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荷兰《磬》（CHIME）期刊对中国音乐海外传播的影响

摘 要：荷兰《磬》（CHIME）期刊创建于荷兰莱顿汉学研究最鼎盛的20世纪90年代，是一份西方专门致力于中国音乐研究的非营利性英文刊物，至今仍是西方民众了解中国音乐文化的重要窗口，同时也为我们研究中国音乐提供了一种“他者”视角。对《磬》（CHIME）期刊的研究，可以更好促进中国音乐文化的国际传播与接受，进而促进中西在深层次文化领域的交流和理解。

关键词：文化认同；《磬》；中国音乐；国际传播

“磬”原指一种中国古代汉族石制打击乐器和礼器。它最早用于中国古代的乐舞活动，后来用于宫廷宴会、宗庙祭祀等礼仪活动中的乐队演奏，是象征身份地位的“礼器”。对于西方人来说，包括“磬”在内的中国古代乐器和音乐是较为陌生的。然而，以荷兰学者施聂姐和高文厚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十分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音乐情有独钟，并且成立基金会、创办《磬》（CHIME[1]）期刊（以下简称“《磬》”）、举办国际会议，数十年如一日致力于中国音乐的调查、保护、研究和传播，为中国音乐在西方的传播和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欧洲中国音乐研究基金会与《磬》期刊的创立

20世纪的荷兰是西方汉学研究中心之一，莱顿大学被誉为“欧洲汉学重镇”。莱顿大学早在1851年就设立了中文专业，1876年设立了第一个汉学教授职位，1930年建立了汉学研究院，专门从事汉学研究及人才培养，进一步推动了汉学研究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荷兰学者高文厚（Frank Kouwenhoven）、英国学者钟思第（Stephen Jones）、德国学者马里斯·纳特布恩（Marlies Nutteboum）、法国学者皮卡尔（Francois Picard）和美国学者李海伦（Helen Rees）5位汉学家在荷兰创办了欧洲中国音乐研究基金会，是欧洲最早专门研究和传播中国音乐的学术机构。该基金会挂靠在莱顿大学，经常资助中国音乐家及其民间乐团、歌手出国演出学习，积极地推进中国音乐在欧洲的传播[2]，为欧洲和其他西方学者建立了促进中国音乐研究和交流的平台，为从事研究中国音乐的专家学者们提供了大量的帮助。

《磬》是由欧洲中国音乐研究基金会发行的国际性英文期刊，创刊于1990年，该期刊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中国音乐和部分东亚地区的音乐文化。为了吸引更多学者关注和研究中国音乐（东亚音乐），自1991年开始，欧洲中国音乐研究基金会“磬”不定期举办中国音乐（或东亚音乐）国际研讨年会，至今已经举办了27届，共30次会议。会议的举办地主要是在欧美国家，后来，随着中西学者的交流愈加频繁，研讨会也多次到中国举办。此外，基金会的年会并不是一家独办，每一届年会都会与承办国家的音乐协会、高校、研究机构、文化单位等机构联合举办，如第一届年会与“民族音乐学欧洲研讨会”（ESEM）联合举办、第二届年会与“世界音乐教学组织”（TWM）、ESEM、鹿特丹音乐学院、莱顿大学联合举办，后来也与中国音乐研究所、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榆林文化馆等中国高校和文化机构联合举办。

《磬》期刊和研讨年会是相辅相成的，通过研讨会加强学者之间的交流，通过《磬》期刊记录最新研究成果。一般每次年会召开后，《磬》期刊会刊发年会中的一些代表性论文，内容涵盖各种音乐类型，如流行音乐、传统音乐、乐团演出、书评等等。《磬》期刊早期主要刊录西方学者研究中国音乐（东亚音乐）的研究成果；新世纪以来，随着中西学者交流互动的增加，也逐渐刊发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30多年来，欧洲中国音乐研究基金会一直专注于中国音乐文化的研究和传播，通过与不同国家、地区的音乐机构的合作和交流，极大地扩大了研究机构的覆盖范围和西方学者的参与度，同时也拓展了中国音乐在西方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二、高文厚、施聂姐夫妇与《磬》期刊的发展

