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惟建：被民国才女盛名遮蔽的诗人与翻译家

摘 要：李惟健，四川成都人，诗人、翻译家。他的十四行体《祈祷》以及《杜甫诗选》《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翻译作品《爱俪儿》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他的爱人庐隐是18个重要的现代中国女作家之一、福州三大才女之一，作品甚富。尽管二人的婚姻因为庐隐的逝世仅仅持续了四年，但李惟健的盛名因此也被庐隐的光芒所遮蔽。

关键词：李惟健；庐隐；翻译家

李惟建（1907—1981），男，四川成都人，笔名李唯建、唯建、四郎等，诗人，翻译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提到他，往往要把他与他的爱人庐隐的盛名联系在一起。

李惟建出生于贵州省开阳县著名的诗书世家，后移居省会贵阳。祖父李立元，字仁宇，光绪十六年恩科二甲第三名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历任泸州厘金局总办、四川留日学生监督，顺庆府、酉阳直隶州、宁远府、叙州府、嘉定府的知府、知州等职。由于在四川为官，其后代便定居成都。父亲李仲通，生李惟建兄弟六人，皆为杰出人才，其中大哥、二哥最为著名。大哥李惟果考入清华学校，后入大学政治学系，毕业后，公派留美，获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博士，历任大学教授、蒋介石秘书、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行政院秘书等职。二哥李惟宁为著名的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作曲家，也就读于清华学校，后进入北大音乐传习所，1930年留学巴黎圣乐学校，主修钢琴兼修理论作曲，1932年就读于维也纳国立音乐学院，继续深造。其于1934年秋回国，先后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音乐系、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后来兼任校长；抗战胜利后于1947年赴美，为波士顿音乐学院教授。三弟李惟建就是在这样的家族文化传承和氛围中成长起来的。

1924年7月，李惟建在成都联合县立中学校（今成都市石室中学）初中毕业后去上海青年会中学读高中，未毕业即在次年（1925年）报考清华学校被录入西洋文学系。1928年，在清华大学就读期间，他与五四时期著名女作家庐隐相识相爱，留下了民国时期一代青年追求爱情婚姻的佳话，也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传奇。当时庐隐的前夫郭梦良因病去世三年，并留下一个女儿，正处于人生的低潮。后人记述他们相识相恋的经过说：

1928年3月8日，一次偶然的机会，经北大教授林宰平介绍，在瞿世英家里，他第一次见到庐隐。庐隐问起他的文学爱好及写作情况，留给他一个地址，这样两人就有了交往。

两人相识后，起初他们只是谈文学，谈人生，还是纯粹的友谊，小她九岁的李惟建称庐隐为“姐姐”“心灵的姐”。后来，李惟建竟然爱上了她，并一再向她表达自己的爱情。庐隐在经历了订婚、解约、恋爱、结婚、丧夫等一系列挫折后，在感情方面比较慎重，考虑到两人年龄的悬殊和可能引起的外界非议，起初拒绝了他。并不是庐隐不喜欢李惟建，只是这个时候的庐隐已经过了冲动的年纪，而且当时李惟建还在上大学，与小九岁的大学生恋爱，庐隐心里并没有把握。也因为经历上一段婚姻的曲折后，庐隐对爱情非常谨慎。

但李惟建决不放弃，一再劝说她：“我以为你太注意世人的批评。世人的议论只是一种偏见……我们又何必看重他们的浅见呢？”正是在李惟建的坚持下，庐隐的内心也发生了变化，最后决定，和李惟建在一起。卢隐在给李惟建的信中曾写道：“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我人格的尊重和清楚更甚于你的人，换一句话说，我自入世以来只有你是唯一认识我而且同情我的人；因此我愿为你受尽一切的苦恼。”她最后下定决心：“让我们是风和云的结合吧。我们永远互相感应、互相融洽，那么，就让世人把我们摒弃，我们也绝对的充实，绝对的无憾。”

1930年8月，庐隐毅然决然地辞去北京师大附中的教职，与李惟建结婚。婚后的二人恩爱有加，幸福美满。两人相偕东渡日本，在东京度蜜月。这年年底，因经济不支，两人不得不回到中国，又在杭州西子湖边住了半年。在他们卜居的西子湖畔农家小院，他们有说不完的话题。共同生活的四年，是庐隐生命中最快乐的四年。爱情的滋润，使她迎来创作上的丰收。在杭州期间，庐隐写了一些中短篇小说，后来集编为《玫瑰的刺》（1933年，中华书局）。《玫瑰的刺》是他们夫妇俩在西子湖畔的生活实录，那是庐隐一生最为幸福愉快的时刻。

