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盐井，农耕时代的工业绝唱

更劲爆的一则信息是三县衙门，三县协同办公。成都南郊锦江江畔的黄龙溪古镇有着全国唯一的三县衙门，华阳、仁寿和彭山三县行政官署在一个衙门里办公。这是否说明在当时社会节奏变快，政府用更灵活的方式进行社会治理，应对民事纷争？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自秦汉改分封为设郡县，国家的治理是自上而下金字塔式的管理，以垂直统御——一条鞭从皇帝逐级统领到基层为特征。平级官吏，尤其是地方大员之间的联络和协作历来为皇权所忌讳。历朝多设立巡按制度，皇帝派出监察官员监督考核地方官吏，却少有允许官吏间联合行事的。晚清的东南互保，地方大员做大后互为依仗，甚至成为压垮清廷的中坚力量。既如此，三县衙门虽存在于比较低级的地方行政单位，也是颇值得探究的。

黄龙溪古镇距离成都主城足有40多公里，两水交汇，自古便是成都乘船下岷江的水陆码头。古寨傍水而筑，古街古巷，石板铺就的路面，两旁是木板为墙木栅为窗的、房檐伸向街道的木构民居。古巷幽深，在寨子里穿街过巷七拐八绕我终于找到了古龙寺中的三县衙门，却被一位热情的老大爷告知过去的三县衙门在“文革”时被拆毁了，如今的是搬迁过来的。的确，这是古寺里的一个小院落，若非布置成古代县衙的样子，很难让人将它和三县联合办公的场所联系起来。并且，三县衙门的设立还是民国时期的事情。不过，因处于三县之间“三不管”地带，清初这里民事纠纷和匪患颇为激烈，三县于是有了协调管理的需求，在清乾隆年间这里就设立了总爷衙门，协调附近古佛堰的灌溉事务。

老大爷对三县的制度创设所知不多，却滔滔不绝地给我讲起了黄龙溪古镇20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影视拍摄基地，拍摄了近200部影视作品的历史，其中著名的作品有《芙蓉镇》《海灯法师》和《家春秋》等。最勾起我兴趣的是《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拍摄，那是黄龙溪拍电影的肇始。2000年前的西汉，卓文君跟随着司马相如从邛崃私奔到成都，是否路过这里？《史记》中二人“驰归成都”，是驾车奔赴而非坐船，一带碧绿色的江水，两岸群山连绵，河岸上巨大的黄葛树如同伞盖一样耸立着，引人遐想。对了，江口沉银就在下游方向，锦江流向下游，在江口古镇汇入岷江，张献忠江口沉银就发生在那里，讲起财宝的发现老大爷又滔滔不绝了。

既然三县衙门只能给我一个模糊的、那个躁动不安的年代的小思路，那么我就向着另一个目标进发了，那就是自贡——自流井和贡井两个产盐区合并而来，因盐而设的城市。鸦片战争之前那里打出了彼时世界最深的井，深度超过了1000米。在一个农耕时代，甚至西方的工业革命的机械技术还没有传入中国，深处大山之中的中国盐工们是如何打出那么深的井的？他们在打井技术上又有什么独特的方法？打一口井通常耗时数年，还得冒着不能“见功”，也就是不出卤水的风险，他们又是如何从制度上分散风险，并确保在一个长期的工程中获得收益的？这背后，是否和四川与中原相隔几千里，皇权的管制相对松散有关系？同时，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和技术突破，是否和四川盆地从荒芜到繁荣，浓缩历史进程的大发展有关系呢？

一切的一切都让人充满了好奇，充满了探究的欲望。离开黄龙溪古镇天色已晚，坐在地铁上我犹豫着是否直接去自贡，可在地铁上查找公交路线，每次都被规划要进城乘车，全程就得三四个小时。好在座位边有乘客遗落了地铁线路图，于是我对着地图自己规划路线。看到有50分钟后从天府机场到自贡的高铁票，赶紧买了票，时间突然变得紧迫起来。于是换乘了去机场的地铁，居然是区间车，只能又等了几分钟再坐下一趟。在乘务员的指导下提前到了离高铁口最近的车厢，下了地铁看到有人在跑就一直跟着跑。最后居然赶上了，还提前了几分钟，真是一次有趣的赶火车的经历。

