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的文学价值

如果在中国古典小说里举一部最有世界性的作品，那无疑是《西游记》。阅读它不需要太高的门槛、太多背景知识的积累，而且老少咸宜。探幽索隐者，自然可以透过其中的禅机道法，参悟深刻的哲理；浅尝辄止者，也无妨通过一个个剧情张力拉满的故事，获得快乐的体验。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前人之述备矣，今不妨从故事主题、故事源流和人物性格三个方面来说一说个人的体会。

首先是故事主题。《西游记》虽然洋洋洒洒将近一百万字，但它整个的故事主题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其主体就是一个“寻宝冒险故事”。这种故事在全世界各民族都有，无非是说遥远的地方有一处宝藏，需要通过千辛万苦去获得，而寻宝者往往是一支团队。甚至《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也是这样的结构。这个宝藏，可以是金羊毛，也可以是大乘真经，也可以是魔法石。这支寻宝的队伍，可以是伊阿宋和他的朋友们，可以是唐僧师徒，也可以是哈利、罗恩、赫敏。团队内部要协作，外部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事实上，人类就是这样团结在一起不断征服自然的。所以这种故事主题，就能在各种文化环境下得到共鸣，完全不需要额外的解释。

如果仅仅是一个寻宝冒险故事，还未必使《西游记》稳居于世界名著的行列之中。因为这个团队的领导者唐僧，有些天然的缺点。例如他的身份是一个佛教徒，那么如果是以他为主角的故事，就很难在佛教之外获得广泛的传播；他的原型玄奘法师又是一个凡人，让他作为和西天路上妖魔鬼怪作战的主力，就需要更多的解释成本。于是，这个故事流传到明代，不知道哪位天才作者，或许是吴承恩，或许是“华阳洞天主人”或不止一位前贤，大胆地把唐僧从一号主角黜落为二号，把孙悟空升格为一号，并在取经主线故事前面加了浓墨重彩的七回内容，讲述了孙悟空的诞生、学艺、闯龙宫、闹地府、闹天宫的故事。

这个天才的改动，可以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因为这样一来，原来的“寻宝冒险”的框架上，就增加了另外一重主题，这就是“英雄成长”。

在今天，编剧们津津乐道的“角色弧光”（角色在故事发展中经历的变化轨迹），几乎是写作者的常识；而现代学者总结的英雄成长规律（如坎贝尔《千面英雄》），也有力地指导着写作实践。但要知道，在四百多年前的明代，能够意识到这些，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那时候的大多数作者，还习惯于脸谱化的描写，扁平化的人物；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是没有太多动力去探讨的。而孙悟空从诞生、学艺一直到闹天宫失败，被压五行山，再加上此后的接受新使命、戴上紧箍、一路斩妖除魔终成正果；这个成长模式，恰恰和世界各国、各种英雄的成长轨迹高度吻合。我们可以说是四百年前这位作者的天才直觉，也可以说是自觉的创作行为；不管如何，正是这个改动，把《西游记》从一个普通的寻宝冒险故事，提升到了世界名著的水平。

其次是故事源流。一个故事好看与否，主题固然关键，结构、细节、讲述节奏也是不容忽视的。《西游记》并不是一部由某个文人独立创作的小说，而是在几百年的流传过程中，每个故事都经历了书场、舞台的淘洗，去芜存菁，保留的几乎都是精华。

例如车迟国故事，这个故事最早被记录在元代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中，故事框架与百回本的相差不大，内容就是僧道斗法。但是在百回本中，这个故事被大大丰富了。首先是反方人物，由两个（伯眼、鹿皮）变成了三个（三位大仙），故事复杂程度就提高了。其情节，也增加了孙悟空放走僧人、留假圣水、登坛求雨等众多内容。尤其是登坛求雨，其笔墨之生动、细节之真实，使人几乎回到明代的求雨现场。最后通过砍头、剖腹、下油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三位大仙依次死于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之下。这些增益，环环相扣，逻辑紧密，可称故事范本。甚至每一小段，如求雨、坐禅、隔板猜物等，内部也是铺平垫稳，层层递进的。例如《朴通事谚解》原有的“隔板猜物”情节，从一次（桃变桃核）扩成三次（宫衣变旧衣、桃变桃核、道士变和尚），就有着类似曲艺“三翻四抖”的艺术效果。如果没有几百年文人、艺人的淘洗、加工，反复迭代，这种成熟丰赡的故事是难以产生的。

