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与山西票号制度

1924年，《华国月刊》杂志刊发了章炳麟先生的文章《书顾亭林轶事》。在文章中，章炳麟先生说：“亭林先生四十五岁往山东，七十岁殁于山西曲沃，中间游历北方诸部，岁无三月之淹，而所至未尝匮乏，世多谓其垦田致富。近闻山西人言亭林尝得李自成窖金，因设票号，属傅青主主之。……始明时规则不善，亭林与青主更立新制，天下信从，以是饶于财用，清一代票号制度，皆亭林、青主所创也。”

章炳麟是近代思想改革家，浙江余杭人，原名学乘，字枚叔。因生于国家动荡之时，仰慕顾炎武为人行事，改名为绛（顾炎武名顾绛），号“太炎”。他对顾炎武的行踪游历特别关注，在《书顾亭林轶事》中，他还专门对顾炎武的财务状况进行了梳理。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说顾炎武“负用世之略，不得一遂，而所至每小试之，垦田度地，累致千金”。章炳麟按照顾炎武五十三岁在章丘桑家庄始置田地屋宇开始，算到五十四岁出雁门关，与李天生等二十余人“鸠资垦荒”，再至六十一岁，尚有《刈禾长白山下》的诗句，等等，说：“夫其能致千金者，必其本数倍于千金。”而单单靠田地的微薄收入，算下来是很少的，因此得出了一个结论：“然则发金置号之说，似非无因。”

章炳麟相信，顾炎武可能真的得到了李自成的窖金，创立了山西的票号制度。山西人的传闻必有其来源，并非空穴来风。

山西民间有一种传说：顾炎武喜欢登山临水，到荒僻无人之处去寻找碑碣，查看碑碣上的文字，也因如此，他意外得到了李自成所藏的窖金。当时，李自成的军队节节败退，马车带着大量金饼无法行走，就将金饼临时藏在秘密山洞里。顾炎武发现窖金后，设立票号，和好友傅青主一起制定规则，开创了有清一代盛行几百年的票号制度。

在革命浪潮日渐高涨的时代，顾炎武创立山西票号的故事，也被赋予慷慨激扬的“革命”色彩。1930年，上海《海光》杂志第二卷第五期刊发一篇无署名文章《汇票号创始者顾亭林》，将顾亭林创立票号的故事演绎得十分生动：

顾亭林先生，为革命之先知者，首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说，而又极力发挥民族主义，虽历经险阻艰难，而曾不馁其初志，以一身周历天下险阻之区，且详密考察其利弊所在，欲以定起义之地点，又借以密结天下豪杰，为复国之声援……在山西则与征君傅青主先生极相得，阴结亢氏，创设山西汇票号，以通金融上之汇兑，并于各省设立分号，表面上为商家之便利、经济之流通计，而实则为将来起义以后飞刍挽粟之机关，其用意在于义师所至，不扰商民……今人皆知山西票号为亢百万所创立，而不知为之发踪指示者，有顾亭林、傅青主两人在也。

文章认为，山西票号就是顾炎武为了反清复明的大业而设定的一种为起义军储备的军事费用，是一种“政治革命的工具”。

张穆《亭林年谱》称，顾炎武于康熙十四年乙卯（1675），抵山西祁县，住在戴廷栻家中。十六年丁巳（1677），在祁县度岁。祁县，就是山西票庄发祥地。

审查关于顾炎武创立山西票号之说，最早出自徐珂《清稗类钞》：“相传明季李自成掳巨资败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其号中规则极严密，为顾炎武所订，遵行不废，故雄立于商界者二百余年。”梁启超先生在他的文集中也有提及：“相传山西票号，由顾亭林创办。一切组织规则，皆其手定。”潘子豪《中国钱庄概要》引用了张一麐所作《五十年来国事丛谈》中一段话，也谈到顾亭林手创山西票号之说。张一麐的这篇文章，收录在申报馆出版的《最近之五十年》书中。其中记录山西票庄的来龙去脉，内容比较详尽。

张一麐，字仲仁，号公绂，江苏吴县人，曾任徐世昌内阁教育总长，国民参政员。他在民国三年，因为事务和山西票庄相互往来。山西票庄的掌柜是弃儒从商的一个士人，颇有见识，说日本人辑录《支那经济全书》，虽然是“一纸白契，或一张收条，皆不惮繁琐，为之钩摹证明，独徽州当铺与山西票庄，竟无从得其章程”。

张一麐问山西票庄为何有不传之秘，掌柜回答说：“此贵省（江苏）顾亭林先生所定之不成文法，而以口授，不以笔传者也。”顾炎武游历到太原的时候，与傅青主最友善。此时山西富人多资财，两位先生酌定票庄制度，以操纵全国金融，“不愿宣之笔墨，以招当世之忌”。

山西为何多富人？张一麐也有记载：“灵石何氏者，先世为农，其阡陌近大道，因耕地得‘藏镪无算’，遂舍耕而读，游为显宦。其家与余有姻亚，故老相传，晋省农之富者，类以此起家焉。”

