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元党禁”中的策问事件考略

庆元元年（1195）二月，权臣韩侂胄为打击政敌赵汝愚，将赵汝愚所推崇的道学列为“伪学”，凡依附和支持道学的大臣，皆视为“伪学逆党”。随着“伪学逆党”名单的公布，南宋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禁锢道学运动——庆元党禁，就此进入高潮。

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所谓“伪学逆党”，不过是韩侂胄打击政见不合者的政治工具。尽管当年的科考择才，将试卷上有考辨义理倾向的学生全部黜落，似乎已经在全国上下形成了一种远离“伪学”的风气，但是如此高压专制之下，依然有一些尊奉道学者的反抗，通过策问试题巧妙地表现出来。庆元四年（1198），四川、广东、浙江等地的解试策问题，在“庆元党禁”中自下而上发出了一声声倔强的呐喊，深深地刺激了韩侂胄一党敏感的神经。

先说四川。这一年的春天，主持昌州和泸州解试的果州学官王莘和西充县丞任逄就打起了解试策问题的主意。其中，任逄出的策问题是“今日内外轻重之弊”，其末云：“汉唐之际，亦有如当王凤辅政，虽为所举，非凤专权，不亲附凤者；亦有因重梨园乐工，请解官出外，洁介自守，不诣牛仙客者。今欲居班列者，各知所以砥节厉行，销去私意，无入而不知出之病，无愧于不附凤、不诣仙客之人。何术可以臻此？”

这道策问题援引了两个历史案例：一是汉代外戚王凤辅政，有人虽为所举却不趋附；二是唐代牛仙客以不才滥登相位，有人不去谒见。这道策问题影射和讽刺韩侂胄的意味是非常明显的。出题人将韩侂胄比喻成汉之外戚王凤、唐之幸臣牛仙客。而那些“砥节厉行，销去私意”的“居班列者”，显然指向遭韩侂胄黜逐的“伪学逆党”，其中当然也不乏对赵汝愚的同情。任逄一个小小的县丞，居然有如此气魄和胆识，敢于以策问题为剑，刺向韩侂胄的同时，也巧妙地表达了自己道学捍卫者的立场。由此可以见出，南宋晚期的道统建构，在韩侂胄掀起“庆元党禁”之时，实则在士大夫阶层已经有了深厚的基础，并且大有越禁越烈的气势！

王莘的策问题则截取了《尚书·周书·君牙》中的语句：“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艰哉！思其艰以图其易，民乃宁。呜呼！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大意是说：夏天大热大雨，小民只是怨恨嗟叹；冬天大寒，小民也只是怨恨嗟叹。治民艰难呀！你要想到他们的艰难，因而谋求那些治理的办法，人民才会安宁。啊，高明伟大呀，我们文王的谋略！后继有人呀，我们武王的功业！王莘在策问中有“当时实恶暑祁寒”之语，这不就相当于讽刺韩侂胄一党的“党禁”政策让人民不得安宁吗？王莘和任逄出的题，可谓各尽其妙，应该是互通声气之后，各自选取了不同的表达方式。

无独有偶，当年借助考试策问题做文章的，还有广东考官陈一新、福州考官林复之、浙江考官黄中等，大有全国呼应之势，很难说各地的主试官员之间没有相互通气。其中，黄中主试浙漕试考场，其所出策问题为：“平居，不以利禄入其心，而培植涵养，如木有根，水有源。用之则回既倒之狂澜，不用则唱和于寂寞之滨，亦足以名世。任此责者，谁与？”大意是说：君子修养，不以利禄入其心，重在日常的培植和涵养，这就像木之有根、水之有源。君子见用，则可以挽既倒之狂澜，不用，则可以和好友在寂寞之滨相唱和，这样也可以名之后世。能够承担如此责任的，会是谁呢？

这道策问题考的是对传统中国文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精神的理解，结合当时“庆元党禁”的政治环境，黄中敢出这样的策问题，殊为可贵。也难怪，这道题出来后，朱熹甚为赞叹：“近年无此议论久矣！”

追随韩侂胄而任礼部侍郎的胡纮从任逄等人的策问题中嗅出了不一样的政治气味，当即摘录了试题向韩侂胄告发。韩侂胄得报后恼羞成怒，当即指使时任宰执京镗、何澹，要求将任逄等人尽快擒拿治罪。韩侂胄把持的言路，也出来炮轰任逄等人断章取义、含沙射影。

