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根

作者: 周荣池

票根0

1

某年在江南遇见许多墓碑,它们卧在地上成为一条道路。那上面驻留的名讳和书法就像江南的花朵,有一片水土独有的气息。天南海北与古往今来中,会有很多人就在墓碑上走散了,就像一张张冰凉的票根,躺倒成失落的方向。这也没有太多悲伤可言,人们始终就在生死交替的路途。今天的脚步踩踏是过去的道路,过去的票根也可能是今世的证据。那些似乎还能听到呼吸的符号,让石头成为一种坚固的证据,生长成深藏悲欢离合的风景。

我们常常要去远方看风景。眼前与自己常常幻化成风景本身。没有人可以看清自己的肉身与心底。人们愿意奔赴远方,用物欲掺杂在光阴之中,去寻找见证自己正误与得失的风景。进入一处新的风景需要一道手续,这样你才有回头路可以走。验票的人把票根还给你,就是祝福人们顺利返程——所要抵达的地方其实只是你的出发之地。如果你愿意逃脱入口的检查,那么就可能找不到出口。就像一只鸟如果不衔着家乡的种子,它就会有不再能回家的险境。当然,不能回去的只是那或许怨恨了一生的故地,人也可以认贼作父地在陌生的土地上重新发芽生长,把墓碑立在一个遥远的地方,留下一张不再显示出任何依据的票根。

票根越来越多,积攒在家中的抽屉里。有时候需要和外人或者晚辈吹嘘一下过往曾经,它们可能成为一种提纲,也是一把带着密码的钥匙。那些印在票上面的风景依然在生长,虽然你的抽屉并没有提供阳光雨露。你不用担心被离开的风景会有忧伤或者险情,它们没有等待过你的到来,也不会对你记忆的抽屉有任何的期待。只有你自己,在意那些风景的票根,对自己讲完那些于外人并不重要的故事。

一起来去的还有那些没有登程就已问归期的车票。你一定是在出发之前对归程最有期待,却没有仔细问过既然如此,为何还要一次又一次地出发?从村口到城市的路口是那么遥远,人们义无反顾地离开,为的竟然仍是一个落叶归根的成语。因为他们知道,再遥远的地方,都无法安放自己思念故土的墓碑。千百年漫漶不清的墓志铭上,也一定刻着可能怨恨一生的籍贯。出生地才是那一张紧紧攥着的票根。人走得越远,就会把票根抓得更紧,让它变形在自己胆战心惊的手汗里,这样才能残余一些老家的温度。当你举目无亲或者身陷绝境时,一定想着把最后的一点财产和精力换一张回家的车票,回到那个你出发时就已经想好的目的地。

许多年后,再去看那些被印刷得方方正正的地名,是那般虚无与落寞。风景区的门票被打上了从此不再重逢的洞孔,证实着远方的陌生和失落——人和风景之间无非是一场冷漠的交易。车票上的箭头似乎有明确的方向,但被检票员撕掉附票之后,正票其实也是一场虚无。它们有些可能被归纳到单位永世不再见光的账册里,有些被遗忘在早就清洗干净的衣服里,蜷缩成一个带着岁月香味的谜团。

2

我总觉得自己对城市来说仍是外人。作为一个来自村庄的孩子,担心市井无以扎下我们野蛮的根。城里的生活充满各种缝隙。这就是市井的生机。偶见的野草都是长在水泥砖缝之中的。这显然不合乡下人如土地般的心意。但因为已经拿到进城的种种票证,我只有畏缩地伪装自己逃离的经历,用衣冠楚楚掩饰自己慌乱而潦草的过去。服饰也像是一种入场券,人们往往只看重外表的“尸皮”。以貌取人是市井生活的基本办法。

我喜欢往古旧的老街深处跑。我所在县城的老街有南北之分。北大街多是手工业者,南大街住的多是士绅。日后看来,子孙已经并没有什么区别,一切又都长成了黑白灰的色调和表情。古老的东西更有耐性,它们反而比新生的事物更牢靠而不易消失。这些是我在北门大街上周旋时,想到的一些道理。我那时候太喜欢去“三中队”了。三中队是个大杂院。院子里一切都是破旧的,包括从朽木窗户外面斜射进天井的阳光。

