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造就君主的理想国

中国古典思想，发轫于先秦，影响以至后世，大体可概括为儒道互补，但若隐若现，也有实际影响的，不能不有法家。“百代皆行秦政法”，所以，又有儒表法里、外儒内法之说，即法家也是千百年来治国者统治哲学的重要内容，中国人的处世智慧，也不能不跟着被政治所规定了的生存需要来适应和演化。

法家经过了李悝、商鞅、吴起、慎到、申不害等人，到韩非集大成，臻于完备。韩非所生活的时代，是战国末年，他本是韩国贵族，在韩国不受重用，去到秦，愿为秦王嬴政献计，却受到自己的同门李斯的嫉妒和陷害，最后死在秦的监狱。去世时，离始皇完成统一只剩十二三年。但韩非的学说，实际上构成了秦制的理论基础。

司马迁在《史记》中介绍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与李斯俱事荀卿”。意思是，韩非的学问与道家是一路的，韩非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而荀子是儒家的大师，所以，韩非和儒家及道家的思想互动很多。

如果去看《韩非子》，可以得到两个基本印象。第一，韩非受到道家的影响的确非常大，他虽然主张君主的权力集中，但似乎君主也不是他关怀的最终归宿，君主还在道之中，而且，他也主张君主要“无为”，这和道家表面上看去很相似。

第二，他很反对儒家，但也尊敬孔子，不否认孔子的道德高尚。韩非在学说上反对儒家不是认为儒家不好，恰恰相反，在他看来儒家太好了，好到近乎理想主义，儒家理想要实现，得君主是孔子那样的人，国民都是孔子的学生才行，但现实不是这样的，大部分的人都是没有什么道德感的、能力平平、智慧缺缺的普通人，他们的动机主要就是自私地趋利避害，君主也多中材，所以他非常冷酷且现实地看待国家治理。

有一句话在《韩非子》中不止一次出现：“古人亟于德，中世逐于智，当今争于力。”意思是，上古的时候，人们在道德上竞争，后来在智谋上角逐，但现在，是在力量上较量。“世异则事异。”时代变了，如今不是比道德和智慧的时候，要比拳头、比武力、比权力，还拱手相让、礼貌客气是不行的。

因此，韩非的思想就着眼于两点，第一，君主要有绝对的权势，第二，国家要富强。第二点要求了第一点。韩非所讨论的，不仅是一套为君主所用的权力哲学，也是一整套关于国家和政治秩序的规定性想象。

什么样的国家

在韩非所生活的时代，周王室已名存实亡，诸侯国们经过长期兼并，还能实际参与政治军事博弈的，寥寥数几。均势很难维持，争霸不可免，因此他思考的重心是国家如何能够富强，在竞争中胜出。

那什么是富强？他明确地说，富就是农民去种地，只有种地才能增加财富，强就是士兵去打仗，打赢了才叫强。一个好的国家，应当是一个随时可以动员起来的国家，和平时民众都在种地，增加国家的财富，需要时马上可以转化为士兵去打仗，赢得战争的胜利。

在这样富强的国家，只有两种人有用，农民和士兵，其他人，都是国家的蛀虫（“蠹”）。学者是蛀虫，只会夸夸其谈；商人是蛀虫，只会谋取私利；手工业者和闲人都是蛀虫，对国家无用。

孔丘、墨翟知识广博、善于辩论又怎么样，他们不会种田，国家能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曾参少私寡欲又怎么样，他不会打仗，国家能从他身上得到什么利益？这是韩非的原话。

可是，不去种地打仗，也在创造自己的生活，每个人都生活得很好国家不就也好了？为什么他们对国家没有用？这关乎韩非怎么理解国家。在他看来，国家是君主的国家，不是诸侯的国家，更不是民众的国家。他说，亡国的意思，不是土地和城市没有了，而是国君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国家被诸侯权贵把持。君主如果没有绝对的权力，就意味着亡国了。

