴瘪了，说话有些漏风。她照例会说几句话逗逗我：“小女娃，你妈不要你啦，你哥哥呢，都不管你啊，哎哟，好乖哦……”说完这些，她又走近几步用一双混浊的眼睛盯着我看，还在我脸上摁了几下，又在我露出来的脚踝上摁了几下，我就哇哇哭起来。胡婆婆大声喊母亲的名字：“快点，你女子病了，肿得一按一个深坑……”

母亲和父亲爱吵架，年轻夫妻在生活这张网里矛盾重重，苦累，鸡零狗碎，太多的不如意要发泄。我生病了他们又开始吵，彼此推卸责任，责怪对方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母亲背起我就往卫生院赶，父亲跟在后面，他们又一路吵到了乡上。我记得那时的天，一点点地从明亮到昏暗又进入黑暗，我也记得母亲在有着坑坑洼洼的黄泥巴路上小跑。我在她背上，双手搂着她的脖子，脸靠近颈窝，贴近她凌乱的头发，屁股托在她的手心里。虽然感受到了路的颠簸，又感到很安心，就连他们的争吵也觉得好听。

乡卫生院的医生是父亲中学时的同学柳医生，他也像胡婆婆那样摁我的腿，说这么严重了，都肿上大腿了，得赶紧往县城医院送，恐怕要住院，不要耽搁了。母亲就哭起来了，边哭边骂父亲，也骂她自己。现在想来，母亲也很可怜，她十八岁就当了母亲，一个接一个地生，一个还来不及疼爱另一个又来了。她唯一表达对生活不满的武器就是哭骂。

父亲连夜返回家去准备住院的东西，我和母亲在乡卫生院住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柳医生拦了一辆运木头的车，送我们去了县医院。接诊的医生是给母亲做节育手术的田医生，算得上是熟人。看见我浑身肿得不像样，她怒斥“哪有这样的父母，再晚一点这个女娃就报废了，没命了”。

住进医院，接下来就是每天吃药打针，打的是青霉素，一看见护士端着白瓷盘进屋，我又哭又闹又哀求，太疼了。

肾炎的治疗对饮食有严格的要求，要少盐甚至无盐。上世纪七十年代，川西北的农村条件很艰苦，一日三餐都以粗粮为主，早上玉米面糊糊，中午玉米面干饭，晚上又是玉米面糊糊，有时间了，也不过是加一点菜叶几块红薯。山区水田少，况且还没有包产到户，就我家那样的条件，是分不到几斤细粮的。

我生病了，吃的还是父亲带来的玉米面做的糊糊。无盐的玉米面糊糊太难吃，任凭母亲怎么哄怎么吼，我都吃不下。她硬喂，我就用舌头往外抵出去，吐掉。现在想来，小小的我可能也有点“持病而娇”，借机耍赖撒娇。

田医生一天要来几次病房，看见我吃不好饭，摇头叹息。那个年代，不管是农村还是城镇，谁家的日子都不好过，家家都养了一堆娃，吃喝是头等大事。可是，田医生还是给母亲送来了一小布袋的白米。

我记得病房很大，除了床和桌子，中间还可以放下一个火盆，火盆边的瓷盅里就煨着我的白米粥。母亲计划着用米，我要在医院待十多天，一颗米都不能浪费，一小瓷盅的米粥就是我的一日三餐。最后那一顿，母亲用勺子使劲地刮盅底，刮得响，刮得很干净。

白米粥再好，没有盐终究还是不好吃，我吃了几天后又吃不进去了，又开始往外吐。母亲揍了我，她把我反着按到膝盖上，褪下裤子就在屁股上啪啪地来了几下，连连说：“这么不争气，这么不争气，你晓得这个粮食是咋个来的不！”

几天后，我的病情缓减了，有了力气下床玩。在县车队的大伯来看我，送了一个白色的乒乓球给我。我在病房的地面上拍起乒乓球玩，追着乒乓球跑，不小心碰翻了搁在火盆边的瓷盅，雪白的米粥倒进火里，冲起一股烟，还能听到“哧哧”的响声。母亲慌了，伸手就去抓倒在炭火里的瓷盅，可惜一大半的米粥已经倒出去了。我又挨了一顿揍，乒乓球也掉进火盆里烧坏了，这是最令人懊恼的事。

