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葬礼

一

来苏水儿的气味弥漫在空气中，医院大厅里人声嘲哳，重症监护室外面却死一般的寂静。寂静，放大了墙上那盘时钟的跳秒声。秒针从不知什么叫疲倦，它与生命赛跑，已经赢了无数次。此时，大姐靠墙坐在走廊的地板上，七姐跪在楼梯间里祷告，我蹲在墙根。我们都在数时钟的跳秒声，秒针的每一次颤动都让人感到窒息。

上午八点多，我们与母亲有过一次视频通话。医生叫到母亲的床号时，大姐和七姐刚刚赶过来，我们一起进入监护室的会见区，通过视频电话看到了母亲。可是，母亲一直处在昏迷之中，我们对着话筒轮流喊妈妈，妈妈，母亲却没有回应。她身上插着各种管子，鼻子上有氧气管，头上还有一根排血的管子。她被纱布包裹得严严实实，她已经不像我们的母亲了。大姐喊着喊着哭了起来，大姐已经五十岁了，可她还是问母亲，咋办啊，我们该咋办啊？母亲依然没有回应。

电话已经打过两遍了。二姐、三姐、四姐，老五老六以及小妹，母亲这辈子生了九个孩子，在她因脑溢血而失去活动能力时，身边却没有一个。此时，他们都在路上往家赶，不用猜我也知道，他们都在数时钟的跳秒声，或在火车上数，或在小汽车上数。秒针不等他们，母亲在等他们。

七姐的祷告被医生制止，我们被医生叫到了办公室。办公室外面是医院的疗养区，透过窗户，我能看到外面灰蒙蒙的天色，一点都不像夏天的傍晚。晚上也许会下一场雨。

医生说了很多话，大概是劝我们该给母亲办出院了。她现在需要的不是治疗，而是回家。这个时候，回家远比治疗重要得多。我们都懂了，我蹲在地上放声哭起来，大姐和七姐相互搀扶着哭。后面医生还说了很多话，我们都没有听到，时钟的跳秒声也消失了。

医院离我家老屋有七十多公里，我们雇了一辆救护车，连同担架把母亲载回家。这条回家的路，我们一生要走许多遍，对母亲来说，是第一遍，也是最后一遍。医院可能是母亲一生去过最远的地方，她似乎一直都知道，那些一生去过很多地方的人，并不一定比终生住在一个村子里的人更幸福，所以她从不离开。母亲躺在担架上，我们三个围在她身边，一遍一遍地呼唤她，她没有一丝回应。车跑得不快，也没有拉警报，但我的耳边似乎有呼呼的风声，也许是错觉，我没有分辨，只觉得人生慌里慌张，路只有一条。可是，这条路好远好远。

老屋坍塌了一半，已经不能住人了。几个月前，在母亲的要求下，我在老屋前面搭了三间活动板房，最近几个月母亲一直住在板房里。救护车停在板房门口，我们把母亲抬进居中那间屋里，权且把它当做堂屋。按我们那儿的规矩，母亲已经不能躺在床上，我们用麦秸在堂屋中间打了个地铺，然后用床单把母亲移上去，头朝外，脚朝里，仰躺着，陪她最近的是管子、吊瓶还有一个一次性氧气袋。那就是她与这个世界最后的关联，最后的人生。

果然，外面已经开始下雨了。母亲刚刚躺在草铺上，二姐、三姐、四姐，老五老六都赶到了。大姐今天真像大姐，她开始分配任务，二姐去请三奶奶，三奶奶会撕白布，会做孝服孝帽，还会给死者洗澡穿衣；三姐去租冰棺，四姐去联系卖木头的，我们那儿把棺材叫做木头；七姐去请四奶奶，母亲一生信奉基督教，四奶奶曾是她的传道人，多年来四奶奶给母亲说过无数的道理，也许今晚她还会说一些。

我把刚满周岁的儿子抱过来，他刚刚学会几句简单的话，我叫他喊奶奶，他稚嫩地喊了一声。我看到，母亲的眼角挤出一行泪来，只有一行眼泪……从医院回到家里，仅仅才过去十几分钟，母亲就离开了我们。我们跪在她的周围，围成一个小圈，一边哭，一边听四奶奶和七姐的祷告。

母亲是在自己家里老去的，我长舒了一口气。我知道，路上她一直在撑着。

二

原先的老屋有五间，是一九九三年修建的，红砖黑瓦，按理也够结实，只是垒墙时用的是泥巴，怕水。母亲在世的前一年，老屋就已经歪扭得不像样子，墙体错位，房梁朽坏，木格窗棂原本是方形的，后来被拉成了菱形。山墙上还裂出几道十几公分的缝隙，冬天，寒风唧唧响地往里钻，母亲只好把装化肥的尼龙袋子塞进去，才勉强过得了冬。

老屋的内顶是荻子排的，糊以泥巴，我们称其为屋耙，经过二十多年的风雨洗礼，屋耙早就酥脆了。有一回，母亲端着饭碗坐在堂屋里，屋耙上竟掉下一块土来，不偏不倚地落进了她的碗里。她并没生气，也没觉得倒霉，她认为这是一个信号，意思是她活不久了。吃土啊，吃土啊，只有死人才吃土呢。她放下碗，自言自语地说。不久之后，下了一场大雨，屋耙坍塌了几处，再也没法住了。

