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小溪走，总能见到大海的

甲辰初春，为了申请中国作家协会个人会员，翻箱倒柜地寻找发表过作品的报刊，在一袋样刊中，看到了一本1983 年第三期的《海燕》杂志。我的记忆中未在《海燕》发表过作品，但还是翻了一下目录——确实没有我的名字。

这一期《海燕》，封面是于贵斌的油画《晨晓》：城市的路灯尚未熄灭，太阳正在冉冉升起，年轻的清洁女工满面笑容地迎着晨光——这正是20 世纪80 年代青年人精神风貌的真实写照。刊名来自高尔基的《海燕》，我多次读过这首散文诗，“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这充满力度的诗句，赋予了我巨大的信心。刊名题字是鲁迅的书法辑集，古朴、浑厚而又灵动。《海燕》最吸引我的是印在封面上的办刊宗旨：“中青年作家园地，文学青年的挚友。”

我就是那个时代江南小镇上的文学青年。我在乡村读完了小学，四年后离开家庭，到镇上的校办厂参加工作。百无聊赖之余，阅读成为我的业余爱好，书刊读得多了，自然地过渡到了练习写作的阶段。

校办厂西邻邮电局，门口大厅是办理业务的柜台，柜台后面有一排木架，插满了杂志，对外出售。那时我还不知道办理订阅，每次去投稿时，总要看一看木架上的新刊，如《收获》《十月》《当代》《江南》等大型期刊，如《东海》《西湖》《青年作家》等文学杂志，其中就有《海燕》。《海燕》六十四页，定价是三角钱。青年工人上班一个月，工资仅十八元，外加菜金补贴二元五角，只能节约花钱。而购买《海燕》，价格是可承受的范围，但更重要的是那醒目的办刊宗旨。我每个月的工资都要省吃俭用，就是为了去邮局买杂志、去书店买书，往往没到月底就囊空如洗了。

时至今日，我想不起来那时是否给《海燕》投过稿，但是收藏这本杂志，目的一定是为了投稿。从1981 年开始，十八岁的我充满激情地在写作、投稿。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使文学迎来了黄金时代。全国各地的文学杂志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复刊创刊，目不暇接。发表一篇小说或一首诗歌，就有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因此，无数的文学青年在这个梦想的激励下，投入到写作中去。文学有多热？就连我远在江苏的外公知道我业余写作后，都鸿雁传书：“祝你认真刻苦学习，为早日实现自己理想而奋斗！”

我每天下了班去食堂吃完晚饭，回到宿舍就信笔涂鸦——最近我从旧信中翻到过最初的习作，不要说主题、结构、情节、语言这些文学要素，就看方格稿纸中的字，一个个潦草飘忽，不忍卒睹，完全称得上“涂鸦”，真是难为了审稿的编辑。“涂鸦”完成后，装入信封，写上编辑部地址，不用贴邮票，只要剪去信封右角，注明“稿件”两字，往隔壁邮电局门口的草绿色邮筒投进去，就可以投递到大江南北了。这些“涂鸦”的稿子，出外旅行了一趟后，隔壁邮电局的邮递员便会送回到我的办公室。拆开信封，看了编辑的退稿信，失落了一会儿，再找个信封，把退稿装进去，填上另外一家杂志的地址，依然剪去信封右角，注明“稿件”，投进草绿色邮筒，让涂鸦之作继续去旅行。