不由感叹，现在的城市轨道和高铁网络都已经做到无缝衔接了，“跳城”就如同坐公交一般。而在清代，从自贡到成都的盐运道路多走荣县的盐道，至少五六天的时间。一路上丘陵山地，地形复杂，但因为荣县产盐量大，盐帮弃水路走旱路，走出了一条盐运通道。一路多有驿站和关卡，方便盐帮休息和官府查验盐货。时至今日，四川盆地内高铁密如蛛网，成都与自贡间仅个把小时的旅程。可川盐早就没有了旧时的繁盛。

四川盆地及其周边大片区域，甚至青藏高原在远古皆为海洋，当地势抬高海洋失去来水而萎缩，海水汇聚于低洼的盆地附近，这里就如同一个巨大的晒盐场，结晶的盐分凝结在海盆。随后的岁月里岩盐被沉积层覆盖，海盐沉埋在地层中。当地层升起河流切割，岩盐层处于比地表还高的位置，盐分溶解在地下水中随着泉水流出就是盐泉。古人发现泉水有咸味，进而在泉眼边捡拾到结晶的盐巴，可古人不满足于少量的盐巴继而打井晒卤水，打盐井晒盐也就成为一个行当。

自贡盐井之始相传是西晋时一位猎人梅泽在山中打猎，看到小鹿饮用石缝里流出的盐水，于是凿井得到卤水。此后自贡一带掘井不绝，北宋庆历年间匠人们还技术革新，从挖掘大口井改进到小口深井的卓筒井。卓筒井的开掘，“凿地植竹”，用铁质的长柄凿子向下“凿地”，将地下岩石凿成圆井，再将去节巨竹下入井中构成井壁，因井内“植竹”，“卓”字可作“立”或“竖”解，故称“卓筒井”。陆游曾慨叹：“若荣州则井绝小，仅容一竹筒，真海眼也。”那时自贡的山谷中卓筒井已经“连溪接谷，灶居鳞次”了。不过“自贡”之得名的“自流井”还是明朝开掘的，此前的盐井卤源枯竭，渐至坍塌废弃，釜溪河畔又发现了新卤源。所谓“自流”，原指非人工所凿而水自流出，汲取后可以煎盐。为了煎煮盐卤，百姓还在河边伐木烧炭，还从威远采煤，水运而来，在自流井一带形成了采卤煎盐的产业链。

而“贡井”的名称则源于北周武帝时期开凿的大公井，明嘉靖年间，大公井所产之盐因质纯味美成为朝廷贡品，于是将“公井”改名为“贡井”。另有一种说法是，自贡地区往来商人众多，口音混杂，“公”“贡”两字同声共韵，久而久之，“公井”就因口音变化成了“贡井”。

自流井和贡井，两地距离十余里，相隔一条河，地质构造同属于自流井构造，出产黄卤、黑卤和天然气，黄卤除了食盐成分，还含有较多的氯化钙、硫酸镁等盐类，打出黄卤打井人就已经成功了，所谓“见功”；黑卤通常含有较高浓度的氯化钠，同时富含硫化氢、铁的硫化物等还原性物质，埋藏得更深，打出黑卤，井盐投资人就“见了大功”，也就是大有斩获。明代这里的族谱中首次出现了“火井”的字眼，意味着人们对打井时地底喷出的天然气也有了认知，可以用气做燃料，点火煮饭、煮盐了。四川盆地中部南部多盐井，自古如是。历史记载的最古老的盐井是开凿于成都双流的广都盐井，那还是秦国蜀郡守李冰带领百姓开凿的大口浅井。及至卓筒井的阶段，到了明代自贡“卤水喷涌，天赐咸泉”的自流井时期，自贡地区虽是川盐的一个主要产区，却并未有后世的大产量，从明末官府自自贡盐井中征得的盐税就可知一二。明天启年间，这里有近500口盐井，年征井课银1092两。到了清代，雍正年间征得的盐引达到5万两。而这还只是自贡作为盐都繁荣昌旺的序曲。