韩非在学说上反对儒家不是认为儒家不好，恰恰相反，在他看来儒家太好了，好到近乎理想主义，儒家理想要实现，得君主是孔子那样的人，国民都是孔子的学生才行。

所以打起仗来，他不在乎战损，死伤是民众的，但对君主，说不定有大好处。为此他写下一句很残酷的话：如果能占领千丈的都城，打败十万的兵众，虽然自己人死伤了1/3，武器装备都损失了，但这只是小害处，比起可能的大好处根本不算什么。

这看起来很反常识。承受害处的民众凭什么愿意呢？要让人们不自知甚至甘愿如此，在思想灌输上就要配合，宣扬“去私为公”。公是什么，私是什么？韩非说，私就是为自己的利益考虑，公就是为国家的利益考虑。

而既然在他那里，国家等同于君主的国家，那么公就是为君主的利益考虑。去私为公就是所有人都不要为自己的利益考虑，去做君主的国家需要做的事，听君主的话。

有不愿参与世事纷扰的人说，我就自己待着，也不去反对你，这样总可以吧？不行。韩非讲了一个故事：姜太公吕尚被分封在齐国，齐国东边的渤海边有隐居的士人，狂矞和华士，他们说：“我们不去跪舔君主，也不结交诸侯，吃自己种的粮食，喝自己挖来的水，不求助别人，也不去做官拿俸禄。”吕尚到了那里，首先惩办的就是他俩，把他们抓来杀掉了。

周天子知道了，马上去信给吕尚，他们不是德行挺好的吗，为什么要杀掉？吕尚给的理由是：他们这么有骨气，我就没办法让他们臣服，他们不求于人，我就不能用刑罚来约束他们，他们自己待着，就不能为我所用。官职、钱财、刑罚对他们都不起作用，那么我就做不了他们的主子，都像他们一样，我去做谁的主子？

躲得远还不行，那些勇敢的、讲仁义的人，就更要杀掉，因为个人的品德如果得到表彰，君主的威势就会被分散。韩非痛批两种人，一个是儒家，一个是墨家，“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儒家有骨气，墨家很侠义，都不是让人听命就范的，对君主的国家就是大害。

那我将你高高捧起总没问题吧？不一定。如果超出国家的要求来表忠心，也不行。韩非又讲了一个故事：秦昭襄王生病了，每个里（先秦时期以25家为1里）的民众都买牛祭神，家家为他祈祷。公孙述从王宫里出来，看到这样的景象，赶紧回宫祝贺：整个国家的民众都在买牛为您祈祷呀。秦王什么反应？下令罚这些人每人两副甲。

这让公孙述很不解，秦王解释：“他们没有我的命令却擅自为我祈祷，如果我因此感动，回报了他们，那就不好了。”

所以，不要自作聪明，只能按照国君所命令的、法律所要求的去做，国家整齐划一、令行禁止，说什么就是什么，做不到不行，超过要求去做也不行。

由此推广，一个国家里，最重要的原则是服从。韩非说，如果臣子都侍奉君主，儿子都侍奉父亲，妻子都侍奉丈夫，顺从这三条原则，天下就大治，违背它，天下就大乱。“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后世凝练出的“三纲五常”，就是法家化了的儒家教条，古儒不这样讲，他们看重伦理，伦理不仅要讲权利，也会讲义务，但法家去掉了义务，将权利绝对化为权力。

有个老头子向齐桓公反映，家里有三个儿子，但家里穷，娶不了妻。齐桓公于是下令，男子20 岁要娶妻，女子15 岁都应该出嫁。然后，单身汉的问题就解决了。韩非应当是对这种情况很满意，当作正面例子来讲，认为这才是理想的。

什么样的臣子

韩非的立场和诉说对象是君主，认为国家是君主的国家，不是别人的国家，其他人和君主的关系是零和的，都是君主的威胁，而近臣和诸侯是其中威胁最大的——在韩非的文章里，几乎是将他们作为君主的假想敌来讨论，民众甚至还不在他的眼里。

这与儒家很不同。孔孟将君民关系比为舟水，民的重要性一目了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将君主和臣子比喻为一起抬木头的人。抬木头还有谁比谁更高贵吗？君主和臣子不仅可能是平等的，也是利益共同体。

