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书法名家余燮阳研究的三个维度

摘 要：研究余燮阳可以从三个维度去考察，即余燮阳生卒年问题、生平及书学经历、书名在后世不显的原因。余燮阳生卒年为1877—1944年；其生平及书学经历分三个时期；其书名在后世之所以不显，一是关于他的文字记载缺乏客观性，二是当代学界对其书法研究不足。

关键词：余燮阳；巴蜀书法史；巴蜀书法整理；书法学术史

一、余燮阳生卒年考辨

学界目前对余燮阳的生卒年有三种说法：

《中国美术家大辞典》[1]、《中国近现代书画家辞典》[2]、黄江陵的《蜚声四川书坛的余燮阳》[3]和《内江书法家余燮阳》[4]均称余燮阳生于1876年，卒于1944年。然余燮阳儿子余农治在论述《余燮阳简历》中说：“余燮阳，字哲徽，内江县人，出生于1877年（即清光绪三年）。……1943年病逝于家，享年六十六岁。”[5]《内江地区文化志》则记述：“余燮阳（1878—1944），字哲辉，清末秀才，书法名家。”[6]关于余氏生卒年的记载众说纷纭，这为学界进一步考辨余氏生卒年提出了现实要求。

《记余燮阳先生之论书》记载：“三十二年腊月，圣水寺改制选贤，邑老多来会，余燮阳先生至文教院，年六十七矣。……半年不见，忽闻余先生逝世矣。”[7]这里的“三十二年”即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经查历史资料，“三十二年腊月初一”是公历1943年12月27日。根据“半年不见，忽闻余先生逝世矣”的常识判断，余氏卒于1944年的可能性较大。

值得一提的是，《大雅扶轮——余燮阳书法集》反映了迄今为止较为全面的余燮阳书法作品整理现状，为我们全面了解余燮阳书法艺术发展理路，重新审视“内江四大书家”之一的余燮阳在20世纪巴蜀书法史上的贡献与地位提供了重要的作品与文献支撑。其中，《家君余刚成公八旬晋一寿言》（图一）中有言：“惟时前后，姊香芸，兄王荣，相继生，至丁丑生燮阳。”[8]“至丁丑生燮阳”则可证明余燮阳自述生于1877年。

此外，《大雅扶轮——余燮阳书法集》所收余燮阳书法作品中，作品的落款年份明确以“甲申”或“三十三年”（1944年）的共计有四幅。[9]分别如上图所示。

由此不难判断，余氏卒年为1944年。在这四幅款字为“三十三年”或“甲申”的余氏作品中，不可忽视的是余氏所临《洛神赋十三行》（图四）的落款“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燮阳”，可以得知余氏卒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六月二十九日之后，也因此可以进一步判断余氏卒年为1944年是比较可信的。这也与笔者根据《记余燮阳先生之论书》中关于余燮阳卒年记载的推测比较吻合。

研究清楚余燮阳生卒年，是进一步全面深入研究余燮阳书法艺术的现实前提。通过上文论述，余燮阳生于1877年，卒于1944年，享年67岁，原因如下：

（一）如上所述，黄江陵、王恩洋、张津等人在文章中写余燮阳生于1876年，余燮阳的儿子余农治为其所写的简历和余燮阳自述中都是明确出生于1877年。正如民国教育部门1930年颁布的《就旧历虚岁推算国历实足年龄用表》中，第一句话就说“我国旧习，计算年岁，都用旧历，所以所说的年岁，都是虚的，不是实足的。”[10]这是由于古代中国人计算年龄往往以虚岁计，在古代虽然没有统一的计算虚岁的标准，但虚岁多比周岁虚一岁或虚两岁，而根据现在对年龄和生卒年计算的标准来说应该以周岁计。故余燮阳应是生于1877年，余燮阳自述和余农治为其父写的简历也是判断余燮阳出生年的标准。

（二）目前，关于余燮阳卒年有1943年和1944年两种说法，其中余农治在记述其父余燮阳简历中说：“1943年病逝于家，享年六十六岁。”[11]但从现在可看到余燮阳的书法作品中得知，落款时间最晚的作品款字为“三十三年（1944年）六月二十九日，燮阳。”《内江书法家余燮阳》一文中记载：“一九四四年春，冯玉祥将军到内江进行抗日献金活动，……时余燮阳将届六十八岁，……不久他便辞世了。”[12]王德润在《冯玉祥的〈内江人颂〉》中记载：“1944年仲夏，冯将军偕夫人李德全，再次来内江，他大声疾呼：应凭借热爱国家、热爱民族的精神，紧急动员起来，踊跃献金救国。”[13]根据两文中提到的冯玉祥1944年春和仲夏两次来内江的抗日献金活动与余燮阳作品落款时间相联系，进一步可推断出余燮阳卒年为1944年。