《磬》期刊的主编是荷兰学者高文厚（Frank Kouwenhoven），他的妻子施聂姐（Antoinet Schimmelpenninck，1962—2012）是助理编辑。他们都是荷兰著名的汉学家、音乐学家，长期致力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以及中国音乐在西方的推广与传播，被称为中国音乐的“传歌者”，为中国音乐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施聂姐毕业于荷兰莱顿大学，十分喜欢中国音乐，1984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后，更加深了对中国音乐的认识和喜爱。高文厚原来是一名记者，由于施聂姐喜欢中国音乐，爱屋及乌，因此，高文厚也跟随施聂姐的步伐，开启了对中国音乐的研究之路。施聂姐认为：“中国是世界上蕴藏着最广大、最宏伟音乐宝藏的国家之一，但城市中的职业音乐家很少愿意费力去乡村做田野考察。民间音乐对于古代音乐的热爱者来说，应该是灵感和知识的主要源泉。” [3]高文厚也说：“研究中国音乐‘乐在其中’，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需要很多时间。” [4]他们不光眼光独到，而且身体力行地参与中国音乐的调研、研究和宣传。1986年开始，施聂姐先后到南京大学、上海音乐学院等地访学，一方面学习中国传统的学院派音乐理论知识，另一方面，她利用访学之余，多次深入中国江苏、甘肃、青海、陕西、宁夏等地开展音乐田野调查和采风活动。

高文厚夫妇研究音乐的范围包括中国传统戏曲、吴歌、“花儿”、皮影戏以及现代流行音乐等，先后写了《田野调查报告：江苏民歌》（施聂姐，《磬》第1期）、《中国大陆新音乐》（高文厚，《磬》第2、3、5期连载）、《江南采风报告——江苏的民歌手》（施聂姐，《磬》第8、9期连载）等论文。在对江苏地区吴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施聂姐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中国江苏民歌研究》。他们以一个外国“局外人”的身份运用东西方“双重视角”来分析、研究中国音乐。以施聂姐的《江南采风报告——江苏的民歌手》为例，她以客观、写实的写作手法，真实地还原了中国吴歌的起源及现状，不仅将一种新的“跨文化—多学科交叉”研究意识引入中国，还建立了中国音乐与西方汉学研究的平台，使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汉学研究领域能更好地发展联系。

出于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热爱和保护，高文厚夫妇致力于将西方中国音乐研究的学者联合起来。他们成立了一个关于中国音乐的图书馆及有声资料库。这是欧洲最大的中国音乐资料收藏馆，所收资料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音乐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也为《磬》期刊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研究素材。“我们衷心地希望与在中国的音乐资料馆、图书馆密切合作并互相交换经验和知识。毕竟光收藏是不够的；资料馆要面向使用者，而且录音、录像资料要极详细地记目录。我们认为中国和西方的学者为达到这个目标要更密切的合作。”[5]

自1990年以来，高文厚夫妇一直是《磬》期刊的主要策划者，不论是前期会议的组织、论文的征集还是出版的经费，他们都给予了持续的付出与努力。2012年，施聂姐因病去世，至此，他们20余年间一共编辑出版了《磬》期刊共计17期。作为一份由西方学者组织策划和编辑出版的期刊，当时能坚持20余年的连续出版，这在西方学术界、出版界是十分罕见也是十分可贵的。施聂姐的去世对高文厚的打击很大，让他内心长期处于痛苦之中，直到2016年才编辑出版了新一期的《磬》期刊。高文厚先生今年已68岁，随着年事已高、精力有限，加之西方学界难以找到与高文厚夫妇一样、长期倾心投入中国音乐研究和推广事业的西方（学者）“接班人”，《磬》期刊的出版愈发艰难，这也是当前《磬》期刊面临的最大困境。高文厚先生也不想此刊后继无人，便与上海音乐学院合作，联合主办《磬》期刊，这也成为《磬》期刊能够继续办下去的重要支撑力量。30多年来，《磬》期刊已连续出版发行了20余期，期刊的“读者大部分是音乐专业的学习者，也有业余的音乐爱好者和人类学专业的学生等等，他们对这方面都挺感兴趣的”[6]。可以说，这些学术成果在中西方学界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作为中国文化与西方对话的窗口，特别是作为西方学者主导并参与的《磬》期刊，体现了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与认同，也体现了中西方具有相似的价值选择和审美标准，他们的文化立场、审美视角、研究方法以及学术成果都对国内学者开展中国音乐研究具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三、《磬》期刊研究内容分析