当晚我从自贡流光溢彩、霓虹灯闪亮的新城区沿着下山的街道向釜溪河畔找寻自流井的遗迹，可到了才发现老街已经面目全非，古老的穿斗式构架的房屋让位于钢筋水泥仿造出的青砖大瓦房。自流井老街似乎还没有装修完，河边的路都被围挡着。街上空空荡荡，和山顶的闹市区恍若两个世界。好不容易见到两个人，打听到下到河边的一条小巷子，走了几十级台阶才下去，下面是黑洞洞的锁了门的咖啡馆、酒馆、观景台，吓得我再也不敢往前走。可此前下山已经走了两三公里，疲惫不堪。摸黑在一个茶座坐下来，眼前是泛着对面霓虹灯光的在静默中流淌的釜溪河。除了以盐井闻名，自贡还是远近游人争相来观赏灯会的西南彩灯城，也难怪整个城市都被彩灯装饰着，独独给古时最为繁华的釜溪河畔留出一片清净。我曾经看过晚清釜溪河的老照片，运盐船塞满了河道，如同下饺子一般。那时候为了利于运盐船下到沱江，河面上筑了坝以储水，水位抬高后统一开闸。开闸的时候全城的人都来观看，盛大的场景也不输于今人在彩灯大世界观灯吧。我在釜溪河畔找寻着盐井的遗迹，河畔红墙围裹，一组依山傍水的精美的清代院落吸引了视线。赶忙上前打探，原来是一座镇水的王爷庙，进入庭院，是一座飞檐翘角的古戏台。向管理人员打听，原来王爷庙是自贡本地盐商所建，还不是盐业历史博物馆所在的由陕西商人所建的西秦会馆。于是折回去找寻，山坡上又是一座巍峨的大宅院，山门是精致的庑殿顶、三重檐、牌楼式砖石结构建筑，两侧如大鸟展翅的弧形风火山墙，大气又灵秀。急忙看门边的石牌，原来是屠沽商人建造的桓侯宫，桓侯即张飞，桃园结义前为屠夫，正好做屠夫们的偶像。当年自贡盐井遍布，汲取卤水靠的是耕牛推动绞盘。自贡聚集了成千上万的牲口，而盐商发了财在吃上特别讲究，琢磨出了远近闻名的盐帮菜，自贡一带酒肆林立，屠夫们也在这里发了大财，于是筹资兴建了自己的会馆。不过乾隆年间修的会馆毁于火灾，现存的是后来屠宰商人每宰杀一头猪捐资200文重修的。

而建筑中最华美壮观的西秦会馆，也离桓侯宫不远了。清初陕西人随着清兵最早进入四川获得了第一桶金，随后又依赖贩运商品集聚了财富，其实力远在本地人之上，会馆的建设上，处处透露出富贵逼人。西秦会馆也是今日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的所在地，展出有凿掘卓筒井的各种工具。凿井先要在选中的土地上支搭木架，即碓架，也称踩架。架子上绑了杠杆，杠杆的一头捆缚一个打井的凿子，另一头多人脚踩以提起铁凿（也称铁锉），放开后铁凿击打岩层，不停地踩踏与松开，循环往复。展览中的铁凿有着宽阔厚实的凿头，大者足有二三十厘米宽，两边厚中间薄，头部尖锐。整个凿子由铸铁制造，足有两三人高，势大力沉。让我好奇的是，如此重的铁凿，捆它的绳子居然是绑在凿柄上的，凿柄居然没有铸出孔洞以拴麻绳。一个个展柜看下去，总算在一个蒲扇般大小的凿头上看到了一个孔眼，我松了一口气，打井人终于能在生铁上开孔了。要知道，穿过孔洞绑麻绳会结实得多，减少了铁凿脱落井中的可能，也不用经常把凿子提出来检查绑绳是否松动。

