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有才，晋难用

贞观二十年（646），唐太宗下令房玄龄等监修《晋书》，并亲自为司马懿、司马炎、陆机、王羲之四人在纪传后撰写了赞辞，给予极大礼遇与敬意。司马懿、司马炎不必说，一个开创了司马氏基业，一个统一了天下，其成败得失显然都值得后来的帝王借鉴警醒。陆机和王羲之则是因为唐太宗分别酷爱二人诗文与书法，爱屋及乌，也就对其主人表示了特殊对待。

王羲之的书法当然毋庸置疑，唐太宗作为“铁杆粉丝”也实属正常，但若说到诗文被他所喜欢，开玩笑地说，却不是什么好事。正如闻一多在《宫体诗的自赎》中所说，文艺的唐太宗，出人意料之外，甚至比隋炀帝还更热忱于绮靡艳情、没心没骨、矫揉造作、陈词滥调的宫体诗，显然对于唐太宗的文学品味大大不以为然。

当然，这只是题外话，被誉为“太康之英”的陆机，在西晋文坛的地位，可以说正如曹植之于建安。太康十年（289），陆机与弟弟陆云从东吴来到京师洛阳，在拜见当时文坛领袖张华时，张华“素重其名”，一见如故，感慨“伐吴之役，利获二俊”，意思是征伐东吴，最大的收获就是你们兄弟二人呢！称赞陆机“人之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其时亦有“二陆入洛，三张（张载、张协、张亢）减价”的戏称。《晋书·陆机传》也忠实贯彻了唐太宗的喜好，不惜长篇累牍选录了陆机《辩亡论》上下两篇在内的文章四篇，相比之下，对于其事迹倒是常常数笔带过。其中，两篇《辩亡论》也被曾国藩辑选在《经史百家杂钞》论著类中。玩笑归玩笑，陆机的文名当然不至于因为唐太宗的喜欢而减价，但无疑也因此越来越受到后世的严厉审视，与其生前的盛名不可同日而语，甚至一般的文学史在介绍陆机时，首先关注的是他的文论《文赋》，其中，“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等断语，也因为准确抓住了各种文体在变化演进中的时代特点，历来为文学批评者所重视。这可能也是陆机和唐太宗所意想不到的吧！

太康元年（280），西晋六路并进，“所向皆克”，数月之间，东吴灭亡。陆机时年二十岁，此时的东吴早已不是当年他祖父陆逊、父亲陆抗在世时的光景，也因此，可以理解和想见，这场巨大的变故不能不使这位富有才华的年轻人既愤懑又苦闷，既痛苦又无奈。他自然会幻想，并且有理由坚信，假如智勇双全的祖父、父亲还在，假如吴国仍旧是在大帝孙权的指挥下，在张昭、周瑜等文臣武将的辅佐下，这场战争是否会有不一样的结果？为何曾经辉煌一时的吴国会如此轻易地一击即溃？《辩亡论》二篇正是在这种心境下所作。从行文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两篇宏文明显借鉴模仿了贾谊《过秦论》三篇的体例和文风，看来，那些有抱负的年轻人总是这样，充满着雄心壮志，尽管相隔近五百年，都试图寻找出历史的答案，作为向时代呐喊的凭证。

与《过秦论》首先从秦孝公讲起一样，《辩亡论》上篇也将目光远射至汉末，从东吴的奠基者孙坚开始叙述。“昔汉氏失御……吴武烈皇帝（即孙坚）慷慨下国，电发荆南……（于时）虽兵以义合，同盟戮力，然皆苞藏祸心，阻兵怙乱……忠规武节，未有如此其著者也。”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逐鹿，孙坚率军征伐荆南。当时各路人马名为同盟，实怀私心，唯有孙坚“忠规武节”，乃是群雄中的佼佼者。正如《过秦论》将秦国一统天下的“初心”追溯到秦孝公，这一段叙述，也宣示着东吴自立国之始就拥有的巨大道义性。