一年后，庐隐夫妇由杭州到了上海，庐隐到工部局女子中学教书，李惟建则到中华书局任编辑。但出人意料的是，庐隐却在风华正茂的年纪，因为生育难产，在上海大华医院抢救无效，逝世于1934年5月，年仅36岁。尽管李惟建与庐隐的婚姻仅仅持续了四年，但李惟建的诗人与翻译家文名从此就被庐隐的光芒所遮蔽，成为五四时代才女庐隐的背景。

为什么庐隐的文名如此之大呢？她的简略生平和文学创作情况如下：

庐隐，1899年5月4日出生，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福建省闽侯县南屿乡人。其笔名庐隐，有隐去庐山真面目的意思。她于1912年考入女子师范学校，1917年毕业后任教于北平公立女子中学、安徽安庆小学及河南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2年大学毕业后到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国文。她以控诉包办婚姻为题材的处女作《一个著作家》，经郑振铎推荐，以“庐隐”的笔名于1921年在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接着，她连续发表了《一封信》《余泪》《或人的悲哀》等短篇小说，1925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海滨故人》；1926年到上海大夏大学教书，1927年任北京市立女子第一中学校长。几年间，母亲、丈夫、哥哥和挚友石评梅先后逝世，悲哀情绪浸透在这个时期出版的作品集《灵海潮汐》和《曼丽》之中。1930年与李惟建结婚，1931年出版了二人的通信集《云鸥情书集》。庐隐一生共创作了80个中短篇作品及4部长篇作品，堪称五四时期女作家中的第一高产作家。

与李惟建结婚后的时期，也是庐隐创作大爆发时期，先后创作了《玫瑰的刺》《火焰》《象牙戒指》等多部作品。庐隐去世后，1934年上海第一出版社出版了《庐隐自传》，1936年北新出版社出版了《东京小品》（散文、小说集）、《火焰》（长篇小说），中央书店出版了《庐隐选集》《庐隐创作选》，1947年上海新象书店出版了《庐隐佳作选》。庐隐与冰心、林徽因齐名，被称为“福州三大才女”。200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女作家在现代中国》（Writing Women in Modern China）之中，她与萧红、苏雪林和石评梅等人并列为18个重要的现代中国女作家之一。 与庐隐的天才相比，李惟建的文才自然被遮蔽了。

但事实上，李惟建是20世纪20～30年代文坛上一颗闪耀的新星。

李惟建首先是活跃在20世纪20～30年代的诗人。他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就读期间，酷爱拜伦、雪莱以及布莱克和泰戈尔的诗，并和泰戈尔通过信。1926年暑假，他在清华大学自己搭建的小帐篷内，模仿泰戈尔的《吉檀迦利》诗歌文体，用英文写了95首散文诗，以表达内心的痛苦和解除痛苦的喜悦之情，后集编为《生命之复活》，一直到1934年，才在中华书局出版。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值得一提的是，李惟建在1928年春天写作的长诗《祈祷》。这首长诗由70首十四行体诗组成，总共近千行，这是五四运动以后新诗史上第一篇十四行体长诗，后来在1933年6月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祈祷》一诗是献给他的导师和好友徐志摩的。李惟建在《我与庐隐的初次见面》一文中记载说，他当时告诉庐隐说：“我新近写完了一首长诗《祈祷》，其中有我的人生观，希望你能赐览。”庄叔炎评论说：

写成本诗稿时，诗人还是一个二十一岁的学生。这样的抒情鸿篇伟构出自一位小青年之手，可见其人之才华。作品受拜伦、雪莱等的影响，借鉴意大利体（即彼特拉克体）的形式，前八行用两个抱韵，后六行为CDC、DCD韵式。各首独立而又互相勾连成整体，格律严谨，韵式整齐划一，显示了诗人的独到艺术匠心。[1]

十四行体是欧洲抒情诗的一种形式，意大利文为Sonetto，英文和法文为Sonnet，所以又音译为“商籁”体。它最早出现在意大利，后传入英、法等国，产生了几种大同小异的变体。世界诗坛上杰出的诗人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雪莱、泰戈尔等，都有十四行诗作闻名于世。可以说，在几千年间的人类文明史中，还没有任何一种别的诗体像它那样被证明过，具有跨越众多国度、众多语种和漫长岁月的生命力。十四行诗，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诗体。