有力夫躺在门前板车上睡觉。板车倚着破旧的墙,象征了他们依靠着某种虚无。他们竟然一早就酣睡起来,呼噜声中有明确的酒味。可能他们睡着了,就与世界彼此少许多的尴尬。我以为他们在这种地方躲着,和我的逃避是一种共同的畏缩心理在作祟。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其实是这里的主人——他们的三中队竟有一个很文气的名字的:搬运社。难怪他们的慵懒里有一种傲慢。引我来的人在院子里喊了一嗓子,不一会走出一个看门模样的人来,身后拖着煤炉上散出来的烟。我只能叫他“看门的”而不是保安,因为这里看起来确实没什么东西是需要保卫安全的。我在他们抽烟攀谈的时候,独自一个人上了楼梯。我在村里的时候没有上过楼梯——自己家当然没有,又不敢去登别人家的楼梯。到了城里,好像楼梯更与我无关。但因眼见那些朽坏的木楼梯无人问津,我觉得自己贸然的登临对它或许是一件幸事。我突然有一种运河边的码头被天子登临的幻觉。那处御码头离三中队并不远,据说因为被皇帝登过,神圣到连蚊子都不生。上楼之后,我才明白这个天井四围屋舍的高度和落寞。那次走了之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得了钞票而补足城市食堂的饭票。城市里生活中所有事都是需要钞票的,但由此能解决的问题往往更可靠。然而钞票是无根的,它并不会永远属于某个人,也就是说它不可能成为生活的真正依据。我后来好久再也没有去过三中队。我觉得既然为它写了些自以为是的文字,就应该很懂得一切了。我们又是习惯忽视熟悉的人或者事。再次经过三中队的时候,它的门庭竟然被修整得气派起来。看门的人穿上了正经的服装,成了真正的寓意某种制度的保安。他竟然又努力地说半生不熟的普通话,以示自己的威严。原来这里修缮过之后,要买票才能进入了。我百思不得其解:一个曾无比穷困的地方,何以突然有了鸡犬升天的表情,而又向市井乡邻们板起面孔了。

我所不知道的是,这里原来竟然是本城最大的一处当铺。可以遥想当年居高临下的管事,接过来仰望者手中的物件,傲慢而冷漠地叫一声:破皮袄一件!随后,就是一张签了字的当票和散碎银两出来,就像夹杂灰尘阳光漫过脸庞,有深切的令人屈辱的气息。

我仔细看过那些后来成为古董的当票。其上的笔画就像帖上字一般行云流水。并不仅仅因为那些签字为了保守某种秘密或作为独特的记号,是因为富与贫之间有一种隔膜的心理。那些笔锋之间,深藏着对生活的判决甚至杀伐。许多保存下来的当票,往往是饱含着辛酸的死当。直到当铺也关了门,一切都被遗忘,却有一张票,签了字,画过押,又盖上章,却不能成为可以保障永恒的根据。我知道里面收藏了许多当票,很珍贵甚至难得一见,但并不及当初破败的样子令人神往。后来被揭示的事实,多少有些辛酸的意思。就像它门口挂的一副冷漠的对联:人生本是典来去,世事如何当东西——这说的又像是三中队那些力夫的人生境况。

我在城里生活得稍有些自信之后,才敢去城南打听二中队的消息。二中队的身世经历,竟然和三中队颇有些相似——都是力夫所在的搬运社。二中队的屋子原来是驿站,它不像是三中队典当东西,而是守着大运河侍候南来北上流水一般的官商行旅。官家的驿站,交接靠的是文书。文书也算是一种票据,比如传送紧急公文或抓人的火票。票是不长腿的,便是十万火急也长不了腿。急的是人,人才是火急火燎的票,典当抵押出去的是流水一样的光阴。流水和道路都是帮凶。如果它们不明确地指示出方向和办法,世界上或许没有那么多着急的事。亭、驿及至今天的快递小哥像是迫切的逗号,把起点和终点联系又割裂开来,成为相互追逐又背叛的一个个节点。它们之间的联系,凭靠有形或无形的各种票证。邮亭、驿站、奔马、信使,一切都是为了信守于票上的某种根据。后来人们又将其抽象得更美妙,成为一枚色彩斑斓的邮票。当然没有一种东西可以抵挡住光阴的侵蚀。这些作为信用、速度和期待的邮票,最后成为邮册里的纪念。实用的东西被代替或者取消了,只留下一些花花绿绿的抒情。

3

我还记得被攥在二叔手里的戏票。他把守门口逐一检查着人们手上攥着的入场券。这是种软薄的一指宽的纸票,上面打着蓝色的号码。他看看票果断地撕掉一半——似乎只有他亲手撕才能生效。那些印刷好的文字并不神秘,那是一些固定的位置,像是被设定的生活使人生厌。那些打码器打上去的数字,那些标志着日期、场次的蓝字码也是一种限制,更像是一道命令。这种命令让人们感到崇敬与兴奋,让人看到了庄重和希望。只有押上那蓝色的字码,这张票才能生效,才能入场,落座,从而一知半解地大笑或者鼓掌。我们是没有票的,但指望二叔能远远地给我们一个脸色让我们进去,可是他挥着手说:“走开去,走开去,没有票天王老子也不让进。”

我觉得他的这些话并没有具体的对象,只是一种修辞。后来当戏曲即将开场的时候,检票人突然打开了权力的闸口,可这时候只有地上纷飞的断票。没有对象的权力是空虚的,就像没有实质的抒情令人失落。他们的本意并非限制而在排序。但在二叔手上的票根里,产生了许多威严和权力。从那些茫然而迫切的面色来看,人们是愿意相信的。后来我被放行进去,并不是得到了什么便利。我没有票——但并非一定要票,有些限制是人为设定的。那次看了部时间漫长的戏,袋子里为数不多的瓜子早就吃完了,落在地上的壳,像人们并不真懂的唏嘘。我那时候就明白,与村里人看不懂戏一样,人们也不明白那些抓着票根的表演。