二、余燮阳生平及书学经历

余燮阳《家君余刚成公八旬晋一寿言》书法作品中有述：

家君以勤学闻，学亦锐进。不二年，遂熟六经，及读本各书。不幸发捻之变，一时为剧。……家君由是弃学而贾，贾则工心计，贸识布厂同业，服其精覈，皆称之曰能。……王父母尚康健，母邓孺人以壮年供纺绩外事，王父母维谨，和乐一堂，以是时为极盛焉。兼之贸易，辄胜日，进颇丰。姑祖母郑、二叔祖锦明、二舅祖陈均寄食家中，所谓八口之家者益之，燮阳同胞兄弟姊妹盖十余口矣。家君以王父母天性友爱于尊长辈，悉曲体其意而色养之，故一时家君虽无昆仲，人口维众，俨然大家。又数年以，阳等习读，谓阳等业师彭庆云先生，曰：“儿辈读惟先生教之，我因贫失学于读书之道，无所为赞言也，惟先生教之。”然于西宾则致敬尽礼，今业师之生存者，有邑廪生傅雨三先生，邑贡生邓念卿先生。每于追述往事，尚乐道不倦，惟燮阳不肖，辄顽不好学，兄未成年物，故阳至今以孤子生四十有余年矣。[14]

由此可知，余燮阳父亲勤奋好学，但不幸遇到太平天国运动，因家贫弃笔从商，与余母邓氏以经营纺织厂为生。余氏兄弟姊妹约十余口人，多需要依靠亲戚的支持与帮助来维持生活。余燮阳虽没有显赫的身世和深厚的家学渊源，但在读书方面余父对他是有期冀的。事实证明，余燮阳的生平与学书经历以及后来在书法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也回应了其父的期望。

考察余燮阳生平及其书学经历，可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877—1902），为求学时期。“少年时期的余變阳受教于内江花萼书院，考中秀才之后，又到成都尊经书院深造。”[15]余农治在记述余燮阳的简历中说：“求学期间，曾肄业于成都尊经书院，考上了清朝末期的秀才。”[16]通过这两句话和前文提到余氏书《家君余刚成公八旬晋一寿言》的释文可以得知，这一时期，余燮阳自幼跟随乡贤读书识字，少年时期受教于内江花萼书院，后肄业于成都尊经书院。

余燮阳庚辰七月二十五日书法题跋（图六）[17]有言：“少时学欧书，患不能润，既学王太令，患不能正，率皆少如意处，由心无把握故也。其无把握，正由自己对于所学无解识处也，学问之道，无他，须先有解识中山，知难行易信哉。”[18]从这段题跋中可以得知，余燮阳少年时期学习欧阳询的书法，担忧不够温润，继学王献之书法，又担心不能平正，学习书法过程中很少有令他满意的地方。从中我们可以得知余燮阳少年求学时期多在欧阳询、王献之书法上用功。这也反映出余燮阳之所以能够在书法艺术上取得如此成就，与他个人艺术理想与态度密不可分。他在书法艺术上的追求是不断否定自己，“行百里者半九十”，知不足而进取。

第二个时期（1902—1921），为仕官治学时期。黄江陵在《蜚声四川书坛的余燮阳》文中谈道：

一九〇二年，他带着霍老先生写的举荐信到北京求职。荣禄最初觉得余仅是一个秀才，学资太低，安插不易恰当，后来发现余的字儿写得漂亮，便把他用作军机处的章京。……他就辞去了章京这职务，成为京师法政学堂的一名学生。……辛亥革命后，四川军政府委他为西藏宣抚委员，去打箭炉（康定）工作。随即回成都，作成都法院的推事（审判员）。不久去重庆，先作重庆地方法院的庭长，后作律师。……他一面在法院任职，一面就卖字。有一次，他骂了四川的反动军阀×××，×大冒其火，将他拘押了一段时间。出狱后不久，即愤然退职返乡，开始了职业书法家的练书类艺的生活。这是一九二一年的事情。[19]

余燮阳在书法题跋[20]中言：“余故不善小楷，意供职秘省时，同人工书者夥，独余常为长官所绌。然辄许其笔力劲健，不落小家，至今廿年矣！得有闲晷，以补所缺，即尽力为之，犹觉欿然。噫！书道之难也！”[21]我们从这句跋语中可以了解到，余燮阳不擅小楷书，回忆其供职秘书省时的同道却多擅长小楷书写，唯独余氏的小楷书法经常被长官批评为笔力不足。此后二十年间，为了弥补其缺失，余燮阳一直勤奋练习，期望可以笔力强劲，不坠入小家之气。余燮阳因此在小楷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但仍然觉得无法使自己满意，感慨书道的难处。由此可以看出，余燮阳在北京任职期间因职务要求肯定多在小楷上下功夫，特别注重提升书法笔力。

