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德政坊中的廉洁佳话

摘 要：四川隆昌的牛树梅德政坊是为清代廉吏牛树梅而立。牛树梅在隆昌等地为政一方，亲民爱民，乐善好施；宽猛相济，整顿吏治；廉洁修身，不忘家风；务在治本，重视教育，是中国古代清官廉吏的典型，也可视为中华优秀传统廉洁文化的重要传承者和传播者。他的事迹也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与官员道德培养提供了有益借鉴与启示。

关键词：德政坊；牛树梅；廉洁家风；文化建设

中国有很多德政坊，如福建省柘荣县的游朴德政坊、黑龙江省巴彦县的巴彦德政坊、四川省隆昌市牛树梅德政坊等。德政坊体现了当地老百姓对清官廉吏的崇敬和旌表。中国人自古就有青史留名、追求不朽的传统。古人早在《左传》中就提出了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1]。屈原也在《离骚》中感叹：“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历代君王或将臣，凡有大功绩，都喜“刻石勒功”，永传嘉名，而德政坊也正是中国古人青史留名的重要载体。有些德政坊是老百姓自发给清官廉吏们修建，而非这些清官廉吏们自建，如牛树梅德政坊。

“德政”二字最早见于《左传·隐公十一年》：“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无德政，又无威刑，是以及邪。”这里的“德政”是指好的政绩或政令。“德政”也是儒家的政治理想，《论语·为政上》记载孔子的观点：“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孔子认为统治者应该施行德政。只有以德治国，才能赢得老百姓的拥护。

一、四年清知县，两座德政坊

四川地区有许多著名的德政坊，如隆昌市牛树梅德政坊、都江堰市敬修之德政坊、内江市高培谷德政坊、泸州市舒穆觉氏庆煜德政坊等。其中，隆昌市的德政坊数量较多，尤为著名，共有5座，分别为：牛树梅德政坊、觉罗国欢德政坊、刘光第德政坊、肃庆德政坊和李吉寿德政坊；又以牛树梅的德政坊建造时间最早。它于1845年由当地绅耆百姓自发修筑在县城北关道观坪，是5座德政坊中唯一采用镂空雕刻技艺建造的牌坊。

牛树梅德政坊正背两面正匾额移用道光皇帝御笔“德政”二字。东面正上匾镌刻着“乐只君子”4个大字，西面正上匾镌刻着“民之父母”4个大字。“乐只君子，民之父母”这8个字出自《诗经·小雅·南山有台》。

东面主门楹联镌刻着“读十年书，从政能兼果达艺”11个字，而西面主门楹联则镌刻“作万家佛，居官不愧清慎勤”11个字。

牛树梅（1791—1875），字雪樵，又字玉堂，号省斋，今甘肃省通渭县吉川乡牛坡村人。牛树梅于1841年考中进士；1843年任四川雅安知县；1844年任四川隆昌知县； 1845年任彰明（今江油市）知县；1846年调任资州（其地包括今资阳市及资中县）知州，后又任宁远知府；1851年任茂州（今汶川县）知州；1862年升任四川按察使；1867年主讲于锦江书院。

自古以来，老百姓都喜欢勤政爱民的清官，痛恨搜刮民脂民膏的贪官，所以在历代文学作品中，总少不了对“青天”艺术形象的塑造。历史上，被称为“青天”的著名官吏有宋代的包拯（“包青天”）、明代的海瑞（“海青天”），而在四川也有一位“牛青天”，那就是牛树梅。他在四川隆昌和彰明任职4年，政声显著，两地绅耆士民都自发给他修筑了德政坊，留下了“四年清知县，两座德政坊，一座功德碑”的佳话。《清史稿·牛树梅列传》评价他是清朝“第一循吏”。

