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视野下的怀素草书及其当代意义

摘 要：怀素之所以在中唐社会能脱颖而出，名动当时，乃无意中把握住了后来被称为传播学的诸要素；当然，同时代名人的口碑和赞诗，是他能够风靡古今的另一重要原因，而他经常性、有意识地进行题壁、题写屏风等书法表演，则让草书拥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实际上起到了普及书法教育的功用。怀素草书，原创性和写实性是其主要特点，从中可以窥见当时的社会风气和书家性情。研究怀素书法的目的，是为了致用于当代书法；其书法的崛起和传播经验，亦可为当代书法走进生活、贴近大众，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新时代呐喊提供借鉴。

关键词：怀素；传播学；书法教育；文化共享

毫无疑问，怀素是一名天才艺术家，其名烁古今的草书作品，每每让鉴赏者不得不顶礼膜拜。怀素又是一个巨大的矛盾综合体，他身上充满了太多不解之谜，比如，既然“幼而事佛”且终身为僧，为何生活常态却是“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知”？再如，禅宗主“虚”“空”“澹如”“沉静”，为何怀素本人偏偏又热衷名利攀附权贵？既然作品不拘陈法、开洒脱爽朗之时代风尚，字与人均呈高古飘逸之气质，为何却会在自叙中主动屏蔽掉赞其为“天下独步”、于他有大恩、江湖地位高但被朝廷判为“罪人”的李白，以致招来圆滑世故，风规尽失的非议？……动与静之间，正与邪之间，出与入之间，破与立之间，怀素像他的草书作品一样波诡云谲，难以捉摸，确实是天纵之才，不可方物。

关于怀素的生平稽考和艺术评论，世间已有大量文章。本文力图从传播学的角度，求证这样一个问题：在尚书成风甚至以书取仕的中唐，杰出的书家举目皆是，缘何地处偏远永州的僧人怀素脱颖而出且大红大紫？在毛笔书写为中华文脉传承的基本形式的中国文化史中，卓越的书法家更是代有才人、层出不穷，缘何这个醉和尚的身影却如此清晰和高大？

一、从传播学角度看怀素名动当时的社会文化成因

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学问，研究的重点是人与人之间信息传播过程、手段、媒介；传递速度与效果、目的与控制，特别是如何凭借传播的作用而建立一定的关系。简言之，传播学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学科。[1]

“传播学”的概念是20世纪30年代才提出来的，但早在1200多年前，中国唐代僧人书法家怀素，却在无意之中“把握”了传播学的精髓，从而实现了提振声名，一举跻身当代书坛领袖之位。他是怎样做到的呢？

（一）借人以自重，把握好了信息传播的过程和手段，特别是通过名人这一特殊的传播媒介，最大限度地达成了传播的高速和奇效

大历二年（公元767年），30岁的怀素决定南下广州拜见当时的书坛权威、广州刺史徐浩。临行前，他对友人苏涣吐露心迹：此行就是为了“求大名”“欲令羡价齐钟张”[2]，也就是要让自己作品的润笔费不低于汉晋时期著名书法家张芝、钟繇。这是相当自负、相当功利的一种自觉行为。其时，怀素在湖南境内已经是大名鼎鼎了，能够在本省叱咤风云成为众人追捧的对象，除了自身的艺术资质外，前辈、名流和权贵的提携、赞誉和口口相传，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早在怀素23岁的时候，他便得遇李白，并获赠《少年上人怀素草书歌行》。文坛泰斗的赞誉让他声名大噪。在李白之前，吏部侍郎韦陟曾高度肯定怀素，认为这个来自沙门的书家，不久“当振宇宙大名”。据考证，韦陟长怀素42岁，二人平生从未见过面。韦公虽位尊权重，但江湖上素有他喜扶掖后辈的美名。有人认为，是怀素主动向韦公致以书札，韦公才得以见到他那龙飞凤翥般飘逸的书法，才可能发出那般赞誉。当然，赞美怀素的俊彦名流还有很多，比如钱起、元结、卢象等等。

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名家赞誉，才能实现信息传播的裂变式增长；也正是因为享受到了名家赞誉带来的巨大红利，而立之年的怀素决定走出湖南、进军全国。长安是首都，拿下长安就可以拿下全国；但在战略选择上，怀素制定的却是先下广州、再上长安的路径。原因就不用说了：因为徐浩在那里。就像问一个著名登山家“为何登珠峰”，他的回答是“因为珠峰在那里”，言下之意就是珠峰在那里，所以我必须去征服他。怀素一定是抱着这样的雄心去谒见时称“亚相”的广州刺史徐浩的。从永州到广州，需要水陆兼程，路途遥远，按当时的交通情况，往返大概需要两年时间。没有抱着必胜的信心，怀素应该是不会去的。但是广州之行并没有达到怀素的预期，徐浩对这位声名日隆的后生并不是很感冒。大受打击之下，怀素只能默默北上长安，去修复高贵的尊严。