母亲给我打过几次电话，都是讲老屋的事，她迫切希望修建新的房子。然而，当时政府有规定，濛洼蓄洪区内不许新建房屋，况且我因工作上的事，要在外地停留半年。我试图说服母亲，让她搬到大姐家先住一阵子，大姐家离老屋只有半里路，近得很，做什么都不耽误。可母亲不愿意，她对修建新房的事特别执着。我本想叫二婶劝劝她，电话打过去，二婶却说了另外一番话。你妈哪是要住新房子呢？她是怕老在了外面，临了没个停棺的地儿。二婶说的是，我们那儿不直接说死，把死说成老——人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不是贫病交加，不是没有出息，而是临终不能老死在自家屋里。

不久，我在老屋旁边搭了三间板房，作为母亲临时居住的地方。母亲所用的东西，大多是用了一辈子的，我帮她一件一件搬过去，有做针线的鞋笸箩，有淘米洗菜用的麻篮子，还有筛子、簸箕、灶头，她一样也舍不得扔。只有不是孩子的孩子，才能长久地陪在她身边。

板房只有三小间，母亲睡在东屋，西屋当做厨房，中间算堂屋。堂屋里面有两张条凳，是许多年前请木匠做的，我偶尔回去的时候，就把条凳对在一起，当床睡。春节前的一天晚上，我躺在条凳上，隔着板墙，陪母亲说了半夜话。一个人老去的标志之一，就是不自觉地提起过去的事。母亲确实老了。外面在下雪，板房顶上一定积了很厚的雪，时不时发出格叽格叽的声音。母亲说，淮海战役时她已经记事，也是这样的一个雪夜，解放军把学校的桌椅搬到河边，他们光脚踏进水里去搭桥，不怕冷。当时母亲就在旁边看着，人家喊她小鬼，她吓得赶紧躲了起来。板房墙薄，寒风一吹有一种张力吃紧的感觉，一到这个时候，母亲就会停下来，我们一起静静地听着风声，等着它安静下来。又过一会儿，母亲接着说，一九五九年冬天的一个晚上，雪比今晚还大，她的母亲和妹妹就是在那晚饿死的。母亲说，早晨起来打开门她看到外面白茫茫一片，雪有一尺多厚，她赶紧跑到另一间屋里喊娘，娘却没有回应。她凑近摸摸才发现我姥姥已经冰凉冰凉的了。姥姥死后，母亲被她的姑姑收养，从此寄人篱下。那年她十六岁，母亲说，她的姑姑把她接走那天，雪还在下。走时，她只带了一床被子，可她饿得连一床被子都抱不动，姑姑先走了，她只能把被子摊在地上，拖着走。雪很厚，走不多远就要歇歇，几里路，她竟走了整整一天时间。

夜已经很深了，还有人放炮，这一晚是北方的祭灶。母亲终于睡去了。

凌晨四五点时，我迷迷糊糊中听到母亲在啜泣，赶紧问她怎么了。母亲哽咽着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门上的兽头锁活了起来，变成了魔鬼，要将四姐拖走，她与魔鬼恶战，用扫帚打，打不走就去抢夺四姐，可最终她还是败下阵来。她笃信基督教，自然相信这梦是要应验的，便伤心至极，忍不住哭起来。

天亮时，母亲的哭泣和雪都停了。母亲没再说梦的事，但我把门上那只兽头形状的锁砸了下来。

三

母亲去世的第二天，小妹才赶回来。她是从南方回来的，穿高跟鞋，说普通话。她下车的时候，我们刚好在换棺，也就是从租用的冰棺里把母亲抬到木头里，掩棺前的一刹，小妹匆匆扑到了跟前，算是见了母亲最后一面。

母亲姓孔，生于一九四三年，二十岁时嫁给父亲，一生坐过十次月子，养活了九个儿女，小妹是最后一个。年龄最小的孩子，往往能获得最大的包容度，所以小妹的性格一直很倔强，做事风风火火，直来直去，不懂人情世故，也不懂得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母亲患病前一个月，小妹刚刚离婚，尽管她自己不承认，但我们都知道，母亲的病情跟她离婚的消息不无关系。

小妹哭灵，我和大姐窝在棺道两边，趺坐在麦秸铺上，看着她哭。她是远嫁迟来的女儿，她应该哭。

我家老屋朝南，前面不远就是淮河。发病之前，母亲常常坐在门前的竹凳上朝河对岸看。其实她的眼睛并不好，辛苦了一辈子，她的眼睛早就花了，根本看不到河对岸，但是她还是看，她自己安慰自己，看不到比看到要好。她在等她远嫁未归的女儿。大姐跟我们说过，在二姐和三姐之间，母亲原本还有一个女儿，小名叫燕子，只是到了六七岁时，淮河发大水，把她冲走了。人们顺着大河搜罗了很多天，都没有见到她的影子。最后，所有人都认定了一个事实，燕子被淹死了。可母亲始终不信，只有母亲不信，她觉得燕子还活着，认为她依然会长大，会嫁人，而且嫁到了河对岸去。越是垂垂老矣，母亲越发忘不掉这件事，看河成了她日复一日的习惯。她等待的时间足够久了，就在几天前，她终于等到了一条关于女儿的消息。可是，那条消息却不是关于燕子的，而是小妹离婚的消息。