《明史·李自成传》记载：“勋戚文武诸臣……共八百余人，送宗敏等营中拷掠，责赇赂，……征诸勋戚大臣金，金足辄杀之……自成自永平奔还京师，悉镕所拷索金，及宫中帑藏器皿，铸为饼，每饼千金，约数万饼，骡车载归西安。”

李自成没有想到清兵突然入关，仓促之下，带着军队和大量金子逃跑。谁料金子太多太重，马匹拉不动，困顿难行，大概只能沿途掩埋收藏，等待以后再来取走。所以老百姓称呼这些金子为“没奈何”。李自成军队战败之后，“救死不暇”，再也没有能力回来找这些金子。清军忙着追赶李自成，平定天下，也没有时间顾及这些失落的金子。于是这些金子或许就被当地一些农民获得，成就了很多晋商富人。“而晋人遂以多财善贾闻于世。”

面对国家危难，崇祯帝要大臣捐献财物筹备军饷，崇祯皇帝的老泰山周奎，哭穷装傻，“坚谢无有”。内侍徐高愤泣说：“后父如此，国事去矣。”周奎不得已“奏捐万金”，还要皇后女儿帮忙出一点。等到李自成军队攻占北京，周奎府邸搜出的黄金不知有几十万两。李自成制作成“没奈何”，却成了累赘，只得半路抛弃，反而便宜了当地农民。这里面的意蕴值得咀嚼玩味，人人追求财富，而财富未必是好事，反倒易造成一些祸事。所以当时就有好事者编撰歌诀，在民间传唱：“莫打鼓来莫打锣，听我唱个因果歌。那李闯逼死崇祯帝，文武百官一网罗。那闯将同声敲夹烙，霎时间金银堆积满岩阿。冲冠一怒吴三桂，借清兵驱贼出京都。贼兵舍不得金银走，马上累累‘没奈何’。一路追兵潮涌至，把金银向山西境上掩埋过。贼兵一去不复返，农夫掘地富翁多。三百年票号称雄久，不成文法孰磋磨。相传是亭林青主两公笔，这一桩公案确无讹。”

一向严肃的顾炎武很少出现在民间文艺之中，却意外进入了这“警世”的歌诀里，可知当时风闻之盛。张一麐也认为，顾炎武创立票庄有其政治目的：“青主先生为山右名人，亭林先生为光复巨子，因为之口授方略，创为票庄规则。一旦有事，则足以操纵全国之金融，此中作用，不问可知。其事甚秘，世莫能详。”

顾炎武有没有在登山临水、访碑问碣的过程中，意外发现李自成军队埋藏的“窖金”，从而像章炳麟先生所言发了一笔大财呢？

顾炎武三个外甥得功名很早，在京做官，曾经请他回南方，在家乡吴门“特筑园舍”以养老。他拒绝了，先是“鸡黍”“干糇”地仔仔细细算了一笔生活账。然后说：“且吾今居关华，每年日用，约费百金。若至吴门，便须五倍。”可以看出，他老人家这时候还在为生活费这种琐事仔仔细细算账。

康熙十八年（1679），顾炎武到华山的时候，有《与三侄书》：“新正已移至华下。祠堂、书院之事，虽皆秦人为之，然吾亦须自买堡中书室一所，水田四五十亩，为饔飧之计。”这年，顾炎武六十七岁，即便有朋友帮忙安顿他的生活，他依旧在为生计考虑。在《与李中孚书》的书信中，顾炎武有这样一段话：“衰疾渐侵，行须扶杖，南归尚未可期。久居秦晋，日用不过君平百钱，皆取办囊橐，未尝求人。过江而南，费须五倍，舟车所历，来往六千，求人则丧己，不求则不达，以此徘徊未果。”

“衰疾渐侵，行须扶杖”，说明顾炎武已经年迈，看他不回江南的意思，是因为江南费用须“五倍”，而在秦晋花费却少很多，所以“徘徊未果”。

一个如此计较鸡毛蒜皮、算计生活费用的人，怎么也不像是发了一笔横财的人。所以传说顾炎武无意中得了李自成的“窖金”，似乎不大可能。

传说山西票号除了在汇票上用“笔迹”和“水印”防伪之外，还要设置一个“密押代号”。“密押代号”类似密码，其内容对外保密。比如当年“日升昌”票号曾使用的“密押代号”为“生客多察看，斟酌而后行”，分别代表“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十个数字，根据代号对应的数字，可以从文字得出汇票的金额数量以便核对，从而有效降低票据被伪造的风险。这也是后世人对于票号的了解，至于当初所创票号规则，已经无从探究了。《清稗类钞》说“其号中规则极严密，为顾炎武所订，遵行不废”，却并无实据。没有实际文字留下，后世也就无从查证。

民国时，中央银行卫聚贤曾奉命去山西调查票号历史。他搜集了很多材料，都是关于平遥商人雷履泰的。卫聚贤所访主要是雷履泰的后人。所以回来发文，认为首创票号者为雷履泰。

1937年，《交行通信》刊发张采人《工余偶笔》一文，对卫聚贤所论提出异议：“窃意山西票号之章制，所谓不成文法，均系由顾亭林与傅青主会同规画，其时实已有票号之初步组织，揆之张一麐氏文中所述当时情形，应无疑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