时任中书舍人范仲艺和礼部尚书黄由则站出来为任逄等人说话。范仲艺在“庆元党禁”中，是韩侂胄一党和道学党之间的调停人。黄由后来制置四川，有善政。但奇怪的是，黄由在“伪学”党名单中，而范仲艺却不在其中。因此，黄由碰了个硬钉子。但他并不退缩，后来干脆向韩侂胄上书，提醒韩侂胄，如果借策问题打击任逄等人，势必会牵动更大的打击面，于韩党也不利。韩侂胄虽然表面上听进去了意见，表示不予追究，私下里还是愤恨难平。宁宗皇帝颁下诏书，严厉斥责“伪党”：“意者将狃于国之宽恩而罚有弗及欤？”并警告说：“若其遂非不悔，怙终不悛，邦有常刑，必罚无赦！”这当然是韩侂胄打击王莘、任逄等人的技法之一。

诏书颁布之后不久，王莘、任逄受到了处罚，两人于庆元五年（1199）初被罢免落职。在韩侂胄一党看来，没有将王、任二人投入大狱，只是给予落职处分，已经是极大的宽宥了。为了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出现，韩侂胄一党深知只有将主持考试的学官任免权掌握在自己手上才可靠。他们深挖王莘的源头，发现王莘是本路漕臣汪德辅派遣主持解试的。汪德辅是南宋初年主和派代表、奸相汪伯彦的孙子，他和父亲汪召嗣都是因汪伯彦的恩荫而入仕的，不是以科第正途入仕。韩侂胄一党似乎从中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于是借助言官之口，将考官的选取政策确定为国策：“自今漕臣不由科第进者，更委他监司一员选官校试，仍择有文学士望者一人为点检官。”就是说：为防止考官再在试题上做影射文章，今后凡转运使不是进士出身的，需要委派其他监司负责遴选考官，同时派一人为点检官，专掌命题去取之事。类似汪德辅这样的转运官，今后就再也没有遴选考官的权力了。这项政策从嘉泰元年（1201）起开始执行。

关于任逄的去职，还有一些曲折。京镗、何澹得韩侂胄的授意，给时任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袁说友去信，要求袁说友严惩任逄。大概是任逄一个小小的西充县丞，还用不着朝廷出面处置。袁说友素以有才识、忠于国事著称，是当时少有的正臣。就任逄的处置，他出面征求幕僚、部属的意见，大家都为任逄说话求情，有人提出人才难得，可以改任逄为京官，但大家都担心这是把任逄当羔羊送入韩侂胄一党的虎口里，于是袁说友只好将任逄免职作罢。

王莘、任逄两个“刺头”被罢免，选拔考官的国策一定，韩侂胄从此不必担心这些同情赵汝愚的道学之党再借考试题含沙射影了。王莘、任逄两个正直而勇敢的学官在“庆元党禁”的政治高压下，借助试题发出的那一声倔强的呐喊，以及那一声呐喊里包含的对韩侂胄一党强烈的讽刺与反抗精神，虽然最终未能引得众声合流，但却借机展示了蜀地学官不畏强权的铮铮风骨，也为“庆元党禁”的最终松弛提供了强有力的道义支撑。

王莘、任逄被罢免落职后如何，有没有受到韩侂胄一党进一步的打压？“庆元党禁”松弛后，他们是否有机会复职？我翻遍南充和西充的志书以及宋人笔记，不见有其他记录。蜀地史家李心传后来在编纂《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时，除将党禁期间遭到贬谪的五十九个官员姓名记入外，还编入了三十七个“攻伪学人”名单，以此委婉地表达他对赵汝愚、韩侂胄等人的历史褒贬，以五十九对三十七，这是一个正义必将战胜奸邪的巧妙构思，和王莘、任逄以策问题智斗韩侂胄一党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王莘、任逄并不在这个五十九人名单之中。名单中，除赵汝愚、留正先后镇蜀外，时任起居侍郎兼侍读刘光祖、果州军器监主簿游仲鸿、著作郎兼权礼部郎官范仲黼、校书郎李埴等四人皆为蜀人。李心传之所以不将他二人列入，或许并非因为他们的官职太小，而是因为不想扩大“庆元党禁”的影响面。同为蜀人，李心传在史书里写下那五十九个官员的名字时，一定想到了王莘和任逄。他们虽然是蜀地两个微不足道的学官，却在事实上对推动“庆元党禁”的最终松弛，发挥了重大的、积极的影响。

据传，黄由镇蜀向宁宗陛辞时，韩侂胄一党借打击王莘、任逄二人而巩固和强化“庆元党禁”的威慑力的行动仍没有稍歇，黄由一定想到了蜀地策问案以及此案背后更为庞大的士子阶层，他不无忧虑地对宁宗说：“治蜀当以安静和平为先，治天下兼同此道。”言外之意是，不要再在“伪学逆党”上折腾了。嘉泰二年（1202），朝廷正式为赵汝愚平反，以此为标志，持续六年的“庆元党禁”就此全面弛解。（有关史料据《两朝纲目备要》卷五“乙卯果州学官王莘罢”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