二、亲民爱民，乐善好施

牛树梅深刻地认识到乡间民众是社会底层，也是国家的基石，官员应爱民亲民。

他在《省斋全集》中说“道光甲辰，予摄隆昌篆务，时诸君子醵，资为恤嫠会，予实赞成之，今二十七年矣。” [2]1844年，牛树梅等在隆昌主持政务，召集“诸君子”出资建立了恤嫠会，专门救济贫苦寡妇。

1845年，牛树梅在任职彰明期间又重新修葺了养济院，专门用来收养“鳏、寡、孤、独”群体：“彰邑养济院，原收孤贫三名，而赀多系出借之息，年久无着，遂成空名，其屋亦废。余自莅任以来，筹款修葺，又谋收养之资。”《孟子·梁惠王下》记载：“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可见，“鳏、寡、孤、独”泛指弱苦无依的人。他们是老百姓中的弱势群体，甚至基本生存都有困难。养济院则提供了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为了勉励大家捐款，牛树梅将捐款者的姓名刻之于石：凡“以事至官、遵谕捐赀者，均为列名勒石，以垂久远而纪善果”。此外，还“添置女养济院，兼有育婴堂一处”，对女性群体给予了特殊关照。

恤嫠会和养济院的成立充分体现了牛树梅一心为民、急民所需的“民本”思想。他的这些举措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热烈拥护，客观上维护了底层社会的稳定。同时，牛树梅这种清正廉洁、乐善好施、同情和帮助穷苦老百姓的高尚品质，也淳化了民风，给后人树立了榜样。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男尊女卑的传统社会中，妇女生存状况艰难，本就属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而贫苦寡妇更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作为地方父母官，作为一名男性，牛树梅关注到了寡妇的生活困境并且给予了她们相应的帮助。这种仁爱精神的广泛性、深刻性，是更为难能可贵的。

不仅如此，牛树梅还对于难产而死的妇女不得安葬这一陋习进行了强烈的批评：“妇死月内，有何罪过？若以其不洁也，浴而葬之，古礼斯宜”，如果“不齿正葬，必皆作奸犯科，辱及先人者耳”。牛树梅在《遥祭王氏文》中，对难产死去的爱妻许诺：“我终不忍百年之后，弃汝于异境也。他年回家，拟将移葬汝于牛氏之土，尚无以为恨。”牛树梅以自身行动带头摒弃陋习，不仅体现了他对老百姓的仁爱，还体现出他对妻子的爱护、对妇女的尊重。他具有超越所在时代的先进性别观。

《清史稿·牛树梅列传》记载牛树梅声名远播，甚至可以感化邻县的匪徒：“邻县江油匪徒何远富纠众劫中坝场，地与彰明之太平场相近。树梅率民团御之，匪言我不践彰明一草一木也。迨官军击散匪众，远富匿下庄白鹤洞，恃险负隅。遥呼曰：‘须牛青天来，吾即出。’树梅至，果自缚出。”

三、宽猛相济，整顿吏治

牛树梅在《书〈傅商严明府形状〉后》中写道：“天下有士品而后有吏治，有吏治而后有民生。”牛树梅认为廉洁修身是廉洁从政的前提，而廉洁从政则直接有利于民生。牛树梅深知这一点，上任之后大力整顿吏治，锐意改革，革除弊端，惠及百姓。

1848年，牛树梅在《禀复藩宪批饬酌定社仓章程》中总结了“社仓之弊”的三个方面：“一亏于社首，一亏于顽户，一亏于衙门。”“亏于社首”主要指社首贪腐，“亏于顽户”主要指顽户耍赖， “亏于衙门”主要指衙门盘剥。

基于此，牛树梅提出了两条重要的解决方案：其一，立法的繁简要适当，便于执行和落实：“惟立法贵详而亦贵简，盖太详则未易讲明，太密则动多窒碍，所以遵行难久”。其二，公共推举人选进行协管。在社首和“众人”之间，公举之人起到了有效监督和权力制衡的作用，使社会的治理更加公平公正：“责成公举之人即为协管之人，于其公举禀内，批令仍同公举社首，协同公管，功过均任，有亏同赔……彼此牵制，社首不敢吞蚀，既不至于以一人累众人；花户不敢估借，亦不至于以众人累一人。”