井凿深了会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比如打歪了如何把井道重新竖直，井壁塌方了如何将其重新夯实，铁凿遗落如何打捞，井壁如何刮削平整以放下竹筒或掏空的原木等等。一个个展柜看下去，不由得惊叹于古人的巧思。井歪了，凿井师傅会用石块填井重新打，井壁塌方就放入桐油和石灰混合的油灰来加固井壁后再接着打井。他们还做出带着倒刺的铁笼子用来打捞遗落井底的工具。刮削井壁的螺旋形铁笼是我看到的最接近现代钻井技术的工具，可惜那个时候还没有电动或燃油动力的钻机，自贡的打井工人再灵光乍现，也想不到靠着钻头能够更快地给岩层“开膛破肚”。铁质工具和牵引绳都是用竹篾和麻绳绑缚着，我睁大眼睛，生怕错过了一个螺丝钉或一根铁丝样子的现代工厂常见的捆绑、固定零件。当然这是不可能出现的，否则我也会怀疑自己穿越了。在铸铁与竹篾和麻绳的世界，你能看到一个农业社会的传统手工艺人顶尖的创造力，他们已经穷尽了智慧和想象力，做出了完美的工具。

一个后世的参观者，有什么权利为自己会打螺丝而沾沾自喜呢？

更让人震惊的是，在富、荣两地盐场，也就是后来的自贡盐场，盐商们还学会了利用井口冒出的天然气。他们发明了一种样子像倒扣的锅的装置——㝩盆。盐卤从顶部开口提取出去，天然气除去水汽，从㝩盆的边孔导出，如此这般实现了卤水与天然气的分离。随后卤水由竹笕导引流入平锅，天然气也输送到灶头。能源与卤水各尽其用，熬煮出白花花的食盐。有了先进的工具的加持，富荣的盐井也开了挂，一个比一个凿得深，彼时的世界纪录不断被改写着。明朝的深井纪录是330米，乾隆时期富荣盐场的老双盛井凿至513米，嘉庆二十年（1815）的桂威井深达799米，道光十五年（1835）燊海井凿达1001.42米深，这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口超过千米的深井，沉寂于地层深处的黑卤汩汩而出。道光时，富、荣两地直接和间接从事盐业生产与经营的人等便“以数十万计”。年产盐达6000万公斤，富荣跻身于四川最大的井盐产地。

燊海井至今还在产卤，不过已经为观赏而汲卤，是旅游项目。听当地人说要看燊海井汲卤得早去，每天只在早晨演示一次。可当我中午赶到，正在为五六层楼高的一根根笔直的杉木绑在一起架设起的井架惊叹时，隆隆的卷扬机声响起了，原来是游人们集资请师傅开机表演。汲取卤水的竹筒已经换成了铁质的长筒，悠悠地随着机器的嗡嗡声被提升出井口，师傅拿着铁钩在筒底一探，活塞被打开了，黑卤喷涌而出。古人用掏空了的竹筒，竹筒底部用牛皮做活塞，当竹筒沉入水中活塞打开进卤水，提起时在水压下活塞闭合，如此巧妙的结构，北宋时便随着卓筒井出现了。

燊海井使人犹如置身于清代制作井盐的现场：井架高耸，中间安装有滑轮装置，井架旁卧着另一个滑轮，两组滑轮组成天地滚子，调节绳索的运动。井架后方为耕牛推动的动力装置——大车，一个横卧着的半径就有2米的纺车一样的转盘。“纺车”伸出四根长杆，耕牛推着转动，带动纺车上盘绕的麻绳。动力最终传导到汲卤桶，将黑卤从千米之深的地下提拉上来。

高耸的天车、巨大的牛动力转盘、粗壮的竹篾索和麻绳，所有这一切都是以榫卯连接，以麻绳绑缚结为一体，并以巨大的石块坠紧以维持稳固。唯一的金属构架是大车的车轴，而早在3000年前的商朝中国人已经驾上了金属轮轴的马车。

参观的时候我不时走神，想到现代机械的结构，又不断地把自己拉回到清代中期的大山深处。即便到了晚清，1887年，美国传教士弗吉尔·哈特在其《自流井之行》中写道：“（自流井）许多木制井架隐隐可见……这不可想象的中国景象，在帝国其他地方也难以见到……我们在全世界能够找到一个规模这样宏大的企业吗？”是的，设身处地，你不由得为自贡盐商和工人自豪。

