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致斋书话（续）

二十四：对世界的再启蒙？

美国学者史蒂芬·平克《当下的启蒙：为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辩护》一书，讨论的是我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套观念：理性、科学与人文精神。作者基本观点是，在历史上已经推动了人类获得巨大进步的上述观念，必将继续推动人类应对未来难题。

平克认为，现在社会上流行的对未来的迷茫、悲观与失望，都是不理性的，也是不科学的，“是大错，错得离谱，错得不能再错”。他自己还说，当下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好。我们普通人担心的一系列问题，如贫富分化、恐怖主义、核战争等，都不是问题。真正应该担心的问题是：如何通过重申启蒙观念，维持经济不断增长，因为只要财富在增长，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说实在话，对于我这样经历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历程的读者来说，这位被译者介绍为“当代伟大思想家”的写于2018年的著作，里面的内容简直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甚至就是当年相关内容的复制，却又因时间过去了几十年，所以感觉似乎散发着一股陈腐的味道。

同时，最不敢苟同他这种“经济决定论”。因为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社会学界就区分了两个概念：增长与发展。如果只是单纯的经济增长与财富增长，而没有包括基础设施、教育水平、健康医疗、社会保障以及政治参与、阶层和谐这样全面的发展，肯定会出问题。

当然，不能同意的，还有他对世界的判断。这本书出版于2018年，这个年份算得上真正好的好消息不多，有的消息被说成好得不得了，其实并非如此。但真正坏的消息却很多。如：中美开启脱钩与交恶；欧洲进入大动荡；中东地区大冲突……按现在流行语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变得越来越坏了，现在要做好过坏日子的准备。世界已然如此，平克却说“比任何时候都要好”，这种另类的乐观，何以服人？何以说服这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悲观者？

但再深入读完平克的著作，发现对他的观点还是小有误会。

他之所以认为经济增长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不是因为他没看到问题的实质，而是认为问题的产生恰在于没有坚持启蒙思想。他个人观点是，资本主义启蒙思想的初心，就是对个人自由与追求私利的褒扬，才使人类社会进入经济高速增长与财富极大涌现的历史阶段，才使当下一年创造的财富，相当于过去两百年创造的财富的总和，也才实现了人类社会进入现代化，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使是穷人，他们享受的物质条件也远超过历史上的富人。当下问题的出现不是因为经济增长带来的，恰是因为经济增长还不足够。

他之所以说当下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好，是说启蒙运动的“三要件”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具备。从整体上讲，理性与逻辑的力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强大；科学的进步已使人类掌控自然和增加财富的手段与工具更加丰富；人文精神也已深入人心。而且，经过几轮全球化后，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人类财富已指数级增长，民主与科学也已经在广大的“后发展地区”深深扎根。只是由于过于关注贫富分化与再分配问题，致使民粹主义爆发与流行，暂时遮蔽了启蒙思想。但是，与历史上启蒙运动的困难相比较，当下对人类思想再次进行启蒙将变得很容易。

正因此，平克下决心写作这本书，重申启蒙思想，呼吁必须对人类尽快进行再启蒙，让启蒙思想的光芒重新照亮人类的未来之路。

明白作者的良苦用心之后，尽管仍然不一定赞成其观点，我还是从内心深处升起一种敬畏：启蒙的任务真完成了吗？如果完成了，那当下的世界何以又在重复往日种种不堪？而恰在这个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在流动不居、一切又都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局下，平克能一以贯之坚持启蒙思想而几无任何改变，难道不值得我等钦佩吗？！

二十五：怀念

现在是2024年最后一天。按惯例，我检点了些暂时用不着的书送往库房，过程中几次睹书思人。

《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是金冲及老先生九十岁时推出的一部史学力作。先生研究辛亥革命积淀深厚，早年就与胡绳武合著过四卷本《辛亥革命史稿》。近年来，我对晚清民国历史很感兴趣，所以买了这本书。先生于2024年11月14日离世，享年九十四岁。消息传来，我在日记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老先生安息！我尚欠您一份大人情，真是对不住您老人家。”