接着叙述孙策、孙权。“武烈既没，长沙桓王（即孙策）逸才命世，弱冠秀发……宾礼名贤，而张昭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为之杰……大业未就，中世而殒。用集我大皇帝（即孙权）以奇踪袭于逸轨……于是张昭为师傅，周瑜、陆公（即陆逊）、鲁肃、吕蒙之俦，入为腹心，出为股肱；甘宁、凌统、程普、贺齐、朱桓、朱然之徒奋其威，韩当、潘璋、黄盖、蒋钦、周泰之属宣其力。风雅则诸葛瑾、张承、步骘，以名声光国；政事则顾雍、潘濬、吕范、吕岱，以器任干职；奇伟则虞翻、陆绩、张温、张惇，以讽议举正；奉使则赵咨、沈珩，以敏达延誉；术数则吴范、赵达，以祥协德。董袭、陈武，杀身以卫主；骆统、刘基，强谏以补过……故遂割据山川，跨制荆吴，而与天下争衡矣！”孙坚死后，孙策继承父亲遗志，在张昭、周瑜的辅佐下，意图北伐中原，然而却在二十六岁遇袭身亡。十九岁的孙权仓促接位，以其聪明睿智、虚心问政、谨慎号令以及坚定意志、节俭品德和访才求贤，赢得了豪彦志士的衷心拥护，一时“异人辐凑，猛士如林”。这后面的引文稍长，其中仅人名就有三十五个。这自然不是什么流水账、点名册，我们仿佛可以感受到，陆机在写下那一串串名字时，对于故国历史与先辈英烈的那份自豪、那份骄傲，似乎要冲破千年时光扑入我们眼前。之所以不厌其烦抄录下来，也是为了体会那种壮志豪情与澎湃心潮，正如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所说，“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真是群星闪耀时！

有了前面的铺垫，文章自然而然推向高潮，再下来描写的正是经典的赤壁之战。这场战役对于早已耳熟能详的中国人来说也无须赘述。陆机在这里集中叙述了从赤壁之战之后到孙权去世之前吴国的盛况：先败魏氏（曹操）于赤壁，后败汉王（刘备）于西陵，“由是二邦之将，丧气挫锋，势衄财匮，而吴莞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请好，汉氏乞盟，遂跻天号，鼎跱而立”，尽管语词略有夸张，但事实的确是，在此期间，东吴与魏、蜀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帝业固矣”，乃是最辉煌的时刻。

历史愈辉煌，愈映衬了现实的惨淡。孙权死后，传位年仅十岁的幼主孙亮，经过诸葛恪以及孙峻的折腾，特别是之后孙废孙亮立孙休，东吴逐渐陷入内乱。虽然在孙休死后、孙晧继位之初，吴国在陆公（指陆抗）以及陆凯、施绩、丁奉、离斐、孟宗、丁固、楼玄、贺劭等的勉力支撑下，“元首虽病，股肱犹存”。但在这些老臣相继离世后，终于“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衅”，灭亡之势已无可奈何，“虽忠臣孤愤，烈士死节，将奚救哉”？！这里有几个细节值得注意，一是陆机在这里虽然仍竭尽全力列出此时文臣武将的姓名，但明显已看出人才凋零、光景黯然；二是陆机一方面说吴国灭亡在于“群公既丧”，即失去了股肱重臣的共赴国难，另一方面又说“虽忠臣孤愤，烈士死节，将奚救哉”，岂非自相矛盾？这一点下面还要详析。

叙述完了东吴的兴衰历史，至此文章也一步步推导出结论。在再一次感慨吴国当时面临的形势并没有曹、刘之时的严峻，战守之术、山川险阻也没有发生变化，“而成败贸理，古今诡趣，何也？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异也”，即原因在于国家推行的政策已然不同，而授任的人才也大相迥异啊！

与上篇递进式推演的论证方法相比，《辩亡论》下篇脉络、观点相对比较简洁、集中，是对上篇结论的再引申、再强调。前面主要叙述东吴在创业阶段，君明臣贤、勠力同心，求贤若渴、爱民如子，外拒强敌、内修仁政，“体国经邦之具，亦足以为政矣”，俨然具备中兴之望。“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则可以长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即不求后继者多么杰出，只要循规蹈矩、萧规曹随，也不会有什么心腹大患。后面则叙述“陆公没而潜谋兆，吴衅深而六师骇”，即在陆抗死后，尽管面临的敌人不复往时，但“邦家颠覆，宗庙为墟”，难道不是因为“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即人亡政息、再无贤人辅政的原因吗？古人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又说“在德不在险”，也正是这个意思啊！因此，“功不兴而祸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即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根本就在于统治者不能以仁心治政、不能真正任用贤明啊！

如前所说，《辩亡论》不论是从体例还是文风，都极大借鉴模仿了《过秦论》：追溯历史、反衬现实，反复比较并提出遇强而勇、遇“弱”而亡的问题，最后言简意赅得出结论；语言修辞上也是汪洋恣肆、纵横捭阖，极尽铺陈渲染之力。但客观地说，不论是“三全本”编者在题解中所说，“笔势不如贾谊文章锋利流畅”，还是我们读下来的感觉，确实与《过秦论》似乎总隔了那么一层。

