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侠之大者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里提到墨子，称之为“中国历史中一甚大人物”。

这样一个大人物，其家乡和生卒年却模糊不详。关于其籍贯，一说墨子是鲁国人，也有说是宋国人；出生年份不能确定，但大约降生在孔子逝世前后。《淮南子·要略》记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与孔子后人同时代的墨子，笼罩在孔子的余晖当中，却成为儒家的反叛者，发展了与儒家“同出一源、别子为宗”的墨学。

自战国到汉初，墨家一直与儒家并举，是平起平坐的显学，“人多以孔墨并称”。然而到《史记》的年代，天下已是儒家的天下，对墨子的记载只剩下只言片语，几近消弭。

有趣的是，清末以后到近代，对墨子的研究渐盛。在谭嗣同、梁启超、胡适、冯友兰、郭沫若一众大师的挖掘中，消失的墨子，一点点从先秦浩茫中，重又露出了脸庞。

历史学家杨照对战国时代有这样一个描述：“历史空前膨胀。”意指战国诸子对更远历史的描写和讲述，充满了夸大和借用，他们上溯、挖掘甚至是“发明”历史例证，完成对自家学说的塑造，于是当时的中国古史大幅向上、向久远年代延伸。

民国时期对墨子的挖掘，大抵也是这样的原理，人们在传统哲学文化中不断地上溯、上溯，借助墨子叙述自己的理想。

消失的墨子，不再是史学的一个谜，他的身上，被投射了无数未来眼光。

三百弟子的秘密

有关墨子的故事中，最出名的，应该是“墨子救宋”。它出自《墨子》中《公输》一篇。

它讲的是公输盘造了能够攀上城墙的云梯，楚国准备借此工具攻打宋国。墨子听说，狂奔十天十夜从齐国赶往楚国，试图阻止战争。面对公输盘和楚王，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用衣带和筷子模拟战局，将公输盘的种种云梯战术都挡了下来。公输盘见状，露了杀心，而墨子答：“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杀了一个墨子，还有大弟子禽滑釐带领三百墨者替宋守城，“虽杀臣，不能绝也”。

这是一个特别精彩的故事，尽管它十分简短，却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墨子的种种素材。

首先是这个故事的核心，也正是墨子理论与实践的核心， “非攻”，就是和平，就是拒绝战争，谴责战争。墨子不光呼吁和平，还身体力行地到处劝和，哪里要打仗，他就跑到哪里。并且，墨子本人在这个故事里，同时展现了杰出的军事才能和辩才，我们由此推测，他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

然而更为有趣的，是在这个故事里仅在墨子的叙述中出现一面，却极为立体地折射出墨家风貌的，以大弟子禽滑釐为首的墨者团体。

他们是谁？

墨子的“墨”也有争议。它是姓氏，还是身份？钱穆认为，“墨”是刑徒奴役之义，因墨子曾受黥墨之刑。后来在《中国学术思想十八讲》中，钱穆补充：“墨子本人未必受过刑罚，但彼可能是一工人。至少他擅于工艺制造，而又是主张过一种工人生活的。”可以确定的是，墨子并非出身贵族。按照历史学家杨照的说法，“他应该是春秋战国之际社会流动的产物，没有传统的贵族身份，却在动乱中学得了知识与技能，借由他的知识技能，往上流动穿梭游走于各国贵族统治阶层间”。

我们从《墨子》典籍的文学风格也可窥一二。墨子少用引文典故，语言简明直白，因其宣讲学说的对象，不是孔子主要面对的国君和卿士大夫，而是向上流动的，与墨子背景相似的新兴阶层。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来认为，非士阶层却有直接的学术思想的表达条件和能力，在中国古代，尤为可贵。汉以后，独尊后的儒家不仅为士发言，也成为农、工、商的代言者，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其他社会群体的失语。