于今天的社会而言，离婚本也不是大事，可于母亲而言，只要关于孩子的事都不是小事。邻居说，那天母亲不吃不喝，坐在竹凳上发了一天呆，到了傍晚时，凳子倒了，母亲摔倒在地上。邻居过去喊她，她已经说不出话来，他们赶紧叫来大姐，把母亲送到医院去。

母亲在医院住了总共不到三十个小时，头天傍晚送去的，第二天傍晚就被拉回家了。一路上，她都在撑着，撑着，即便如此，她依然没有等到她最小的女儿，更没等到不知所踪的燕子。

等妹妹哭完去换孝服时，大姐对我说，什么时候她才能长大，才能不让人操心啊？我们沉默了好一会儿，谁能回答得了她呢，都回答不了。

四

我们把母亲生前的衣物收拾了一遍，准备火化时一起烧掉。一大包衣服，一小包药，还有一些她生前使用的生活用品，我们一件一件地收拾。收拾到一半时，我们跪在母亲的床前哭起来。在母亲的柜子里，摆着几双绣了各种花式的虎头鞋，丝线艳丽，虎头栩栩如生，还有一双未绣完的半成品，上面连着针。我们知道，那是她给她的孙子和外孙做的，在她有生之年，她的孙子仅仅也只叫了一声奶奶。

假如人精通某一样技艺就能称为“家”的话，我的母亲精通太多，只能称为生活家。父亲去世后的十七年中，她独自一人抚养我们，如果不是一位伟大的生活家，又如何过好这漫长的六千二百多天。

农活就不说了，她的职业是农民，在父亲去世后，家里的十几亩地都靠她应付，我们姊妹虽也帮帮忙，脊梁还是她。她的针线活最好，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我们从未见她学过绣花，练过剪样儿，但她就做得好，仿佛她一出生就会这些似的。普通的裁剪衣服，缝缝补补，是家常便饭，那时候大家都没有新衣服穿，一块布裁成新衣服老大穿，老大穿旧了改小点，老二穿，老二穿破了，再改小一点老三穿，最后实在破得不成样子，就用浆糊一层一层糊上去，背成“葛粑子”，用来纳鞋底。母亲有个夹包似的东西，叫做“艳包子”，用报纸折成，外面再糊上一层布，叠起来像一本厚书，打开来里面是大小不一的格子，每个格子里放着不同的东西，有鞋底样儿、鞋面样儿，还有各式各样的花样儿，都是用纸剪成的。孩子太多了，一人一双脚，就算每人一副鞋底样儿、鞋面样儿，也要占去九个格子，更何况每个人都在长大，去年的鞋今年便穿不成了，一个格子盛放一个人的脚，母亲不认识字，却能记住每个格子专属于谁。她不比我们更有知识，但她比我们更了解生活。

很久以前，我家老屋门口有一棵硕大的泡桐树，树下摆着碾盘和石磙。深冬或初春时候，没有农活，又多暖阳天，母亲便常坐在树下做针线活。特别是初春时候，泡桐树不长叶子先开花，整棵树上都是粉紫色的小喇叭花，像一只大灯笼，把整个村庄都照亮了。每到这个时候，村里村外的媳妇婆子们便带着针线到我家来，她们坐在泡桐树下面，围着碾盘，一边晒太阳说闲话，一边做针线打毛衣，遇到做不好的，就问问我母亲。她们所用的鞋样儿、花样儿，都是母亲剪的。

纳鞋绣花是精细的针线活，母亲还会用大针麻绳做很多生活用品。比如“緀锅拍子”，就是用麻绳在横竖交叉排放的高粱秆上面绣出豆腐块一样的纹路，再切成圆形，作锅盖用；比如“緀灶头子”，是用麻绳在折出盆罐形状的高粱秆上绣出更为复杂的纹路，保证它密实适中，以便淘米洗菜盛放馍馍使用。如今，这些高粱秆和麻绳制成的生活用品都被塑料制品替代了，小一点的孩子根本不知道它们的存在，而制作这些物品的技艺，将随着母亲的火化而火化，随着母亲的埋葬而埋葬，好像从来没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一样。

除了那些艺术品一样的虎头鞋，母亲还留下两坛酱豆。我们姊妹都爱吃这个，所以她每年都会晒制两坛这样的西瓜酱。晒制酱豆的过程极为复杂——洗豆、煮豆，在芦席上晾干、发霉，再洗霉、配料，配料的比例也很复杂，譬如一斤豆子用多少盐多少茴香多少大料，她都记得，最后再混以西瓜瓤，经过整个夏天的暴晒才能成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