最后是人物性格。主要人物师徒四人的人物性格，诸多版本的文学史、教科书已经讲过许多，譬如孙悟空的聪明、机智，敢于挑战权威，唐僧的迂腐而坚定，八戒的懒惰、狡黠而不失质朴，沙僧的忠诚而善于协调，也都几成定论。这里仅就几个细节，谈一谈前人较少道及的话题。

孙悟空性格的底色，自然是自由不羁的。但是，他在取经路上的两次选择，却可以看出他性格发展变化的过程。

第一次是他三打白骨精，被唐僧赶回。猪八戒来请他回去，小猴们连忙阻拦。孙悟空对他们说：“待我还去保唐僧，取经回东土。功成之后，仍回来与你们共乐天真。”

这个诺言到底是诚意的呢，还是敷衍的呢？从孙悟空的性格来看，不像是敷衍小猴们，但是最后，他食言了。他成了斗战胜佛，但并没有回花果山。

实际上，孙悟空的心态，在取经路上就已经慢慢改变了。后来他打死了几个强盗，唐僧第二次赶他走。孙悟空越想越委屈：

欲待回花果山水帘洞，恐本洞小妖见笑，笑我出乎尔反乎尔，不是个大丈夫之器；欲待要投奔天宫，又恐天宫内不容久住；欲待要投海岛，却又羞见那三岛诸仙；欲待要奔龙宫，又不伏气求告龙王；真个是无依无倚。

这个时候，他心中的价值反转了。他又有了回花果山的机会了，但他并没有，却怕他们笑话自己大功不成，半途而废。他瞻前顾后，最后跑到观世音菩萨那里诉苦去了。

这就像毕业之后的同学聚会，有些同学如果工作、生活不顺利，是不愿意来的。在他们的心目中，价值业已反转：当年的小伙伴，已经不再能吸引他的兴趣；担心受到嘲笑，反倒成了时时刻刻担心的问题。童年的世界，就这样被成年人的世界取代了。

大概每个孩子心目中，都有一个孙悟空和一座花果山。然而，这些最终会在成长的过程中渐渐淡去。这倒也不能用好事或坏事评价，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成长过程。而这种对人心的深度挖掘，不管作者是无意的还是自觉的，在四百年前的明代都是难能可贵的。

至于唐僧，他的身份虽然是佛教徒，却有一种强烈的士大夫气质。我们知道历史上的玄奘法师西行求法，是为了读到更多的佛经原典，学术研究的目的很强。但《西游记》里的唐僧，取经目的是“祈保我王江山永固”，这是和历史上的唐僧完全不同的地方。

在西天路上，唐僧经常自称“贫僧是东土唐朝钦差灵山大雷音见佛求经的”。他无论走到哪里，介绍自己时一定要带上“钦差”两个字。不是“钦差”，就是“奉旨”，在通天河，唐僧见到许多商人在冰面上行走（当然是妖精变化的），就大发感慨：

三藏道：“世间事惟名利最重。似他为利的，舍死忘生；我弟子奉旨全忠，也只是为名，与他能差几何！”

这段话很有意思，因为它是一个为国尽忠的大臣说的话，却不像是一个宗教徒说的话。求得佛法，见到如来，倒还是其次，最主要的，是奉旨差遣，为国尽忠。这种性格，我们会想起事君能致其身、建功以垂青史的传统士大夫，而不是舍身求法的佛教徒。

至于猪八戒和沙和尚，前人的分析也已经十分到位，限于篇幅就不重复了。其实这四个人，恰恰构成了中国人的四副面孔：

唐僧虽然设定是高僧，却有儒生气质。孙悟空自由不羁，类似道家人物。猪八戒是个大俗人，普通的老百姓。沙和尚坚忍不拔，宁死也要往西天去，他的动力反而最纯粹，并不考虑什么为国尽忠，奉旨求经；比起唐僧来，他反倒更多一些虔诚僧侣的味道。

假如很粗略地概括一下，师徒四人可以概括为一儒、一道、一民、一释，恰好构成了中国人的四副面孔，也是中国文化的四个不同的侧面。

（选自“中华经典小说注释系列”《西游记》修订本，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