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衣记

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文化、饮食、生活习惯的差异如一层薄膜，使我心里总是产生一种难以融入的感觉。但若是遭遇熟悉的事物，便会如沙漠中干渴的人掬起一泓清泉，甘之如饴。

香港是典型的海岛气候，我曾不止一次向身边人诉说此地气候与我故乡昭通气候的相似——都是烈日与大风同时抵达皮肤。直面阳光暴晒时汗流浃背，若是站在仅一步之遥的阴影中，风悄然吹过，又会倍感凉爽。

我租住的房子在黄埔地铁站附近，离著名的维多利亚港仅六七百米的距离，步行到学校也只需要花费二十分钟。这日我也如往常一样步行前往学校，等红绿灯的间隙习惯性地四处张望。令我感到奇怪的是靠近大马路的建筑光鲜亮丽，很符合我们对香港的“刻板印象”，但仅仅相隔几米的街巷，又是另一番景象……突然，我的眼睛被“改衣”两个用鲜红油漆写就的大字抓住，眼中不断放大的红色，仿佛在极短的时间内蔓延至记忆的最深处。

少时，我曾随父母生活在滇东北的农村，上山爬树，下河摸鱼，好不快哉。放养式的生活，给了童年时的我极大的自由度。野惯了，就算山林中荆棘丛生，我也要一个劲儿地往里面窜，也许是为那几个多汁的野梨，也许是为了掏一窝带有斑点的麻雀蛋，具体是为了什么我也已记不得了，只知道当时要比现在开心许多。隔三岔五，窜得多了，衣服便不能够幸免，不是胸前张了嘴巴，就是后背划了伤疤。每次我跑回家后还不自知，母亲眼尖，看到之后会把我拉到角落。她开始一个劲儿地指责我不听她的话，她告诫我山里有“豺狗”，如果我再去会将我悄无声息地叼走，然后她绘声绘色地描述“豺狗”凶狠的模样，连比带划，好像现实真的存在这种生物。最后也许是说累了。她语重心长地叫我以后别去了，她无法想象没有我的生活。我连忙保证，但转个背便会忘却，也许是小孩子记忆力差，谁知道呢？她絮絮叨叨说了一通，也许是累了，进屋喝了口水，又耐心地将我破掉的衣服补好。尽管补得并不那么美观，甚至有时像丑陋的蜈蚣。

有时她也会把我的衣服带去街边改衣服的地方缝补。改衣服的地方位于小镇街尾的角落，并没有半寸铺面，所有的也只是一台旧式缝纫机和用木箱装起来的布头、针线、纽扣和拉链。负责改衣的是位看上去十分和蔼的婆婆，没活儿的时候一整天都在藤椅上假寐，到了太阳落山便准时收摊，雷打不动的作息。显而易见她并不以此为生，也许只是让自己有事情可做，使余下的生活不那么无聊。为了防止雨水侵袭，她会用塑料防水布将一切遮盖起来，怕风吹走，还会捡几块砖头压住边边角角。人们拿来的衬衫、裤子、短袖、裙子在“哒哒哒”的声响中变得合身……

“嘟嘟嘟”红绿灯发出急促的铃声将我拉回现实，同时也催促我离开。我在心中暗暗记下位置，想着以后再来拜访。我打心底儿里觉得老旧的物品有种特殊的魔力，或许是与这座城市有关。街街角角，总觉得那里更有人情味，不似高楼大厦的玻璃外墙，那么棱角分明，有拒人千里之外的冰冷。

一转眼过了几个月，学习、兼职、报告连轴转还要抽空运动减肥，以至于我似乎都要快忘了这件事。所幸，当了一段时间的“食草动物”后，初见成效。何以见得，原本贴腰的牛仔裤开始一个劲儿地往下掉。从腰到大腿，两胯之间传来的冰凉如石子投入记忆的湖泊，泛起阵阵涟漪。这时我才猛地想起这家改衣店的存在，遂取裤前往。

这几年都在读读写写中度过，大学毕业时，我存的钱勉强够留学所需的花销。决定来港读书之前，我曾向无数人询问相关意见。去，还是不去？成为拿到录取通知书和订购从重庆西到西九龙的高铁票之间的这段时间思考得最多的问题。按照我原本的设想是我毕业工作一年再过香港来读研的，那样经济上会宽裕一些，不会如此捉襟见肘。但最后还是下定决心应届就过来，也许是因过来人的一些建议，也许是父母全心全意的支持……如今想起来，还是感到十分庆幸，因为下一届我们专业学费大涨。其实有时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我还依稀记得远子老师给我的建议。他坚定地认为我应该去，也必须去。大概是说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去香港生活一段时间，不去后面绝对会后悔。他说就像他现在去香港的话，也只能是匆匆而过，作为一个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你知道的，两者天壤之别，他意味深长地看着我。若是工作了几年，也许你就会深陷生活的泥沼，没有了破釜沉舟的勇气。这是他作为过来人的一些经验。

他说你知道的，若是想成为大作家必须有异质的东西出现。所有人都是注定漂泊的，而写作者需要在故乡与他乡之间找到平衡，它会将你的眼光拔高，也算是一种“见世面”。我们的对话充满哲学意味，让我想起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以及历史上所有传道授业的身影。他将他新出版的小说集《光从哪里来》郑重递给我，扉页上写着：“写作是一道光，照进我们冰封的大海。”颇具意味，也使人如沐春风。以至于每次翻阅都让忙于兼职无法分心写作的我产生愧疚的情绪。