我在医院住了十天就出院了。母亲感谢田医生，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礼品，就让父亲从老家带了十个鸡蛋，这十个鸡蛋又换来了田医生的一小袋白米。

这些都是几十年前的往事了。今年秋天，我带父亲母亲去爱人的故乡，看到丘陵间一坝一坝的收割后留下稻谷茬的水田，父亲连连感慨，真是好地方啊，一年四季都可以吃白米饭。接着，他又开始说起困难年代的吃饭问题。

五岁那年的一些镜头也在我的脑中复活，我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才五岁的小孩还能记住那么遥远的事，记忆中的白米粥，有着雪白的颜色，有着那么浓的稻谷香。

2

包产到户是哪一年，我其实不知道，但是1987年却是记忆中另一个重要的年份。

1987年，我已经读初一了，家里的条件稍微好转了一点，村里每家每户都分了田地。我家也分到了十多亩的山地和三亩多的水田，按照时令种上了玉米、稻谷、油菜、小麦，家里渐渐有了余粮。

我们那个小乡没有设中学，读初中得去隔了一座山的另一个大镇的古城初中。那座山上有很多核桃树，一到秋天，树上就聚满了“呱呱”叫的老娃（学名乌鸦）。那是一种全身羽毛都是黑色的鸟，站在光秃秃的树枝上，小小的身子随着尖尖的嘴里发出的“呱呱”声一前一后地转动。在老家，老娃和喜鹊是两种待遇截然不同的鸟，喜鹊是报喜的，家家欢迎；老娃一身黑寓意“不吉”，被人举起竹竿四处撵。

或许是山高人少，那些黑色的鸟儿就聚集到山上去了，山也就有了这样的名字——老娃山。

每周，我要爬两次老娃山，星期天下午去学校爬一次，星期六下午放学后回家又爬一次。一直跟随我爬山的还有一个竹编小背篼，里面放着课本、玻璃瓶，还有一袋大米。玻璃瓶里装的是母亲用了菜籽油炒过的腌菜，那袋大米就是我一周的口粮。

家与学校的那条路令很多读书的学生畏惧，走一趟就是半天，和我一同爬山的同学也越来越少，大多几周后就辍学了。

我很少有不想读书的念头。学校里女老师干净的宿舍、整洁漂亮的穿着，还有那小小的香气外溢的教师食堂深深地吸引着我。过上女老师那样的日子成了我读书的动力，爬山算什么呢。

初中三年，很多时候的周末，我一个人背着背篼爬老娃山。我喜欢秋天的老娃山，满山各种杂树的叶子黄了红了，爬累了就坐在路边的核桃树下，微风一吹，听树叶唰唰唰的声音，听树顶上老娃“呱呱”的叫声，空旷的山也不寂寞了，心里也就满当当的了。

有时候，我一时兴起，揭开布袋，抓一小把米撒在路边，等老娃来吃。可是那些老娃对我的大白米视而不见，还是立在树枝上叫。或许是要等我走了以后再吃吧，等我一周后再次经过，那些白米已经不见了。

这样的事我是不敢对父母说的，他们在家里还是以吃玉米面和各种瓜、小菜为主，稻谷要存起来，除了给上学的我们吃，还要背到街上卖，去换来一家人其他的生活用品。

我们的学校有个锅炉房，蒸学生的三餐。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铝皮饭盒，上面用了红色油漆标注了醒目的编号。每一餐饭，我抓两把大米，淘洗几遍放进蒸笼，等到吃饭时，和同学们蜂拥而上，在热气腾腾的蒸汽中去寻找那个烂记于心的编号。

老家虽是山区，地势条件也有好和差之分。住在山谷里有几亩薄田可以吃米饭馒头的属于条件好的，而住在山上的只能种玉米吃玉米饭那就属于条件差的了。

我们班上就有几个山上的同学，他们也有一个背篼，一样的只有书本，不一样的是玻璃瓶里的菜和布袋里的粮。粮是玉米面，白色的黄色的都有，最令我羡慕的是菜。同样是腌菜，我的用了菜籽油炒，闻起来不香吃起来也不香；她们的菜里却是猪肉，一揭开玻璃盖，红色的一块块的熟腊肉很显眼，总能让我咽口水。