吸取了只身南下广州遇冷的教训，进京闯荡的怀素身边多了一个“礼部张公”张谓（《自叙帖》中曾经三次提到张公）。正是因为有张谓的大力提携和引荐，怀素迅速名动京华、炙手可热，“朝骑王公大人马，暮宿王公大人家”，成为上流社会最受欢迎的书法家。当年出走永州时立下的“谒见当代名公，实现全国影响”的志愿，已然实现。

怀素的成名，固然有其天资聪慧、刻苦训练、引禅入字、醉意天籁的书艺本身主因，同时也多亏其“借人以自重”“借人以传名”等传播学手段。研究者普遍认为，如果怀素不是傍上张谓这棵大树，很难说他能够风靡京华；就连怀素当年的铁杆粉丝任华也说：“狂僧狂僧，尔虽有绝艺，犹当假良媒。不因礼部张公将尔来，如何得声名一旦宣九垓？”[3]

（二）求诗以不朽，正确地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实现传播从简单的信息知晓到信息审美的嬗变，进一步提升了信息传播的效率和效果

怀素自少年时代起就广泛结交社会名流，当然，后来更多的达官贵人则是以结交怀素为荣，名士惺惺相惜，本是历代使然，但怀素的交往有两大特点：一是交往者甚众；二是交往者中，赠诗赞美怀素书法者，数量庞大。据统计，仅在唐代，诗赠怀素的各界贤达就有37人之多，现在流传下来的也有十几首[4]——这些作品的数量甚至超过了怀素本人书法作品流传下来的数量！相信部分赠诗者，确是为怀素所折服、感乎于本心而创造出的佳作；但不可否认，相当一部分作品确实是应景之作、应托之作，也就是说，怀素结交名人，从来都是有目的、有计划甚至是要有意识留下“痕迹”——索讨对方的诗歌。对怀素而言，只要开口，对方一般不好回绝，毕竟自己也是“一线艺术家”；对于被求者而言，似乎也是一件美事，毕竟怀素当自己是文化人，而且写诗太简单，大家在江湖上混，打底的就是诗文功夫；更何况自己写了诗，怀素肯定会投桃报李，回赠自己墨宝的。所以巴掌一拍双响，几十首赠诗很快就收到了。收诗不是目的，怀素的目的是要借众多贤达的生花妙笔，向大众传播一个事实：怀素了不得！怀素开风气之先！怀素独步古今！要达到这个目的，怀素决定编一个集子，这就是著名的《怀素上人草书歌》，集子里的作者有著名诗人李白、膳部员外郎卢象、永州刺史王雝，永州郡守窦冀、监察御史戴叔伦、御史李舟等多人，可谓名宿云集、星光灿烂，但怀素并不满足，直到公元772年他结识了著名书法家颜真卿。颜真卿在与他反复切磋书艺之后，欣然应允为之写下《怀素上人草书歌序》，这也就成为了怀素《自叙帖》中的主体内容。

1200年之后的今天，当回望这一段历史时，一方面，怀素为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而精心组织实施的这一系列“文化工程”实在令人忍俊不禁，同时他的超强的包装策划意识和执行能力也确使人佩服；另外一方面，不得不承认，怀素的这个“小九九”，除了留存了一段文坛佳话，更重要的是，使10多篇名家文本流传至今，为后人管窥和研究那个时代的社会历史生活，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换句话说，为怀素个人树碑立传的草书歌集，除了让怀素在他那个时代如日中天以外，也让怀素以及歌颂他的诗人，在历史上留下名字，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朽的文本。

这就是文学的力量。这就是书法与文学联姻之后的结晶。在古代，消失的书法作品如恒河之沙数，而但凡与文学发生了联系的书家和作品，则相当一部分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

（三）题壁以壮势，把书法创作过程从个体单向度劳动演化为群体性审美活动，以恣肆奔放的题壁、题写屏风等多种书法表演形式，强烈撼动观众视觉神经，征服他们的内心，实现信息传播的“事件营销”

“艺术家创作的源泉是传播的需要，是把一个主体与另外一个主体联系起来的需要”[5]。也就是说，艺术家创作，不仅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情感，更是为了唤起大众的情感，寻得共鸣，升华小我，实现社会价值。作为书法艺术，其社会价值的实现，一般应该是在作品完成之后。但是在唐代，书法创作过程并不是完全独属于书斋和书家本人的，很多时候，书法创作是以书法表演的形式，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张旭、怀素等人，就是书法表演的践行者和积极推动者，当然，他们也因此获得了意料之外的收获。