金石学家叶昌炽说：“故欲网罗古刻，非至都门，终为坐井观天。”[22]晚清时期，北京碑拓市场繁荣，余燮阳在北京期间定会受到都城浓厚文化艺术氛围的熏陶。“对书法嗜好甚深的余燮阳于暇时最爱悠游琉璃厂，进书店，品字画，赏古玩，且常倾囊选购，缓步街头，注目凝思，领略各匾额书法的韵味。”[23]余氏在京闲暇时游走在书画碑拓琳琅满目的北京琉璃厂，就有了更多机会去观摩金石碑刻和古代书画资料。不难想象，他在这个时期不仅在小楷上下足功夫，而且也有机会对能够见到的魏碑、南碑、北碑、唐碑等书法经典摩挲学习与体悟，这也为他下一步的书法艺术之路奠定了基础，开阔了视野，丰厚了艺术滋养。

较为可惜的是，因余氏作品散佚，我们目前并没有看到余氏这两个时期的书法作品，难以观赏当时的书法艺术面貌。

第三个时期（1922—1944），为鬻书时期。这一时期，余燮阳对政务厌倦，远离仕途。自1921年开始，他专门以职业书法家为生，没有政务的烦扰，潜心书艺。这在上文就已经提到了：“出狱后不久，即愤然退职返乡，开始了职业书法家的练书类艺的生活。这是一九二一年的事情。”[24]1937年的《新新新闻》上所刊登《余燮阳书例》[25]也可以印证他鬻书的艺术生涯。

我们根据其书例可知，余燮阳对自己书法作品会按不同形式即大幅中堂、楹联、屏、扇面、册页、榜书、横幅、寿屏碑志定出不同的价格和要求。其润格反映这个时期余燮阳在书法艺术上的造诣，即对作品的各种形式、风格、书体可谓驾轻就熟，也可以透过余燮阳书例去窥探那个时代的艺术市场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当然，这更凸显出余燮阳鬻书为生、潜心书艺的艺术历程。

如上所述，余燮阳自1921年，一直到去世，主要以售卖书法作品为生。虽从目前见到的材料中无法得知余燮阳每月书法作品收益为多少，但我们可以从当时新闻媒体上的记载，说明晚年的余燮阳人书俱老，声名远播，而且求书之人较多，这也说明了他靠书艺为生，晚年生活相对自足。我们从《书家余燮阳》一文中“闻不久将往青城峨眉等处游历，求书之辈日踵接于其门云”的记载，不难推测余氏作为职业书家的优游自适的生活状态。此文刊于1935年《新新新闻》：

书家余燮阳，抵省寓顺河街民智社。素负盛名大书家余燮阳，曾任前清军机处后，国民党兴，即离清廷奔走革命，至光复以后息影渝城，专以鬻书为生。颇得各地人士之崇敬，渠与朱青长曾焕如诸老交相莫逆，以十数年未得睹面，此次来省漫游，特与各老晤谈。现寓顺河街五十六号，闻不久将往青城峨眉等处游历，求书之辈日踵接于其门云。[26]

是文除了记录余燮阳鬻书为生的晚年艺术生涯以及生活状态，同时也记载了他在当时文坛的社会地位非同凡响，比如他与朱青长[27]、曾焕如[28]的莫逆之交。当然，此涉及余燮阳的文化艺术交游，另辟专文论述。

三、余燮阳书法艺术影响在后世不显的原因

当代学者论及晚清到民国的四川书家，在强调其非凡书法艺术成就时，很大程度地肯定了其书法艺术的影响，也间接呼吁了当代书坛与学界应该引起足够重视，如下述论述：“从清代光绪年间到民国期间，四川涌现出一批有名的书家，如吴之英……余燮阳……刘咸炘等，像星汉灿烂相映争辉，使四川书坛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29]；“晚清民国的四川书坛，涌现出了一大批博通经史的书法大家，比如颜楷、赵熙、向楚、林思进、谢无量等。他们不仅是当时四川书坛发展的一个缩影，对近现代四川书法的贡献也不容小觑”[30]；“他们得益于传媒之便，以至于全国都知道康有为、吴昌硕、李瑞清、曾熙、沈曾植、沈尹默、白蕉等，而同一时期的四川书家却在书坛默默无闻”[31]。余燮阳作为民国时期的著名书法家，其精湛的书法技法与别具一格的艺术风格无可非议。但是，余燮阳书法艺术成就与他书法艺术在后世影响极其不相称，这已是事实。庆幸的是，《大雅扶轮——余燮阳书法集》反映了余燮阳书法作品较为全面的成就，这也是为凸显余燮阳书法艺术影响所做出的努力。“因枝振业，沿波讨源”，我们认为，余氏书法艺术影响在后世不显的原因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