《磬》期刊自创刊以来，收录了中西学者论文超过近300篇，是西方汉学研究的聚集地和具有代表性的平台。除开学术性研究论文之外，其还有一些对著作、CD的评论性文章，以及对“磬”年会等一些重要学术会议的纪实笔录，对会议召开的过程、内容等情况进行的介绍和分析。

（一）从期刊论文作者群体分析

《磬》期刊汇聚了英国、美国、荷兰、法国、澳大利亚、中国等多个国家学者的音乐研究成果，从文章数量来看，《磬》期刊主要收录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当然也零星刊发了一些中国学者或者是华人学者的研究成果。作者队伍除了《磬》期刊的创始人高文厚、钟思第等5人外，还有不少西方学者和一些中国学者参与其中。西方学者如美国学者艾玛（Emma Zevik），英国学者韦满意（Marnix Wells）、毕铿（Laurence Picken）、展艾伦（Alan R. Thrasher），德国学者沙和睦（Helmut Schaffrath）、梅嘉乐（Barbara Mittler），荷兰学者伊维德（Wilt L.Idema）、施聂姐，新西兰学者、音乐家杰克·博迪（Jack Body）等，他们都是中国或东亚音乐的爱好者，绝大多数学者频繁在中国开展音乐调查采风和学术交流活动。特别是近20年来，随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逐渐增强，西方学者加强了与中国高校、地方文化部门的交流与联系，通过民族志式的调查，加深了对中国音乐多元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他们也因此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产出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该期刊的中国作者如杜亚雄、戴晓莲、田青、宫宏宇、杨汉伦、韩国鐄、陈诗怡等，活跃于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与西方学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些中外作者当中，有汉学家、作曲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音乐学家、艺术史家、记者、教师和民间艺人等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期刊作者在人数的规模上、所涉国家和地区的范围上都有明显的扩大。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磬》期刊为全英文出版，一些非英语论文大都是高文厚夫妇翻译编辑成稿的，这是一项繁重而又伟大的工作。

（二）研究音乐题材分析

《磬》期刊研究内容涵盖各种音乐类型，题材十分丰富，如民间音乐、传统音乐、流行音乐、宗教音乐、戏曲音乐、乐器及器乐曲、访谈书评、乐团演出等等。

1.民间音乐类。如施聂姐的《中国民歌及民歌手——苏南的山歌传统》（第1期）、《江南采风报告——江苏的民歌手》（第8、9期），韩国鐄的《少数民族音乐研究近期的发展情况》 （第2期），展艾伦的《江南丝竹中的变奏技巧》（第6期），以及李海伦的滇北音乐和纳西古乐田野调查，艾玛的四川街头歌曲，杰克·博迪的云南少数民族音乐，钟思第的苏南、福建地区民间音乐和汉唐乐府研究。

2.传统（宫廷）音乐类。朱马克的《西藏的宫廷仪式音乐：“Gar”的历史与源来》（第8期），以及毕铿的清代宫廷音乐研究，韦满意的敦煌曲子词《西江月》、苏东坡和沈遵《醉翁吟》考证，展艾伦的台北孔庙儒家仪式音乐传统研究等等。

3.流行音乐类。高文厚的中国新音乐研究系列及对瞿小松、谭盾、郭文景等中国音乐家的作品评述，庄爱莲《摇滚音乐歌星崔健：八十年代中国青年人的心声》（第4期），贾佩琳的《侯德健与台湾流行音乐的崛起》（第10期），周耀挥、高伟云的《有待/无为/摇滚/朋克：北京边缘声音》（第10—11期），以及丹尼斯（Dennis Rea）的中国流行摇滚乐、爵士音乐研究，戴杰铭（Jeremy Taylor）的台湾流行音乐研究，彼得（Peter Micic）的中国摇滚音乐研究，安德烈亚斯（Andreas Steen）的佛教元素与摇滚音乐研究，等等。

4.理论研究类。如施聂姐的百年中国民歌研究，高文厚的《中国大陆新音乐》（第2、3、5期），施聂姐的《中国民歌研究百年》（第2期），以及歌林德·吉尔特（Gerlinde Gild）的西方音乐对中国音乐的影响研究，雷切尔·哈里斯（Rachel Harris）的中国民歌史研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