我凭借脑海中的路线兜兜转转，穿过大街小巷，穿过车流和人群，来到改衣店铺前。改衣店铺不似乡镇上那种露天的，但也符合我的“刻板印象”。说是店铺，其实也算是一种抬举说法，店内逼仄，仅能容纳一台脚踏式缝纫机和一人转身。待改的衣物规整地悬挂在四周的墙壁上，便利贴贴在衣物的胸口，像随身携带的病历。她就坐在其中，穿着朴素，或是有返璞归真的感觉。银发随手中的动作抖动，像施针的老中医。因失水皱缩的脖子上除皮尺外没有任何其他装饰。我想说明来意，以为还需要连比带划才能表达清楚。留学申请的那场面试中，我曾向面试老师笃定地表示语言不是问题，以求博得他们微弱的好感。可如今就像多年前的子弹，正中眉心。这几个月，我无数次经历过这样的尴尬时刻，由于语言不通，互相对牛弹琴。出乎意料的是，她却用不算洪亮的声音回道：没问题的。

她放下手中的活儿，那是条精致的连衣裙，缀满黄色的小雏菊，在阳光中显得格外生动。裙子的主人情况与我差不多，都是嫌裙子肥大想要收腰更凸显身材。她缓慢起身，从一堆衣服中钻出来，软尺在我腰间如蛇类缠绕。量毕，用零星点缀老人斑的手指掐着刚测量得到的刻度。嘴里还念念有词，转身取下纸笔记些什么，字迹潦草，我瞪大了眼睛，却无法辨认出究竟写了什么。这也许是她的秘密，每个人都应该有秘密。

也许是同说普通话的原因，也许是我觉得眼前的老人饱经沧桑，有探寻的想法，也许是收腰需要等待不短的时间，我和她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了起来。

改衣阿婆的碎碎念充斥狭小的空间，也许是人老了，经历的事情多了，自然而然感慨的东西也多了。也许是很久没有与人说话，也许是她对我同样怀有好奇。我说，人是矛盾的结合体。一方面注重效率，恨不得将一分钟掰成两分钟用。一方面又享受生活，约三五好友喝下午茶，一喝便是一个下午。

初次抵港时，因所携带的行李箱过于庞大，地铁出站的电动扶梯又过于窄小，不可避免地就占据了左边的位置（在香港，乘坐扶梯时应靠右站立，以便为左侧留出通道，供有急事的人行走），便有人在背后说话，见我没有任何反应，又用手指戳了戳我的后背。我转头茫然地盯着她，虽听不懂，但从她的语气和表情中能感到明显的不悦。从那时起“争分夺秒”这四个字，在我脑海中具象了。

追求效率的同时，也在追求舒适的生活，换言之便是不将就。衣服大了就改小，而不是凑合着穿。“永盛”“华园”“兴记”“富大”各式各样的茶餐厅遍地都是，当然茶餐厅不是茶楼，更多承载的是餐厅的功能。有好事者总结过港人的两大爱好，买楼和喝茶，但我觉得归根结底还是喝茶。挣钱买楼收租，也是为了过上日日饮茶的生活，这是房东王姐私下告诉我的。

我饶有兴致地看改衣阿婆用锋利的小刀将裤子的拉链挑开，丢掉，然后挑选合适的崭新的拉链，再在缝纫机上缝合。整个过程快到无法用肉眼捕捉，与改衣阿婆孱弱的外表形成强烈的反差。我刚想开口询问她是如何做到的，但转念一想，或许会得到宋朝欧阳修《卖油翁》中的那句话——“无他，唯手熟耳。”

等待途中她迎来许多客户，多为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熟络地打招呼，有时也会聊上几句。至于具体内容，对于生活在内地多年的我来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能从他们的表情和动作大致推断。他走后，我迫不及待地询问改衣阿婆与他是否是多年好友。出乎意料的是她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告诉我，她是开门做生意的。我心中顿时明了，这当然不能将此间种种粗暴地定义为逢场作戏，与人为善总归是没有错的。有行色匆匆的上班族，把抱着的衣物往摊位一抛，嘴唇运动的频率如蜜蜂振翅，连珠炮似的说一通要求，也不等改衣阿婆确认，就扭头走开了。这些业务就与简朴无关了，多是制服或者网购的衣物不合身，在香港退货太难和太贵，也不太划算。衣服有她的，也有孩子的。改衣阿婆将衣服收了起来，无奈地摊了摊手，叹了口气。她转头找纸和笔，要趁现在还有些许记忆，努力回想将客户的要求付诸纸上。

等手中积压的活儿干完就轮到我的了。只见改衣阿婆用软尺比画后，用剪刀在裤子两侧分别剪出两个狭长的倒三角，再将裤子整个翻过来，平整需要缝合的部分，旧式缝纫机发出“哒哒哒”的声响，像是在雀跃，针在一小块布上走着。其实并不费多少工夫。“哒哒哒”的声音中我的思绪飘向远方。

夕阳在远方重复古老的坠落，我手里握着改好的牛仔裤，针头细密而有规律，金属扣子闪着令人愉悦的光芒。我再也没有了叨扰改衣阿婆的理由。生命是由大大小小的碎片构成的巨幅拼图，我也只是她漫长生命中小小的瞬间，也许她会记得，我再次路过时会报以会心一笑。也许转身便忘却，其实这些都不重要了。人年轻时，总是会过度迷恋永恒所带来的错觉，可人与人的相遇和分别是注定的，我们也只能将甜蜜的、忧愁的、痛苦的都串成一串迷人的手链。

（责任编辑：王雨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