那么，与墨子一样出身贫寒甚至低贱的三百弟子，过着怎样的生活？

墨子少用引文典故，语言简明直白，因其宣讲学说的对象，不是孔子主要面对的国君和卿士大夫，而是向上流动的，与墨子背景相似的新兴阶层。

古书有言：“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子主张“节用”“节葬”“非乐”，也就是反对奢侈浪费、反对厚葬久丧、反对铺张声乐，“彻底反对古礼，反对一切近似贵族的生活”。如今我们站在历史的结局回望，不免觉得倡导“生不歌，死无服”的墨子，对儒家的反叛到了“朋克”的地步。

与推崇周文王作为圣人的孔子不同，墨子上溯到夏禹那里为其学说寻找背书，而夏禹十三年治水“过家门而不入”，是苦行者的典范。

向大禹学习，墨子“以裘、褐为衣，以跂、跷为服”，提倡苦役的人生。梁启超认为，墨子“艰苦实行”的程度，可与耶稣相比。这构成了一种强大的人格魅力，追随他的墨者受到强烈感化，如果做不到苦修，那就“非禹之道，不足谓墨”。

在救宋故事里，我们还要注意到，这三百弟子对墨子的追随，到了死士的程度。刀尖上舔血仍组织有素，难怪后世人们会调侃，墨家是最早的“黑社会”团体，梁启超也因为这样的人格吸引，称墨家门下的人，“比孔门强多了”。

对墨子及其弟子的描写，最出名的一句莫过于《孟子》云：“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截发突顶，脱鞋放脚，像刑徒奴役一般，不拘小节。孟子主张礼援天下，自然从外形穿着就对墨家颇多讥讽，更不要说面对墨子的主张，将其引申为“无父无君”，视同禽兽。

这样一群放浪形骸、不拘礼法的墨者，却并未止于在乱世中做反抗显学的犬儒主义者，相反，比起坐而论道，墨者群体更习惯也更信奉行动的力量。

杨照评价，墨者“是一个思想家派，更是一个行动团体”。“一两百年的时间中，一代又一代，以生活上的刻苦实践及节用的信念，四处奔走尽力阻止攻战。他们做了什么，和墨子说了什么同等重要，所言加所行，才为墨家争得了显学的地位。”

永不停止行动的墨家，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呢？

实用的道德

礼崩乐坏，诸侯割据，战国时代，是“理想”的富产期。

所谓乱世，所谓争鸣，无论从文还是从武，只是因为人们对于那些关乎世界的提问，有着不一样的回答。

墨子的理想，是兼爱。

墨子明知赴楚有杀身之祸仍去劝楚王不战，与其三百弟子出现在宋国城墙以肉身抵挡有可能的战火，实则是同一种行动的两种形式。他们将生命置之度外，只因理想更重。

劝战是“非攻”主义下的知行合一，而“非攻”是生自“兼爱”思想的主义。梁启超认为墨学十条纲领，归结起来都是从“兼爱”出。

解释“兼爱”，自然要回到墨子的原话当中去找：“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这个定义十分明确：爱别人就像爱自己。孟子认为这是“禽兽”的言行，自然是因为这一主张与儒家主张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同。儒家的礼建立在差别的基础上，而墨家的理想是取消差别，他说，“兼以易别”。

墨子为当时的国君起了绰号，为“别君”，为士大夫起了绰号，为“别士”，自己和墨家弟子，称为“兼士”，以示主张的不同。这不仅是儒家与墨家的不同，也是周礼与夏禹的不同，是小康社会与大同社会的不同。李泽厚就认为墨子的兼爱思想，根源自远古氏族宗族制度尚未强悍时，“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古风遗韵。

“非攻”的立场并不是不战，而是不攻，不去损害他人，人的理性决定了我们不会去伤害自己，因此，人能兼爱，就能非攻。

儒家看待世界，是从自己向外推演，形成严格的亲疏尊卑伦理格局。墨子认为这个根本立场，与儒家自己声称的“仁”和“爱”极为矛盾。有自己，就有他人，就有己身与彼身的利益冲突，这是世上一切“乖忤，诈欺，盗窃，篡夺，战争”的根源。“非攻”的立场并不是不战，而是不攻，不去损害他人，人的理性决定了我们不会去伤害自己，因此，人能兼爱，就能非攻。