更使人惊叹的是，在没有钢铁管道、塑料管道的时候，自流井产出了大量的低压天然气，贡井一带则是含盐量极高的黑卤。起初盐商雇佣挑夫运卤水，可运力毕竟有限，于是，一个庞大的竹笕管道工程铺设开来。我好奇竹子如何制作成标准件，如何一根根紧实连接不漏水，原来竹笕一般采用大斑竹或楠竹，打通竹节，用公母榫连接，外用细麻油灰缠缚。竹笕具有抗压、耐腐等优点，每平方厘米可承受五公斤的压力。当然，这不是自贡的首创，后来我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看到巫溪县大宁河畔竹笕输卤的介绍，大宁河古栈道以竹笕引宁厂盐水至巫山，至今已有近2000年历史。最早的股票

参观燊海井汲卤煮盐过程的当儿，我的思绪却开了小差——200年前打一口千米深井，是什么样的信念和毅力支撑着投资人“一条道走到黑”？燊海井开凿于1823年，凿成于1835年，历时13年。13年1000米，意味着每年不到80米，分解到每一天不过21厘米。富荣盐井采用冲击式顿钻凿井，靠人力踩碓板带着铁锉一起一落冲击井底岩石来凿井。这种方式效率低下，且盐井越深，遇到的岩石层也越坚硬，施工难度不断加大。彼时一口井从开凿到完工，浅者需要一两年，深者则需四五年，甚至十几年。自然，井越深得到黑卤的机会越大，可毕竟也有投资失败的例子。

大盐商李振亨开凿挖耳井的故事就颇有代表性，凿到第七个年头还没有凿到盐卤层，筹措的锉井资金却已经用尽，家里也断了炊。李振亨的母亲拿出了头上插发的赤金挖耳让李振亨拿去变卖以救急，他变卖了金挖耳，置办酒菜请工匠们喝散伙酒。工匠们被感动，决定免费再凿一天。结果，一阵猛凿后井下咸泉上涌。这口井因之被称为“挖耳井”，李振亨也凭借这口井步入自贡盐业，成为大盐商。王三畏堂王家开凿磨子井的故事更为传奇，王家投入了全部家当，眼看就要破产，工匠们最后踩了几脚，岩石凿穿了，天然气“轰”的一声冒了起来。磨子井燃气多，供应了几十个灶房烧盐，王家财源滚滚。两则故事都突出了最后一刻的戏剧转折，可现实生活中，不用说，这样的幸运极其罕见。

让盐商们支撑下来的当然是巨额利润的诱惑。自明万历后期实行“纲运法”，纲运的核心是纲商世代相承，与官府勾结，将盐业当成自己的世袭领地，垄断将盐价推高到一个个新高度。即便是明清易代这样的大变局，以徽商为主体的大盐商仍旧牢牢掌控着盐业核心，坐得暴利。中国古代的盐政则以盐为税源，导致盐价畸高，百姓吃不起盐只得淡食，私盐也经常泛滥，凿井煮盐就有了暴利的诱惑。

远在西南大山之中，当明清变革重创了川盐产业，清政府给予盐业的是和土地开荒一样的免税优惠。移民们垦殖土地，也尝试着在自己的土地上锉井找盐卤，颇有盐商是在由农而工的探索中获得的第一桶金。

但很快这里的山林便都有了主人，新移民们背井离乡而来，拿不出购置土地的金钱，但希望冒险打井“富贵险中求”，于是便冒出很多租地锉井的情况。乾隆四十四年（1779）的《同盛井约》被经济学家厉以宁认定“内容符合股份制特征，与现代意义上的股票有相似之处”，堪称中国最古老的股票。《同盛井约》是地主和掘井人之间的契约，契约规定如果打井成功，就对利益进行分配：地主每月可享有开采权7个半昼夜，投资方的开采权则是22个半昼夜。此外，合约还规定了如果打出天然气，“按股均分”。