那时的编辑真是既热情又负责，每次退稿都亲笔写上一封信，让人在失望之余倍感温暖。如1981 年8月26 日，《江南》杂志的编辑给我写了这样一封退稿信：

王海坤同志：

你好！

你的来稿我们已拜读，虽说有一定的生活基础，但是结构仍然松散，故未能争取上。

你还年轻，不要因退稿而灰心，失败乃是成功之母。望你不断努力，沿着小溪走，总能见到大海的。

“王海坤”是我的原名，刚开始写作时，我还没想到给自己取个笔名。

“沿着小溪走，总能见到大海的。”这句话一直深深地激励着我，仿佛天上的星辰，指引我在黑夜中一路前行。

继续“涂鸦”，继续投稿，然后退稿，然后再投……周而复始，不知疲倦。青春真好，拥有无限的精气神，沉浸在梦想的天地里。涂鸦之作仍在各个城市毫无希望地旅行着，各种刊授中心恰在此时应运而生——想来祖国大地遍布着与我一样的文学青年，需要找到一条提高水平、发表作品的路径。“哗”的一下，大家争先恐后地涌向各家杂志的刊授中心，我也不例外。编辑依然热情，发表依然困难。与此同时，各地民间文学社团风起云涌，我们镇上的文化站也发起成立了梅泾文学社，创办社刊，举行征文，十分热烈。我数年如一日地在方格稿纸上一笔一画，“涂鸦”了无数的诗歌、小说、散文，然而变成铅字的征途仍然遥不可及。值得欣喜的是，我在刊授中心中收获了爱情，她是吉林的一个文学女青年。南北两位笔友喜结连理，千里姻缘文学牵，成为朋友圈中的一段佳话。

最接近发表可能的这一天终于来临。1984 年春，我与同为文学青年的姚海松采访了我们镇上的一位全国优秀投递员朱雪山，写了一篇六千余字的报告文学《啊，绿！》，投给了《东海》文学月刊。到了六月初，我收到了编辑老师写于5 月30 日的回信，说内容较单薄，要增加事迹，使全文充实些，以“充分体现他对工作的认真负责，任劳任怨”。信后特意嘱咐“请改后再寄来”。我与姚海松都很兴奋，似乎看到了发表的曙光。两个二十来岁的文学青年，凑在一起商量修改，誊抄一遍后寄往编辑部，满怀希望地期待录用发表。然而，9 月下旬的一天，我们等来的却又是一封退稿信：“此稿曾考虑备用，后平衡了稿件，觉得内容平了些，笔墨分散的弊病也仍存在，故未能刊用。现奉还原稿。”结尾处是“欢迎你继续为我刊写稿”。原稿迄今还在，最近我重新看了一遍，感到确实达不到发表水平。我与姚海松都缺乏写作经验，没有扎实的文学功底，再怎么修改也无法符合编辑老师的要求。虽然这次投稿最终没能发表，但是我从中悟到了选材的重要性，要不是这个题材有可取之处，编辑断不会这样关注。

在80 年代文学热潮中，我有幸认识了余华和黄亚洲两位作家。在嘉兴文联于1985 年冬举办的笔会上，我与海盐文化馆的余华初相识。在招待所的宿舍里，余华与我有了一次促膝长谈。作为一位正在中国文坛崛起的青年小说家，他对阅读与写作充满了真知灼见，让我受益匪浅。次年春天，我的散文处女作终于问世，《父亲的脊背》发表在《浙江工人报》副刊，就是得益于余华的推荐。1987 年夏，嘉兴《烟雨楼》主编黄亚洲老师来到我们镇上的文化站，他鼓励我多读多写，尤其是文学评论，写的人少，可以尝试走出一条路来。他回到嘉兴后，还写了一封信来鼓动我：“评论这条路，不妨认真走一遭。”他在编刊的过程中，寄来一位作者的小说处女作，嘱咐我配上一篇评论。1988 年第二期《烟雨楼》上，我的评论处女作《匣子里的挽歌》与那篇小说同时刊出。

已记不清什么时候报刊取消了邮资总付，但是投稿的热情并未因此湮灭，贴上邮票继续投稿。渐渐地，编辑从手写退稿信变成了铅印退稿信。后来，报刊不退稿了，如要求退稿，需在投稿时附上相应面额的邮票。商品经济的大潮席卷而来，文学青年集体狂欢的时代结束了。许多文朋诗友如梦初醒，无奈地放弃了这个爱好。既然实现梦想遥遥无期，不如及时回归现实，这无疑是明智的选择。

喧哗归于平静，热潮回复寂寥，我犹心怀执念。无论是挑灯夜读，还是伏案书写，坚守的是历四十余年而不改的初心。

英国诗人济慈说过：“青春的梦想，是未来的真实的投影。”当我的名字出现在今年的中国作家协会新会员名单中时，恍惚觉得青葱岁月的梦想这才有了一个安放之处。

今天，面对一本陈旧发黄的《海燕》杂志，回望20世纪80 年代一个文学青年的文学往事，心中涌起了以梦为马、不负韶华的万千感慨。

“沿着小溪走，总能见到大海的。”感谢那位没有留下名字的《江南》杂志编辑老师对我的殷切勉励！是的，沿着小溪走，只要不放弃，不抛弃，一步一步走下去，就会看见辽阔浩瀚的大海，看见波涛汹涌的大海，还会看见“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