与先生的交集发生在十年前。我当时因职务工作，牵头一部反映当年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历史的文献纪录片。因为是重大题材，需要相关管理部门先对片子进行审查。事情一开始并不顺利。因为我们的视角与传统叙事有所不同。在很为难的时候，我找到一位在国史与党史方面造诣极深的老领导，他又找来史学大家金冲及老先生，一起为我们把关。某天上午，两位老先生花了整整四小时，认真看完了样片，作了充分肯定。听闻播出尚有障碍，老领导建议让金冲及先生担纲片子历史顾问，先生愉快应允，并且对后续修改完善提出了意见。过程中，先生对后辈的支持和对历史的严谨，让我们既高山仰止，又如沐春风。有了金先生加持与指导，片子得以在央视顺利播出，并且入选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优秀展播纪录片。

按理，先生对纪录片贡献如此之大，应该支付报酬。但是，先生一直推却。后来，因为某些原因，加之我已离开原岗位，一直到先生离世，都没有机会再向先生道声谢。今天面对先生的书，对先生的怀念与愧疚一齐涌上心头。还请先生原谅，也祈祷先生安息。

《政体初论》一书，是2023年2月听闻刘海波先生离世时，我特地找出来的，这次准备再放置回去。著作于2005年出版后，他第一时间就赠书于我。世纪之交，经济学家杨帆先生常组织学者研讨，以期调和彼时所谓“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求取最大公约数。海波先生与我就是研讨会的常客，而且年龄相仿，观点几近一致，所以交往甚多。但2010年之后，我因某种机缘，既不再专志于学术，也与学者朋友交往日稀，就极少见到海波。但我知道，他始终不为任何外因所惑，始终抱有“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情怀，专心学术，并以其卓然之才华，几近创建起本领域全新学术理路。而且，为专心创建体系，十几年间，他专注研究写作，却不愿将其成果“过早”拿出来出版或发表，想着有一天和盘呈现。

2023年年初，海波父亲因感染时疫住院，他近前悉心照顾，结果自己亦染沉疴。在其父亲离世两周后，他亦不幸离世，留下累月经年未及发表的数百万字著述，以及曾计划好的却无法实现的学术理想。

听闻他离世的消息之后，我整个夜晚辗转难眠。那个身材单薄但言谈无比自信的形象在脑海中始终挥之不去。我无法想象，在人间的最后时刻，他一想到自己有如此之多的计划、打算与愿望，特别是出版他的成体系性的专著，发表他的系列论文，却无法抵抗命运的无常，他会有多少不甘，有多么无奈啊？！现在手里拿着他当年赠予的著作，那种痛彻心扉与一切虚无的感觉，一直在我心里交替。

翻拣到胡继华老师《浪漫的灵知》，悲从中来。在胡老师的同行眼里，他是大教授与大学者，是国内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学科带头人。2021年底他去世时，《中国图书评论》曾专门开辟纪念专栏，连续几期推出他四篇未刊稿。我朋友、学者崔之元，连续在其公众号和朋友圈推介胡老师的译作与著作。后来，圈内学人及家人与学生又申办了一个公众号推广胡老师思想，以胡老师代表作“浪漫的灵知”命名。

胡继华就是我的老师。1985年，我在太湖中学读高中，从安徽师范大学毕业不久的胡老师正好教我班政治课。印象中，胡老师一头飘逸长发，讲课时激情四溢，动情处满脸通红，板书时将粉笔使劲在黑板上揿，用力之大以至于一支长长的粉笔几下子就摁没了，而黑板上的字也伴随着他洪亮嗓音簌簌往下掉着白灰。胡老师不局限于讲解书本上那些用于应付高考的知识点，而是从书本扩散开去，讲中国人的家国观与生死观，讲西方的哲学与美学。尽管我们这些刚从乡村进到城里上高中的学生，其时并不能真正理解胡老师的思想，但从他口中迸出的老庄孔孟，萨特、尼采、海德格尔，是那么魅惑而深邃。我后来形成对形而上的兴趣，就与胡老师的启蒙分不开。

胡老师教我们时间不长，应该不到一年，他考上研究生就走了。他先后就读于高尔泰与王一川等大家门下。我再见到他时已是二十年后，其时他已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当教授，而我也任教于北京某高校。我的另一位高中同学与他同乡，把我们召集在一起聚了聚。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胡老师围着一条长长的围脖，样貌依旧，黑发飘逸，充满活力，富有激情。