山上的同学蒸饭，稍微复杂点，他们要用冷水撒在玉米面上，搅拌成一团团的湿面，再在表面覆上一层猪肉炒的腌菜。这都是次要的，要命的是吃饭的那一刻。小小的宿舍里，同学的饭盒一打开，猪油的香味弥漫在空气中，鼻孔里嘴巴里胃里都是香香的猪肉味。他们的玉米面已经被猪油浸过了，黄澄澄白灿灿的，又引得人眼睛发光。玉米面已经不是普通的玉米面了，是用猪油浸泡得软软酥酥、散发着浓郁的猪肉香的、比单调的白米饭还要香很多倍的佳肴了。我饭盒里那大米饭已经不香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好几次的欲言又止，我终于还是放下脸面，嗫嚅着和同学商量：可不可以换着吃？哪知道我的白米饭也被同学垂涎了很久，她忙不迭地连连点头。我们就迫不及待地交换了饭盒，各自坐在床上大口大口地吃起来，边吃边笑。

初中三年，我吃了很多山上同学的猪肉蒸玉米面干饭，同学也吃了我的很多白米饭。

1987年，我家有了一件足以写进家族史的大事。我家买电视啦！有两根一长一短天线的长虹牌黑白电视。

这是一件比吃猪肉玉米面蒸饭更让人高兴的事。前一年，和我家只隔了一个小小的晒坝、一条窄窄的檐沟的严家就已经买了电视，他们看《昨夜星辰》，看《红楼梦》，只要音乐一响起，不管是“昨夜的昨夜的星辰……”，还是“啊……啊……”，我的心思就不在家里了，三魂六魄都去了隔壁的严家，眼睛隔了几堵墙也似乎盯在那小小的屏幕上。

偏偏母亲和严家阿姨不和，她们总是为了“谁家的小鸡啄了谁家的小白菜”“谁家的黄牛吃了谁家的桑叶”这样的小事吵架斗气，相互叮嘱、呵斥自家的小孩不要和那一家的小孩玩。我想要去严家看电视，只能偷偷摸摸地去，回来挨母亲的一顿好骂，她还要问我：严家阿姨态度如何 ？有没有给我脸色看，有没有请我坐板凳？一旦知道我是站着看电视的，又是一顿骂，骂严阿姨心狠，小孩站了一晚上腿都站瘸了；骂我太不争气了，不看电视会死啊！

1987年的秋天是丰收的季节，村里的稻谷可能是换了品种，大大地增产了。中秋后的山谷里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沉甸甸的稻谷穗落到板桶上扎实沉闷的声音，还有此起彼伏的笑声。

我家那三亩多的水田也丰收了，足足在外面请了三天的劳力，才把那金灿灿的稻谷收回家。收回家的稻谷先堆在堂屋里，再每天移出去晒太阳，晒干水分后又一背篼一背篼地背上木楼。我家的堂屋上方就是木楼，父亲母亲在木梯间来回奔忙。堂屋里的稻谷才上木楼一多半，楼板就有点下沉了，母亲赶紧让父亲去找两个圆木来，撑住木楼。这一切都是在欢声笑语中进行的，这也是我记忆中父母不多的快乐场面，他们都是一脸笑容，合不拢嘴地笑，相互看着笑，一派喜气洋洋。

十一月的某个周末，我从学校回到家，赫然发现堂屋里的两根圆木不见了，正中的木桌上多了一台和严家一模一样的电视。天哪，我家也有电视啦！再也不用贼眉鼠眼地去蹭别人家的电视啦！我高兴得发疯，一连声地问母亲：“妈，妈，这是我们家的电视吗？”母亲笑着说：“不是我们家的，难道是偷来的啊。”

原来，父亲跟母亲商量，总这么去蹭严家的电视也不像话，反正家里粮食丰产了，吃也吃不完，那就卖掉一些粮食，再买一台电视。我不知道那时的电视值多少钱，只知道家里的稻谷只卖了一多半就买了一台电视。家里剩下的稻谷到第二年又收新稻谷时也没吃完。

以后几年的寒暑假，我是在电视剧的陪伴下开心地度过的。经典的《西游记》，每个假期都要重播，“你挑着担，我牵着马……”，音乐一响起，快乐就随之而来。而这美好的少年生活归根溯源，要感谢亲爱的粮食，感谢那在阳光下闪耀着金色光芒的亲爱的稻谷。

3

1990年，村里掀起了一股开荒坡的热潮，有劳力的人家都去了村东头的山上开荒种粮食。村里的每一户人家都太需要粮食了，口粮，养猪，养鸡鸭，酿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