但在法家这里，臣子和君主的利益不仅不一致，还是相反的。韩非说，君主的利益是任用有才能的人，而臣子的利益是无能却能得到任用；君主的利益是有功劳的授予爵禄，臣子的利益是没有功劳也要取得富贵；君主的利益是让杰出人士发挥才能，臣子的利益是结成党羽谋取私利。如果臣下得到了利益，君主就会失去利益（“臣利立而主利灭”）。所以，韩非要教给君主如何保持自己的权势，防范近臣的侵害和偷利。

首先，不要信任任何人。“人主之患在信于人，信人，则制于人。”你只要相信了人，就有可能会受制于人。妻子和儿子够亲了吧，你信任他们，底下的人就会巴结他们，在他们身上打主意，连妻子和儿子都不可信，还有什么其他人可以信的？

儒家是直接告诉人是与非，道家则不在乎是与非，是与非都是人的主观判断，天道无所谓人的是非的，而到了法家，是故意模糊是与非，以成就君主的“无为”之术。

他喜欢讲一个故事：管仲病了，齐桓公去探望，问管仲，他死后还有谁可以用？管仲说，要把易牙除掉，易牙给君主呈上好吃的，君主唯独没有吃过人肉，易牙就把自己儿子的肉蒸了给君主吃，他连自己的儿子都不爱，还能真心爱君主吗？齐桓公后来没有听管仲的话，结果死得很惨。

管仲说得似乎很有道理，但韩非怎么想呢？本来就不要指望臣下爱君主、忠于君主，他们是因为权势才服从君主，不是因为爱和忠。齐桓公之所以死了，是因为臣下的权势太大了，祸害到了君主。所以，重点不在于臣下为了谄媚做出多么不符合人性的举动来，只要给人利益，他就会做出各种事，重点在于臣下的权力不要过大，群臣应该像车轮子的辐条聚集到中心一样听命于君主。

同理，孔子是因为鲁哀公仁义才服从吗？不是的，是因为他是上级，比孔子自己的权势要大。像孔子这样的大圣人，他的门徒的确是为了仁义才跟随他，但这样的人有多少？不过就70 个。所以世人啊，尽管看重“仁”的很多，但真正能做到“义”的非常少。

既然如此，君主就要依靠权势和权术来驾驭人，而不是信任。“恃势而不恃信，恃术而不恃信。”好的君主，是能够驯服（“畜”）臣子的君主，不是爱臣子的君主。

而聪明的臣子，就要学会在君主面前保持谦卑低下，不要让君主感觉到他的权势受到了威胁，控制力被削弱。臣下应当了解君主的爱憎再说话，因为君主就像龙一样，下巴底下有逆鳞，要注意不要触到君主的逆鳞，而是要顺着他。愚蠢的臣子，才会勉强君主去做他做不到的事，或者不让他做他想做的事。

聪明的臣子，还要懂得对百姓谨慎言行，别以为想做个好官，对民众好就好了，这在韩非那里叫“民萌”。

什么是民萌？就是散发公家的财物给老百姓，让老百姓得到恩惠和好处。做臣子的轻易给百姓好处，在百姓那里博得美名，抢了君主的风头，夺了君主的光辉，百姓都来称赞你而不是君主，这会让君主感到威胁，最后害了自己。

所以在韩非看来，为臣之道，应当“无私，无是非”，“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自己不要做是非判断，只要跟着君主，安静耐心地等待命令就好了。

什么样的君主

不仅臣子要无是非，君主也要无是非。

在是与非的问题上，儒家是直接告诉人是与非，道家则不在乎是与非，是与非都是人的主观判断，天道无所谓人的是非的，而到了法家，是故意模糊是与非，以成就君主的“无为”之术。

所以，韩非的无为和老子的无为很不同。老子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的无为是要君主减少对民众的干预，顺其自然，因为民众有他们自己的生存逻辑和生活方式，人为折腾不符合天道，会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