最后一次与胡老师联系，是因他小孩打篮球时手指尖骨折急于就医，他当时的住所就在我单位附近，让我帮忙联系一下边上的部队医院。此后，我们各自在不同的轨道上运行，没有过交集。偶尔，在《书屋》等期刊上看到他的文章，有一种想与他交流的冲动，又想到毕竟专业隔得太远怕说外行话就罢了。直到骤然听闻他离世的消息……后来我对崔之元兄在微信中表达我的感受：他的学术才华与功底令我钦佩，但他的早逝让我一直扼腕并耿耿于怀。

一直觉得胡老师身上充满了艺术家与诗人气质。后来从他妻子的怀念文章中得知，胡老师写过也发表过很多古体诗与现代诗。而诗人海子恰是胡老师与我的安庆同乡。在一篇关于荷尔德林的文章的结尾，胡老师就引用了海子的诗写道：

春天，十个海子全部复活……

春天，十个荷尔德林全部复活……

2025年春天快到了，此刻手捧胡老师大作，也想对老师说一句：

春天，十个胡继华全部复活……

二十六：另一个帕累托

我的专业是经济学，所以对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不可谓不熟悉。因为“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改进”等经济学术语，经常听在耳边说在嘴头流在笔下。

但坦率地说，关于帕累托的社会学家身份，我非常陌生。好在后来我了解到，英美主流经济学家对帕累托的社会学理论同样很少了解。因此，这次阅读帕累托以社会学家身份写作的《精英的兴衰：基于理论社会学的考察》，算是对我一次扫盲。

读完此书，我颇有些震惊。因为在经济思想的谱系中，帕累托被英美经济学界视为新古典经济学流派，也就是主张自由市场与政府最小化的这一支。而“帕累托最优”或“帕累托效率”，也被视为市场决定的资源配置均衡点。我们又知道，经济学上的自由市场派，在政治谱系中又是属于右派的，一般认为代表着大资本的利益。所以，我原先本能地以为，帕累托在社会学上，应该也站在经济与政治精英这边。而此书告诉我，这种先入为主的想法不适用于帕累托。

全书的观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精英阶层的循环”。按作者的说法，人类的历史就是精英更迭的历史。你来我往，此消彼长。

帕累托是这样论证的：精英阶层往往以价值观或理性示人，但驱动他们的，其实不过是利益。“当某个精英阶层处于统治者的位置时间长了之后”，往往倾向于尽可能营私舞弊，挖空心思侵吞国家财产。因此，一方面，赋税越来越重，另一方面，因趋向保守使得维持自身统治的力量却越来越弱。“此时，正在崛起的新兴精英阶层，就会试图取代传统精英。”但试图取代旧精英阶层的新兴精英阶层，“不会坦然公开承认自己的意图。相反，为了担当一切受压迫者的领导者，他们宣称不追求自身私利，而是追求众人的共同利益；之所以进行斗争，不是为了某个受到剥削的阶级的权利，而是为了全体人民的权利”。当然，“一旦他们获胜，新兴精英就会出手镇压昔日盟友，或充其量对他们做出一些的形式上的让步”。帕累托称：“这就是罗马平民和贵族斗争的历史；也是当代社会主义者口中津津乐道的资产阶级战胜封建贵族的历史。”

帕累托在告诉我们什么？这个被新古典经济学界捧得很高的经济学家，在社会学与政治学领域，与马克思的观点竟然有不谋而合之处。因为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全部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不过是被统治者阶级推翻统治阶级，自己成为新的统治阶级。更形象的说法是，“无非是奴隶冲进宫殿推翻了奴隶主，自己成了新的奴隶主”。而马克思说的历史，恰也是帕累托所说的“罗马平民和贵族斗争的历史”一直到“资产阶级战胜封建贵族”的历史。

不过，与马克思不同的是，帕累托并不因为对精英阶层的批判而站在当时的社会主义者一边。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革命，因为革命的目标是消灭阶级，而不是一个阶级去替代另一个阶级。但帕累托压根儿不相信这点。

当然，历史的发展不一定证明帕累托的结论是对的。但他的未必正确的预言却在提醒我们，社会主义者一旦取得胜利，能否防止自己再变成既得利益者。这其实与当年共产党领导人与黄炎培的“窑洞对”异曲同工。而只有在胜利之后仍然保持初心，能真正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不蜕化成或去有意攀附利益集团，才能真正摆脱所谓“历史周期率”。

总之，作为社会学家的帕累托，对于历史的洞察力与对当下的价值，远远超出作为经济学家的帕累托。这是我对帕累托的最终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