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启航的地方

我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1970年上小学。学校条件十分简陋，任课老师学历不高，上课没规律，时间没保障，动不动就去学工学农。小学基本是玩过来的，好在那时升学不用考试。

始于1977年的高考，对我触动很大。当时农村的孩子，出路只有两条，一是当兵，但那不是长久之计，因为若干年后还得复员回家，真正提干的寥寥无几。二是考学，不管是中专大专，毕业后分配工作，就能端上铁饭碗。我的舅表哥是考学出去的，草鞋换成了皮鞋，让我好生羡慕。所以，我从初中开始用功。

初中有正儿八经的老师。初中离家近十里路。每天早上起来，我自己炒一碗剩饭吃，然后带一瓦罐淘洗过的米，交给学校食堂蒸熟，解决中饭问题。下午放学回家，如果天还没黑，或遇到农活缺人，我还需要出工劳动，挣些工分，根本没时间复习和做作业。即便这样，我还是坚持把初中学业完成。

1979年6月，我参加了黄冈地区高中入学统一考试，收到了浠水一中录取通知书，成为老家片区三个幸运儿之一。我如愿考上浠水一中，这在当年也算是轰动一时的大事。亲戚们都替我高兴，接连不断请我吃饭。1979年8月下旬，父亲带着我搭乘拉货的便车，前往一中报到。

第一次远离父母，我非常想家。学校的广播每天播放流行歌曲。每当《北国之春》的歌声响起：“亭亭白桦，悠悠碧空，微微南来风”……我就愈发想家，偷偷流泪。

1979年国庆节，学校放假三天，同学们都兴奋不已。放假前夕，我们躺在床上聊天，毫无睡意，说着说着，有同学突发奇想，与其等到天亮，不如现在出发，走路回家。我与几个同学一拍即合，说走就走，在星夜踏上归程。 我家距离县城大约30公里。那天晚上特别黑，没有月亮，好在被车碾压结实的马路泛着白光，引导我们前行。一路上我们有说有笑，既不害怕，也不觉累，天亮时分走到了家门口。母亲对我这么早突然回家感到惊讶，得知我是一晚没睡走路回家的，她接过我的书包，用手擦了擦眼角。而我却喜笑颜开，完全沉浸在回家的兴奋之中。

其实，对于一中学习生活，我是准备不足的，对县城也是陌生的。从小学初中“放养”到高中“圈养”的大转变，随之而来有种种不适。

首先是作息时间。每天早上天蒙蒙亮就起来跑步做操，平常时日倒是没问题，冬天就非常难受。那时的冬天特别冷，我双手都是冻疮，痛得厉害，有时握笔都困难。

吃饭问题也困扰着我。正在长身体，饭量很大，感觉从来没有吃饱过。住校生一日三餐依赖食堂，每个月家里送米到学校，换成餐票买饭菜。学校为了减轻学生的负担，也想尽了办法。在城外好几里路远，有个农场专门种菜，主要提供给学校食堂。每个星期有一节劳动课，男生负责挑大粪给菜地施肥。我那时身材不高，肩挑着的粪桶快拖着地了，但也没叫过一声苦。每到劳动课，一群学生挑着大粪桶，走街串巷，成为县城一大奇观。

有一次弹尽粮绝，让我刻骨铭心。有个月底，到了家里该送米的时候，左等右等不见到父亲的影子，我心里越来越慌。薄薄的几张餐票，尽管省吃俭用，但终究抵御不了一张大嘴，越是担心着急，餐票越是消耗得快，转眼就吃完了。当时，我又不好意思向同学借，况且大家都很困难，也没有多余的餐票。然而一旦挨饿，就顾不上面子了。我左思右想，突然想到了堂姐夫在县五金公司工作。一天早自习后，我壮着胆子，沿路打听，很幸运地找到了他的宿舍。堂姐夫见到我，十分意外，我红着脸说明了来意，其实不说他也猜到了。

正是早饭时间，堂姐夫去食堂为我买了三个花卷和一盆稀饭。花卷是大大的，足有二两一个；稀饭是稠稠的，满满一饭盆。我狼吞虎咽，几分钟就风卷残云。临走时，堂姐夫给了两块钱。正是这两块钱解了燃眉之急。那是我第一次吃花卷，那种带着咸味的葱花卷，热乎乎的，香喷喷的，直到现在，依然让我垂涎欲滴。走回学校的路上，我就想：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也要到有花卷吃的单位工作。

几天后，从教室窗口，看到了盼望已久的父亲。我冲出教室，刚跑到父亲面前，委屈的眼泪就流下来。父亲说：“家里知道你饿肚子了。我这次来，还带了一小袋奶奶亲自炒的米粉，就是怕不能按时送米，你餐票用完时，就用开水冲泡米粉吃，可以抵挡几天。”后来我才知道，家里人多，口粮也不够吃，凑了很久也没凑齐40斤米，父亲急得生病了，身体刚好转，他就赶紧给我送米。我十分愧疚，更加发奋学习。

上一中前，我在当地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到一中就完全不一样了。我所在的高一四班，同学都是当地的尖子生。第一学期，我的成绩始终处于中下游。种种因素导致学习压力大，情绪一度非常低落。这种状况在第二学期有所改变。班主任程庭喜老师了解到我的情况后，多次找我谈心，帮我分析问题，找出原因，指出方法，并给予鼓励。任课老师在课下也抽出时间单独辅导。我自己也努力适应学习环境，逐步改变学习方法，考试成绩不断进步，信心也大大增强。