将十四行体正式移植到中国来的是新月诗派的一批诗人。在1925年以后，新月派诗人开始较多发表十四行体，如戴望舒的《十四行》、孙大雨的《老话》、李惟建的《祈祷》、闻一多的《你指着太阳起誓》、饶孟侃的《弃儿》、陈梦家的《太湖之夜》都是较有名的早期作品。许霆、鲁德俊《十四行体在中国》一书中，把李惟建的《祈祷》称为“中国现代第一抒情十四行长诗”，并对这首长诗进行分析，认为诗人并不信仰宗教，他所祈祷的是真理，不过是借用了宗教的外衣。诗中的“上帝”不过是真理的代名词。诗中用了大量篇幅来抒写对真理的寻找和追求，并从多方面展开了尽情的抒发。诗中描写的花坛、乐坛、舞坛、诗坛，都是诗人理想的幻象。而诗中贯穿了对爱这个永恒主题的描写，不仅爱真理，而且把对庐隐的爱恋糅入其中。许霆和鲁德俊甚至把《祈祷》一诗称为“现代的离骚”。书中说：

如果说屈原的《离骚》是中国古代长篇抒情诗的奠基之作的话，那么在此后的2000余年中鲜有继之并能与之比美的抒情伟构。在新诗最初三十年的现代，能以极大魄力写出千行抒情长诗者，恐怕唯李惟建的《祈祷》莫属了。鸿篇巨制固然占有得天独后的优势，更为重要的还是这首诗的艺术造诣和艺术魅力的超凡脱俗。[2]

吴欢章《中国现代分体诗歌史》也说：

李惟建1933年由新月书店出版的诗集《祈祷》，是一部由70首十四行诗组成的抒情长诗。诗人精心结撰，每首诗格律严谨，句式划一，它是十四行诗逐步走向成熟的一个有力佐证。[3]

这无疑是对《祈祷》的高度评价，可见诗人李惟建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在上海的那几年，是李惟建创作与翻译的高峰。他在《新月》《诗刊》《人间世》等刊物上发表新诗、译诗和译文，出版了长诗《影》（1933年，新时代书局）、《祈祷》（1933年，新月书店）和《生命之复活》（1934年，中华书局），并翻译了传记小说《爱俪儿》（1931年，中华书局）和《英国近代诗歌选译》（1934年，中华书局）。其中《影》是献给庐隐女士的千行长诗。

李惟建对《爱俪儿》的翻译，影响了一代诗人与作家。传记中对雪莱的文采浪漫的描写，成为当时以徐志摩为代表的许多的中国诗人和作家仿效的对象。

除了《爱俪儿》之外，李惟建还翻译了由法国作家莫罗阿（Andre Maurois）著的《英宫外史》，193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作为中华书局的英文编辑，李惟建还主编了六册本的《初中英语读本》和初中学生文库的《英华旅行会话》等中学教科书。作为中国近现代最大的出版机构之一，中华书局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出版了大量的各级学校教科书，在当时颇有盛名。

作为翻译家，李惟建不仅译介外国名著，也对把我国古代著名诗人介绍给世界感兴趣。诗圣杜甫的诗歌很多被翻译为英语。李惟建的杜诗英译水平很高。1985年李惟建的《杜甫诗选》（Selected Poems of Du Fu）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他对四十首杜诗的全新英译。2009年，上海外国语大学贾卉的博士论文《符号意义再现：杜甫诗英译比读》中，选取了杜甫诗篇中最脍炙人口、英译最多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春望》《登高》《月夜》《江南逢李龟年》《哀江头》《蜀相》《新婚别》等诗篇，从符号学的角度对众多中外翻译家杜诗英译作品的翻译思想与译文优劣进行分析，其中中国译者除李惟建外，还有许渊冲、吴钧陶、翁显良、朱徽、孙大雨、杨宪益等，也包括国外杜诗翻译名家如洪业、弗莱彻、辛顿、华岑、库柏、葛瑞汉、宾纳、戴维斯等人，可见在20世纪众多的中外杜甫诗歌的英译者中，李惟建都占有一席重要之地。[4]

1985年，李惟建的《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的译本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为美国学者罗伯特·A·柯白的著作。四川人民出版社约请李惟建单独翻译，李惟建已经完成全书初稿的翻译，但由于当时年事已高，身体每况愈下，有许多中文资料的核实工作无法完成，于是由殷钟崃先生核对资料并最后定稿。所以此书出版时署名为两人合著。此书成为研究四川军阀的重要参考书，为现代史家广泛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