张旭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为头濡墨而书，既醒自以为神，不可复得也”。这个场面多么骇人！张旭大醉，手舞足蹈，大呼小喝，突然披头散发，把头发浸进墨池，而后以发为笔，在墙壁上纵情书写。多么惊心动魄，多么活色生香！即便在今天，这样的表演依然可以称得上行为艺术。难怪当时观者如云，好评如潮。怀素同样嗜酒，“十杯五杯不解意，百杯以后始癫狂”，“吾师醉后依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6]即便没有以发濡墨这样极端，但醉后以狂草题壁，是经常之举。马钦忠先生认为，“中国艺术之酒神精神，至精至粹地体现于草书。”[7]李白被征服，也是因为目睹了他的一次题壁表演，“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窦冀也有记载：“粉壁长廊数十间，兴来小豁胸襟气”“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8]应该说，不论是早年扬名湖南，还是后来名冠京华，题壁类大场面的书法表演，为怀素迅速俘获人心、打开局面，起到了首要功劳。

题壁书法为什么能有那么大的功效呢？首先，现场观摩为观众提供了与书法家呼吸与共的真实情景；其次，书法创作本是案牍尺幅间的小规模劳作，题壁将创作的小幅宣纸扩张成大型舞台，适宜于群体性观看；其三，怀素每每于醉后狂草，醉醒之间，创作的产物不可预见也无从寻端倪，凭空多出了悬念，引人关切；其四，题壁纵贯天地，奔蛇走虺，使转飞动，窜跳腾挪，于欹正中显示虚实，于浓淡处表达阴阳，书法家疏狂放达的个性在壮士拔山的气势中显露无余。这样酣畅淋漓的表演，现场观众谁能不受感染？谁能不被征服？

刘正成先生认为，怀素对书法的最大贡献，就是把书法视觉空间变化夸张到了极致。[9]作为一种“大尺度”的创作，即使题壁是唐代的一种风尚，但风尚的引领者当属张旭、怀素。他们把一种纯粹的私人创作，演绎为一种为大众大饱眼福、喜闻乐见、广泛参与的群众文化活动（有点类似于舞剧）。客观上，这也为自己个人品牌建设和艺术作品的市场化传播，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功用。特别是怀素到长安以后，一次又一次的题壁和题写屏风的活动，就像一次又一次的“事件营销”，促成了“谁不涂粉壁，谁不造素屏”“醉来把笔猛如虎，粉壁素屏不问主”“家家屏障书题遍”的生动局面。[10]

二、怀素青史留名与作品文本内容息息相关

广义上的传播分两种，一是当下的传播（也叫狭义上的传播），再就是历史上的流传。怀素之所以能够以“草圣”青史留名，除了上述原因以外，其作品的文本内容也是重要因素，东汉书法家钟繇说：“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强调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现择怀素传世的几件作品以略述。

怀素代表作《自叙帖》，刘正成先生认为“是中国书法史上空前绝后的狂草精品”[11]，借他人之美文，成自家之高峰，罗列当代诸公对自己的赞美诗，但内容剪辑、整合系自家完成，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作品。怀素当时“气盖一世”、睥睨万物的情态于此历历可见。通过文本，我们基本上就能了解怀素。应该说，这一个广告帖史无前例、举世无双。《自叙帖》文本价值弥足珍贵。

《苦笋帖》《食鱼帖》《论书帖》《客舍帖》《律公帖》等诸帖，似乎都不是正规意义上的“作品”，而更像朋友间的手札，完全应验了孙过庭所说“达其性情，形其哀乐”[12]。也恰恰因为不是当成作品来写的，所以诸帖书写率意，流丽可爱，而其文本内容，则涉及怀素本人的饮食、疾病、居住、友情、感慨等，均不事雕琢，质朴简省。但是透过文本，观者可以深切地感知怀素当时的生活状态、世风民情，为后世认识研究当时的经济社会情况，提供了绝佳的第一手资料。

创作《四十二章经》《东陵圣母帖》时，怀素回归宗教人士身份，前者为怀素书写的第一部佛经，帖长3丈、共248行、2663字。这样的“大作品”，不投入极大的心力不能得以完成。怀素展现出了极大的耐心，尽到了一个佛家弟子的本分。有意思的是佛家弟子亦为道教写《东陵圣母帖》。文本本身不重要，但他写帖的这一事实，确证怀素本人是受佛道综合影响的佛家弟子，甚至为学者了解当时的宗教文化状况、流变等，提供了参考案例。

综上所述，怀素流传下来的作品，文本内容呈现几个特征：一、原创居多，大多表现书家当时状况和性情；二、非原创文本，契合书家身份，为后世了解唐代，留下了可供研究的文献；三、书法作品并非一定是当时当成作品来完成的，规范的作品不见踪迹，反而是充满人间烟火气息的书札、便条流传了下来，似乎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在历史的长河中，真正有生命力的作品，往往是带着艺术家体温和爱恨的，当时看上去事情微小，可能后来传世价值宏大久远。因为朝代有更替，人性无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