针对当时书役规费没有章程的弊病，牛树梅也有清醒的认识：“差役之得势十倍，百姓之受害亦十倍。过两县之衙门，饱两县之差役，好好中人之产，未曾见官已一败涂地，即使官为昭雪，而剥肤之痛，万无起死之药矣。 ”

因此牛树梅在《札饬各属遵照射洪县具禀办理书役规费章程行催速办一案》中指出整顿书役，最重要的是要明定章程，以免无穷无尽的费用，使乡民负担沉重。因此牛树梅“并与董事书役，公同商酌，各就地方情形，斟酌损益”，根据各地方的具体情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制定不同的政策。

《清实录》还记载，牛树梅的同僚兼好友骆秉章听从了郭安邦的指控，将徐璋严审究办。然而，经牛树梅亲讯后，发现郭安邦的指控尽属虚诬。在处理徐璋一案中，当他的意见与同僚兼好友的骆秉章产生分歧时，牛树梅不盲目听信其前奏之词，仍然坚持再审，体现了牛树梅秉公执法、果敢刚毅、铁面无私的办案风格。

牛树梅对吏治的整顿是全面而透彻的。他能深入调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特事特办，秉公办案，宽猛相济，收效明显，得到广大老百姓的一致认可。《清史稿·牛树梅列传》评价他：“决狱明慎，民隐无不达，咸爱戴之。”

四、廉洁修身，不忘家风

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首先得是修身。牛树梅在《士说》中说道：“天下有佳士而后有好官，乡里有士行，而后有民风，是士也官民之枢纽。”又于《书〈傅商严明府形状〉后》写道：“天下有士品而后有吏治，有吏治而后有民生。”他始终将廉洁修身放在第一位。

牛树梅谨记父亲教诲，勤俭务本，从不铺张浪费、追求排面，以“不扰民”为第一要务。若巡查途中遇到地方官员迎接礼仪过于隆重，则“殊觉不安之至”，竭力反对“只尚虚文不求实用”。牛树梅廉以律己的同时，也将这种品格和精神运用到施政的方方面面，一扫当时官场尚虚、奢靡的风气。

1874 年，牛树梅告老还乡，彰明百姓自发为他送去千年寿木。牛树梅考虑到寿木运回所耗人力物力巨大，便执意要付给百姓银两，老百姓当然不会收。《省斋全集》记载：“奉到函谕，内有父老云称‘一草一木，莫非手泽’等语，并退回寿木原银八十两。覆诵之余，殊深惭愧，抑为不快者久之……且在彰仅二年，去彰已将近三十年，何以得此？于士民施薄报厚，缘浅情长。”牛树梅又嘱咐道：“谨将原银仍交原差带回，或书院，或养济院。”即便已经离任彰明30年，牛树梅却仍然牵挂着当地的书院和养济院，面对百姓的馈赠，用自己的银两“以添一滴之润，则心尚可稍安”。牛树梅的一生，始终保持着清正廉洁、务不扰民。

曾国藩曾说过：“牛雪樵廉访树梅，述其父愚山先生作麟之言也，真挚坚忍，近代讲学家所不及也。”[3]可见，牛树梅的思想和品格，与牛家的家风家训密切相关。牛家世代书香门第，牛树梅的父亲牛作麟（字振风，号愚山）自己就是以身作则，敏而好学、笔耕不辍、廉洁奉公、爱国忧民、坚忍不拔，一生致力于程朱理学，知行合一，有《牛氏家言》等传世。牛父在家境一度十分困顿的情况下，仍然供养孩子读书，终生不忘家业家声。