陆机的文采当然不必说，唐太宗在陆机传后的赞辞，可以说简直恨不得把世上所有溢美之词都悉数赠予，如“文藻宏丽，独步当时；言论慷慨，冠乎终古。高词迥映，如朗月之悬光；叠意回舒，若重岩之积秀”，“其词深而雅，其义博而显，故远超枚（枚乘）、马（司马相如），高蹑王（王粲）、刘（刘桢），百代文宗，一人而已”，已经到了高得不能再高的百代文宗的高度。客观地说，陆机在《辩亡论》中所展示的斐然文采，也确乎令人心旌震荡，特别是文中多用四字短语，以及隐然已有六朝骈赋的曲折回扬而不失凌厉之势，亦都体现了语言艺术的时代特征，是贾谊文章所未有的。然而，为何相比之下，仍总感觉比《过秦论》稍弱了一些呢？

首先，不得不说，《过秦论》实在太过出众，珠玉在前，想要超越本身就已经很难，正如后人在艺术创作上常说，似我者死。陆机实在是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原就看似不可能的任务，从另一个角度，这何尝不是年轻人所特有的勇气、自负与豪情的

体现呢？

其次，仍不得不说，在文采之外，陆机于议论上的笔力确实稍显薄弱。其实，早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就指出陆机“昔陆氏文赋，号为曲尽，然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陆赋巧而碎乱”，都指出陆机文章形式大于实体、技巧多于深沉、后劲不足的缺点，这也是陆机在后来越发不被人们所关注的原因。

然后，回到《辩亡论》本身，却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重要原因。《辩亡论》与《过秦论》虽然都是从历史起笔，但秦亡的历史对于贾谊只是一个虽不遥远然而已经淡漠的存在，简言之，历史在贾谊笔下不过是用来服务阐明其观点的工具，因此，尽管也存在史实上的疏漏甚至有意为之的编排，但整篇文章一气呵成，并没有因此损伤文意。而东吴亡国的历史，对于陆机却是深深的痛楚。正是因为对故国历史的了然于胸，对先辈英豪的深情敬仰，陆机笔下的东吴历史，原本是作为论证的依据，却渐渐成了论说的主体。例如，当他不惜笔墨写下那些密集名字时，仿佛是生怕这些可亲可敬、可歌可泣的先辈们被历史所遗忘，然而无形中却滞缓了文章的节奏，使史论转成史述，造成了喧宾而夺主的错觉。

历史对于陆机来说无疑太过沉重，这份沉重不仅体现在用情太深，还反映在下笔太难。下笔太难，是因为此时的陆机已从“吴人”变为“晋人”，尽管他可以抒发对于故国的深情，与此同时却难以表达对于曾经敌国的不满，甚至还需要为三家归晋给出解释，“历命应化而微，王师蹑运而发”，即蜀国、吴国的灭亡都系天命，从而晋军自然也只能是王师。对晋国如此，乃至对于被晋国所取代的曹魏，他也只能以魏氏来指代曹操而不敢称名道姓，而为了平衡，只好又以汉王指代刘备。这与贾谊笔下的六国几乎被描写成力图抗拒阻碍历史统一的乌合之众，直是天壤之别。只可渲己方之英勇，而不可说敌方之顽劣，未曾开战先缚手脚，自然也就造成了文章在气势上的先天不足。

下笔太难，也体现在对于东吴灭国的阐述上。无疑，对于直接造成国家倾覆、凶顽悖逆、肆行残暴的亡国之君孙晧，陆机心中一定是倍加痛恨的，然而作为数世辅佐孙氏的忠臣之后，他又必须为尊者讳，无法说得太多，无法像贾谊那样直截了当、振聋发聩地提出“仁义不施”的指控，而只能隐晦曲折地以“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异也”来表达。而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铿锵有力相比，这句话显得过于欲言又止，过于苍白无力，也过于笼统粗略得让人难以记住。

下笔太难，因为说亦难，不说亦难！《辩亡论》原本就不是为了与《过秦论》一争高低，从前面分析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可能已经是陆机在诸多牵绊与束缚下，所能得到的最好努力与结果。唐太宗在陆机传赞辞中首先引用了一句话：“虽楚有才，晋实用之。”当怀揣着梦想与憧憬的兄弟二人入洛时，自不会想到日后的“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大晋终于未能用楚才，而这篇对于东吴未能尽言的《辩亡论》，或许倒是可以用来献祭给将它灭亡的西晋。（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