由于偏科，我选择了文科。分科后，学习兴趣增强了，成绩也有所提高。同时，我还担任班长兼团支书。班主任蔡则群老师很敬业。为了提高我们的作文水平，他经常自掏腰包，购买蜡纸油墨，刻印精品小文章，分发给我们学习。蔡老师非常关心学生，要求也很严格。我语文成绩较好，作文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朗读，有时还传到其他班级。心里有点飘飘然。一次晚自习，等蔡老师巡查后，我和一个同学偷偷溜出来，跑到电影院看电影《追捕》。看完后又回到教室自习。满以为做得天衣无缝，谁知蔡老师杀了一个回马枪，中途又到教室巡查，还问我们的去向。第二天早自习，蔡老师一脸严肃站在讲台上，以他特有的大嗓门说：“有的人自以为成绩不错，就感觉好像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大学校门。你这种水平与高考成绩还差十万八千里，如果放纵下去，你就做好准备把被子抱回家种地吧。”

虽然没有点名，但我却心知肚明，面红耳赤地低着头。自此以后，专心致志学习。

晚自习一般是九点结束，我们男生几百人住在大礼堂，大宿舍熄灯时间是十点。为了多学习一会，又不影响别人，我咬牙买了一个手电筒，躲在被窝里看书。后来，感受不可持续，就与程三国同学相约，待晚自习结束后，从学校翻墙到街道上，坐在路灯下看书。路灯并不明亮，学习效果不好，眼睛却因此近视了。

星期天不上课，一些同学结伴上街，而我则钻到图书室，翻阅各种学习资料，一整天乐此不疲。那间小小的图书室，见证了一个农家子弟的奋斗。

1981年5月，我顺利通过了湖北省高校招生预考，6月参加了全国高校招生统一考试。之后，学校放假，同学们各自回家。

大约一个月后，我和同学一起回一中。那时，考生成绩还没有出来，但录取分数线已经公布。我清楚地记得，1981年湖北省高校招生录取分数线文科是383分。看到分数线，我吓了一跳。自己反复估分，很难达到这个分数线。回家后，我二话不说，抄起农具，直奔田里干活。当时我想，今年恐怕考不上大学了，一定要好好干活，争取让父母支持我复读。

一天，一个在官塘乡政府工作的长辈回老家，关切地问我收到填报高考志愿通知没有，还说官塘已经有人收到了通知。我听到这话，瞬间崩溃，把手中的农具往地上一丢，跑回家号啕大哭。因为我觉得到现在还没收到通知，肯定是没有达到录取分数线。虽然早有思想准备，我还是非常痛苦失望。母亲见我这么难受，也急得不行，一直安慰我。她说如果真没考上，家里就是砸锅卖铁，也肯定让我复读。

有些事情便是那么奇妙，写小说也想象不出这样的情节。我把自己关在屋里郁郁寡欢，突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问我家在哪里。我觉得声音很熟悉，便跑出家门，只见同学手里拿着一张单子向我挥舞，他大声说：“吴振鹏，你家好难找哦，我找了好几个塆才找到你。恭喜你过了录取分数线，过几天我们一起回一中填志愿。”

听到这个意料之外的消息，我高兴得手舞足蹈，一把将同学拉到我家，母亲连忙给他煮了一碗面条，感谢他带来了这么大的喜讯，不然真不知道我会怎么样。前后不到一个小时，峰回路转，反差如此之大，可谓冰火两重天，让我理解了范进中举的疯癫。

几天后，我回一中填志愿。我的高考分数只超过录取分数线十几分，老师指导起来也有些为难，最后还是让我自己决定。当时翻阅招生简章，看到湖北财经学院（中南财大的前身）招生人数较多，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将它作为第一志愿，第一专业选报的是法律。为了稳妥起见，第二和第三志愿填报的都是师范院校，并都选择了服从调剂。

八月上旬，我收到了湖北财经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尽管不是心仪的法律专业，但毕竟能够上正规的大学，心里还是非常高兴。八月底，我带着几件行李，揣着录取通知书，踏上新的求学之路。

大学四年，我延续在浠水一中形成的认真刻苦的学习态度，节俭朴素的生活作风，特别是泡图书馆的习惯，一直保持不变。先后担任年级团支部书记、系团支部副书记。大四时成为首批入党的在校大学生。毕业那年，我被某中央国家机关特选招录，成为全班唯一进京入职的应届毕业生。后来听辅导员说，单位人事部门来校选招学生，当时毕业论文尚未提交，他们查看了我的入党申请书，认为字迹清秀，文笔流畅，且是真情实感，就看中选定了我。辅导员戏说我是一纸定终身。

时光飞逝，离开浠水一中40余年了。但是，很多记忆镌刻在内心深处：那老师吟唱“君看流水尚能西”激励我们奋发学习的神情，那下课铃声骤响冲出教室撒欢的身影，那课堂外恣意嬉戏打闹的场景，那中午大喇叭高亢嘹亮的歌声，那矗立在操场边大樟树的苍劲，那晚自习埋头苦读的寂静，还有那羞涩偷看邻桌女生的纯真……一切如此美好，令我毕生难忘。

回望在一中学习生活的两年时光，泪水欢笑皆有，酸甜苦辣并存。正是浠水一中，那年那月敞开怀抱，接纳了一个乡村走来的孩子；正是在浠水一中，我接受了正规的学习，积累了宝贵的知识，历练了坚毅的性格；正是在浠水一中，我的梦想开始启航。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曾任财政部农业司副司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副局长，财政部干部教育中心主任，财政部派驻国家开发银行董事，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