牛作麟一生都在耳提面命儿子牛树梅勤政爱民：“清廉无私，故是做官的根本，然只于听词讼、理银粮处为之，一吏可代也，终是套事。清吏弊，课农桑，重学校，一有不举，皆是缺典。” [4]同时，他还教导牛树梅做官的本质是“仁”：“居官以仁为质，而所以行吾仁者，义也；不能以义，其所谓仁者，只以姑息养奸而已。”牛作麟叮嘱儿子牛树梅不要徇私枉法：“吾愿儿铁面冰心，虽父在署中，苟有碍于政务，亦不愿汝循情也。” [5]

在牛树梅妻景氏随夫居四川任所期间，公公牛作麟担心她变成一个奢侈享乐的官太太，便写信劝诫儿媳不可无所事事，应勤于女红：“副媳景氏，人而能勤，不但用度有增益，即身心亦有依着，故处穷约不至无聊，处富贵不至骄淫。汝虽闲居，须于女工中寻个生理，每日计做若干工程，此所以伴一人身心，即所以合千古妇道，断不要存高富贵有的心事。” [6]

可见牛树梅的“廉洁”“廉政”意识与他父亲的淳淳教诲、优良的家风家训是密不可分的。古人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习近平同志在2001年10月15日写给父亲的祝寿信中说道：“父亲的节俭几近苛刻。家教的严格也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从小就是在父亲的这种教育下，养成勤俭持家习惯的。”好的家风家训值得代代传承。

五、务在治本，重视教育

作为一位勤政爱民的地方官员，牛树梅深刻意识到教育之于为政的重要性。牛树梅说：“虽缉捕之事不可少，然须以教化为本务。若什佰中能挽回一二，亦是我作官人功德。”

牛树梅在彰明任职期间，凡是民间的一般纠纷、诉讼，他往往先是劝喻，试图用大义和解。对于初犯盗贼，也往往不处以刑罚，而是赠与《小儿语》之类的书籍，并赐给一些银两，严令初犯者改邪归正。牛树梅常教化百姓厉行节约：“本县莅任以来，躬行节俭，体察民情，凡地方积弊随时淳淳劝谕，期于返璞还醇。”在《厘正风俗示》中也提出了劝勤俭、诫子不养亲、禁弟兄转房、禁卖休买休、诫不教子弟、禁停丧不葬及暴露棺骸等十一条规定。他在《劝民敦伦厚俗以弧灾变示》中对家庭社会伦理道德进行了强调：“照得明刑，所以弼教，教者何？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自古以来，有此教则治，无此教则乱。”若到市、镇巡视，他还为老百姓讲解《圣谕广训》，力劝他们重视生产、孝顺父母、和睦邻里，乐此不疲。

牛树梅在彰明任职期间，还大力兴办书院。他认为：“夫风俗以人心为本，人心以学校为先，学校之道，蒙养为急。”这些措施教化了百姓，提高了百姓道德修养和文化素质，厘正了社会风气，促进了世风和谐。

四川老百姓在牛树梅主政过的地方自发为他修建德政坊，不仅表达了对这位“牛青天”的由衷崇敬和感激，也彰显了对社会公正廉洁的美好期望。虽然牛树梅拥有这么高的声望，但是他却十分谦逊。《省斋全集》中载有牛树梅自题诗：

白叟黄童遮道观，争将马首绕团团。

深惭抚字无良计，孤负若曹说好官。

注释：

[1]“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出自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襄公二十四年》，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939页。

[2]（清）牛树梅著，连振波总校注《牛树梅〈省斋全集〉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11页。以下牛树梅言论皆出自于此，不再一一标明。

[3]温林主编《曾国藩全集·日记·同治四年》，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314页。

[4][5][6]连振波、苏建军校注《〈牛氏家言〉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9页，第139页，第211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三皇五帝神话体系的文化基因研究”与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纪检监察研究中心重大项目“中华传统廉洁文化原典释论”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 刘 勤：四川师范大学纪检监察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

陶奕霏：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