根据传统看法，中国人接触和推行股份制始于19世纪后半叶，中国第一个被认为具有现代经济学意义的股份制企业是1873年清朝李鸿章在上海成立的轮船招商局。《同盛井约》把中国的股票历史前推了近百年。这也意味着，即便未受到西方商业文明的影响，面对着复杂的投资和生产环境中国人也因地制宜摸索出商业合作的模式。“做节”

凿井耗资巨大，风险也大，投资周期又长，需有雄厚资金做后盾，仅凭借家族或个人积累锉井者毕竟是少数，井盐业于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投资，大量的商业资本向盐业资本转化。这就如同今日的创业投资，创业者和投资家们从陕西、山西、湖广、福建、江西向着自贡聚拢。投资方式上，按照土地、资金和投入，土地所有方和出资方职责和权益出现在各式各样的“井约”上。随着打井进度的展开，人们开始“做节”，也就是分阶段地出售利益以补充资本，活脱脱今日之A、B、C、D一轮轮融资。及至打井功成，生产、经营、再生产等活动又会有职业经理人打理，而董事会，也就是股东们则定期议事，确定收益分配和盐井生产的重大方向和问题。

在盐井探险和生产的外部，则是来自陕西、山西、广东和安徽等地的商人资本，他们提供着投资资金，也在交易着井盐从掘井到生产到贩运的利益。彼时的川南井架林立的背后是汇聚自四面八方的资金以及一个初步成形的投融资体系。

同处于封建王朝统治下，自贡盐业与处于世袭特权和官商绑定的沿海盐业走上了迥然不同的道路。这里远离政治中心，政府极少干预，也从不给予扶持，自贡盐业从始至终都是在自筹自办的情况下，通过市场方式融资为盐井开采提供巨额资金支持。而开采难度高，投资风险巨大，也因此产生了相对复杂的投融资架构。这显然不同于传统自给自足农耕社会里的工商业模式。

当然，自贡的井盐业也感受到来自政府的压力，政府想要提高盐税，盐商们便想尽办法抗争。美国历史学家曾小萍（Madeleine Zelin）所著的《自贡商人：近代早期中国的企业家》开篇便是盐商和雇工拆毁清政府新设厘金关卡的故事，一位雇工喝了酒醉倒在地，他身边的扁担上灶户的刻字暴露了事件的参与者。在大山深处，盐商们与政府的博弈和沿海的商人颇有不同。

川南丘陵中，一个弹丸之地聚集了成千上万的盐工，他们也表现出产业工人的特征。曾小萍的书中还提及了1850年代富荣的盐场曾发生过罢工，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罢工或爆发于群山环抱的四川盆地之中。

可当我在燊海井的井架和大车之间逡巡，试图找到现代工厂的影子时，却未见一颗铁钉和一根铁丝。当然，找到了恐怕也就“穿帮”了。如今当我们提及某个建筑的修建，全建筑没用一颗钉子，全部结构都是榫卯似乎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也的确，高等级的建筑务必追求手艺上的十全十美。可其实明清时期中国人已经在建筑中运用到钉子了，大山深处的盐业工厂讲求的是生产效率，盐场里我却找寻不到一颗钉子，心里不免是有些惶惑的。燊海井开凿的50年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通过对制针业的分析指出劳动分工对效率提升的意义。针和钉子的制作过程类似，彼时的英国钉子已经普遍应用于建筑和工厂环境。

在贵州省博物馆，我曾见到过2000年前西汉的青铜铜丝绕成的弹簧型铜钗，古人很早就制作出铜丝，铁丝想必也不难，可惜却很少应用。即便到了清代，铁钉、铁丝也与我们最先进的工厂无缘。当我们用竹篾、麻绳、石坠和油灰把农耕时代的技术运用到极致，打出千米深井的时候，遥远的西方用一系列新型零部件实现了“弯道超车”。

〔参考资料：（美）曾小萍（Madeleine Zelin） 《自贡商人：近代早期中国的企业家》、徐文《自贡盐业契约研究》、自贡市盐务管理局编《自贡市盐业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