但他们并不想恨二叔和票。或者说,他们即使有怨恨,却更愿意表达出某种向往。这样的人,是他们自己选出来的。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办法。起先他们这样选一个人来主事——把豆子丢在表达同意的碗前。豆子成了一个有主意的人,又可以掩饰俗套的表情。后来有人发来选民证,上面有写好的名字。父亲端详着这张红纸,并不能说出上面具体的道理。但他们心里是明白的——并不会人云亦云地去划票,那些歪歪扭扭的符号上蕴含着无尽的生机。

其实,一切又都难在一张饭票。碗里的丰歉暗示着办法的多少。这是村庄从土地上演算出来的逻辑。

听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要凭票生活。我在别人家见过这些票。它们都由一种庄重的字体印刷而成,才几十年竟然就有了一种古老的面目。人们那时候需要它,又急着摆脱其限制。票就是一种计划。它可能寓意着悲欢,甚至左右着冷暖或生死,比如说饭票。到了我们使用饭票的时候,它已经不再是计划,而是一种指代。我们把粮食和菜金交给食堂,换成一把票放在口袋里。这样一段日子就有了保障。每天数着这些饭票应付日子,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它所形成的寓意生动而实惠。

饥肠辘辘的时候,闻那塑料票上的油腻,似乎也能得到很大的安慰。那些字好像有米饭拌着萝卜肉卤汁的味道。食堂里的吃物大多乏善可陈,可偏偏萝卜烧肉的味道是一绝。不是肉味,而是萝卜里有一种顽固的味道。它算不上是香味,但迷人心魂。这些味道沾染在饭票上,油腻的票面间生出很多的幻象。饥饿是一个内容丰富的词语,由此产生的幻境比富足的生活有滋味。就是一种薄薄的票,逼着人们苦困的日子里起了翻江倒海的波澜。如今日子变得富足起来,那些票成了收旧物者的珍藏,而那些故事便不再发生了。

4

母亲与村庄最后断绝关系,被剪去了身份证的一角。这本来是一种很程式化的手续,是乡村里销户的一个细节。剪去角的身份证与这个世界失去了联系,人就变成了一张塑料封套中的相片,尽管上面分明印刷着有效期为长期。人活在城市或者村庄,都需要一种证明,包括死亡也许要很多的手续——最后仍然是以一堆票据收场,而墓碑是最后一张。

父亲为我的母亲办完了离开后的一应手续,留下的也是一张张他认不全字的票据。墓碑也是他亲手埋下去的,并且用油漆一个字一个字描好。他也看到了自己的墓碑——那上面红字是他的名字。人一辈子把这几个红色的字变黑,他的世界就天黑了。有了墓碑人们就不再有恐惧。他们不会再离开自己的村庄,不会成为无家可归的孩子。

可是后辈们想着的却是离开。他们一早就等待进城的车子。那些车子不给票,只给一声叫喊:快上车!好像他们离开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一次决绝的逃离。离开村庄只会一直往南去,到了城市里才有南下北上区别。很多人是刚刚听说一个地名,只根据别人的嘱咐就打了车票。车票上标注地点的文字里,好像是堆满了金山银山。很多人从此也不再回来,出发地就再也没有成为目的地。我是在仲夏的傍晚拿到了出走的票。那天夕阳和录取通知书上的章子一样通红。我拼命地冲破庄稼的阻挡,要更早地告诉许多人这个消息。

我要走的消息竟然成为一个喜讯。看来人们大都盘算着离开。这个村庄穷尽了热情送我离开。我的盘缠是父亲办酒庆祝所收的礼金。如今想来人们也是无比的决绝,要想尽办法兴高采烈地推一个子孙离开家园。事实上,我拿到的并不只是一张进城的入场票,更是一纸与村庄决裂的判决书。我并没有像别人一样欣喜若狂,甚至觉得那些响彻云霄的炮仗声里有一种悲凉。我在村庄里本是手无缚鸡之力,但对于前程未卜的城市更心慌。

我在城市落下户口之后,就很少回到村庄。我有了另外一座城市的身份证。父亲曾经扒车去学校里找我。我很吃惊他如何能在陌生城市里找到我。这绝不是一张车票的事情。他在和我进入校园和食堂的时候,紧张得像一个孩子,在村庄里那一套随性完全就被隐藏起来。他临走的时候对我说:没事就不要回家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父亲交代自己的孩子不要回家。他那时候的日子当然也捉襟见肘。我与他的联系就靠邮局的汇票,那种印着绿色文字的制式票据,是彼时我与南角墩唯一的联系,也是最温暖的家书。后来我识了更多的字,便慢慢以此为生。父亲最希望我识字,但我也是因为识字离开了他们。日后我开始从邮局寄钱给母亲买药,从此我因为这张汇票与南角墩越走越远。

人们靠一张张票根慢慢离开原来,像一棵树苗背离出发时依据的大地。票张上长不了根,所以永远回不到日子的本来。

原载《长江文艺》2024 第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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