墨子只设想了人们应该相爱，却忘记追问人们不相爱的原因。这不能不是他的局限，倒也是他的天真。有关爱人，墨子讲得极为动人：“爱人，待周爱人然后为爱人。不爱人，不待周不爱人。不周爱，因为不爱人矣。”爱所有人才称得上爱人；不爱人，不必等到不爱所有人，只要爱得“不周”，也就是有一个人不爱，就算是不爱人了。

如此论，要说墨子是圣人并不为过，这也是为什么梁启超、郭沫若等人，总将墨子与耶稣基督相提并论的原因。不过，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墨子空谈爱人，因为在墨子的学说里，爱与利是一致的。实用，是他的学说另一个重要面相。

墨子推崇苦行俭朴，不仅因其学习大禹，更有其对现实社会的抱负，抑或某种经济学的主张。

墨子构想中的经济社会有七条原则：一是消费要俭朴，墨子认为，奢侈生活对生产资源造成极大浪费，有人酒池肉林，必然导致另外的人挨饿受冻，奢侈是对他人利益的侵害，这是“暴夺人衣食之财”；二是生产要节用，只生产满足人们基本物质需求的事物，比如制绸比起制布，同样保暖，因其劳民伤财，便显得不必要；三是人人都要靠自己的劳作谋生，民国学者认为这蕴藏着某种工农思想；四是人人尽其所长，在社会中分工劳作；五是珍惜时间；六是增加人口；七是余力相劳，余财相分，有余力者，应把多余的财物和收获，拿去分给别人，扶贫扶弱。

以梁启超语，墨子是在经济新组织的基础上建设兼爱社会，他在梦想一种极为平等、人人互助的图景。这样一种生活，与“俄国劳农政府”，也就是社会共产主义，形成了一种遥远的相似，民国学者对墨子的兴趣，很大程度上由此而生。墨子上寻夏禹的背书，而民国寻墨子的背书，也形成结构上的有趣对照。

然而，也正是在这里，墨子流露出了某种褊狭。基于实利的道德，有时候显得过于紧绷，当一切事物以有用无用作为衡量，那些“无用之用”，诸如为了更好劳作的娱乐，诸如体现人性光辉的艺术，不免在墨家学说里被掩盖了光芒。庄子对墨子极为崇拜，也要批评他这一点：“其道太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

只劳作，不休息；只实用，不浪漫。这恐怕难以为天下人所接受。

梁启超赞同这一点：“只有义务生活，没有趣味生活，墨学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此。”

墨子的消息

墨子曾有相当一段时间在历史中蒙灰。

但是他的故事和思想，并不像某种灭绝的物种，或者某种失传的宝藏，而是草蛇灰线地埋进了中华文化的血管，伴随着每一次不同寻常的跳动，迸发热量。

我们仍然回到那个救宋的故事。

在那个故事里，墨子和墨者展现出的品格，对如今的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我们会很容易地在其中看到无数侠者勇士的影子。对内，他们对自己的理想信念忠心不二；对外，他们不辞劳苦为求天下和平。描述这样的一群人，如今我们已有了固定的说法，是谓“侠之大者”。

历史的迷人之处在于，我们常常同时看到谜面和谜底。那“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墨者团体，是这条文化密码的源头，他们的消失，却推动了中华民族另一种重要文化性格的形成：任侠之风。

闻一多讲“侠是堕落自弃的墨家”，“墨家失败了，一气愤，自由行动起来，产生所谓游侠了”。冯友兰在《原儒墨》和《原儒墨补》当中，曾论述“侠”从“士”出的起源，战乱时期，下层贵族流入民间渐化为士，知识礼乐专家为文士，尚武勇斗者为武士，也就是侠的来源。“侠”的定义经过了千百年的磨砺，而墨家在有侠之自觉之前，已经形塑了侠之骨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