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路遥的精神原乡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是一座充满历史底蕴与革命精神的北方小城。作家路遥与这座城市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延安在路遥整个的人生轨迹与文学创作中留下了不可磨灭、无法替代的印记。

延安对作家路遥而言，既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也是精神世界的原乡。这片土地上的集体主义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传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的创作。他曾说，写《平凡的世界》，是要为生养他的土地和人民留下一部记录。路遥与延安的关系，不仅是个体与地域的联结，更是一种文化基因的传承——他的作品成为记录社会变迁的史诗，其与延安所蕴含的精神一脉相承——“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

延安是路遥成长与精神塑造的重要驿站。这里蕴含着坚韧、勤劳、善良等品质，路遥及其笔下众多陕北群像在面对苦难生活时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之后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得到了生动的诠释——在苦难中寻找希望，在平凡中书写伟大。而路遥本人则凭借卓越的文学才华，以时代“改革先锋”“最美奋斗者”的形象，鼓舞着数以万计的青年砥砺前行。

延安大学，这个温暖的摇篮

1973年2月20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的邓小平，首先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同时，肯定我国知识分子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

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国务院批转《国务院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这一年，高等学校招生除需经过评议推荐及审查、复查外，还要进行语文政治、数学、理化三科的书面文化考查，由各地、市命题，县（市）主持，采取开卷考试形式。1973年6月底7月初，延川县发布了全国各大学招生的消息。路遥找到他小学时的老师、时任延川县文教局副局长的白军民说：“我要上大学！”此时的路遥，以“路遥”为笔名刚刚在《陕西文艺》的创刊号上发表了短篇小说《优胜红旗》，在周围人的眼里是个颇有才华的文学青年。据贺抒玉（1928—2019）回忆，她和张文彬去延川县组稿认识了路遥，带回了他的短篇小说《优胜红旗》，并将其发表在《陕西文艺》的创刊号上，从此路遥的文学才华进入了《延河》编辑的视线。

当时招生采取的是文化课考试与政审、社会推荐相结合为主。延川县文教局因路遥的文学才华和表现极力向北京和西安的大学推荐路遥，但当时县里有人对路遥上大学之事状告不断，先后被来延川负责招生的老师婉拒。路遥当时已是小有名气的文学青年，被省报点名表扬后，延川方面为路遥的大学之路可谓“绞尽脑汁”。延川县文教局为此找到延安大学的招生组，但因为路遥志愿中没有填报延安大学，招生组的人也感到为难。情急之中，路遥当时的恋人、北京知青林达，直接向县委反映了路遥上学的问题。当时的县委书记申昜刚到延川不久。申昜是一个思想开明的人，为了了解个别群众对于路遥的状告，申昜建议对路遥的情况进行复查。后经过延川县的调查，最终得出了王卫国（路遥本名）没有问题的结论。

申昜作为延川县委的领导，是位极其认真负责的人，他力荐路遥在延安大学深造。经延川县委和延安大学多次沟通，在双方共同的努力下，8月20日，延安地区革命委员会高等院校招生办公室在路遥被北京、西安的高校拒绝接收的情况下，决定在路遥的高等学校选拔学生登记表上盖上红章，同意路遥进入延安大学就读。

路遥能有幸进入延安大学学习，当时延川县委书记申昜和后来的延安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申沛昌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于贫寒家庭出身的路遥来说，进入高等学府学习，意味着人生命运转变的开始。路遥虽然从未写过当时入学的情况，但是在后来的回忆中曾颇为感慨地说过“延安大学收留了我”。这对于当时求学无门的路遥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1988年7月27日，延安大学50周年校庆之际，路遥回到了母校，并写下了一句感恩的留言：“延大啊，这个温暖的摇篮……”

根据《路遥的大学时代》一书纪录，1983年11月30日，路遥在致申沛昌教授的信中说：“来信收读，一片深情厚谊，使人热泪盈眶。世界广大，但知音不多，学校三年，我们虽然是师生关系，但精神上一直是朋友。您是我生活中少数几个深刻在心的人，我永远不会忘记您。”

申沛昌认为：“在我的印象中，路遥进入延大中文系读书，是他一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一个作家的角度看，他所从事的创作中，其生活素材、人物形象，包括一些故事情节，应该说主要来源于他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也来源于他在社会生活中的体验和积累。而他的创作理念、写作技巧以及一些涉及文学理论、文艺创作的经验教训，等等，应该说是得益于大学三年，他拼命攻读中外名著而从中学习、借鉴、创新的结果。当然，他本人对文学的酷爱和天赋也是不可否认和不容忽视的。”

大学三年，路遥潜心苦读，尤其是和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相关的名著，他均有所涉猎。他强调书本和阅读的重要性，常常语出惊人。不得不说，在延安大学的三年，路遥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文学创作的积累和准备上。同时，在《陕西文艺》发表了多篇诗歌、散文。1975年，路遥就进《陕西文艺》做了见习编辑。1976年，大学毕业后，路遥正式到《陕西文艺》做了文学编辑。

1992年8月初，路遥从西安来到延安，给已经编辑好的《路遥文集》筹集出版经费。当时，《路遥文集》因征订数量不够出版社的要求，还差5万元的费用。5万元对作家路遥来说，无疑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在这样的情况下，路遥想到了母校延安大学，想到了时任延安大学党委书记、校长的申沛昌先生。路遥乘上从西安到延安开通不久的火车，却在还没有下火车时就病倒了。当时申沛昌外出不在延安，回来后听闻此事后，嘱托路遥好好看病，当即召开会议，并从学校的图书购置费中拿出5万元帮助路遥出书，最终五卷本的《路遥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版）才得以顺利出版。

延安，滋养初心的源泉

今天，当我们再次回望路遥时，便会发现路遥以及他所矢志追求的现实主义并没有过时，以路遥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也没有过时，甚至如路遥所言：“我们和缺乏现代主义一样缺乏（真正的）现实主义。”可以说，路遥留给我们的文学遗产是独特的、科学的、超前的，其价值与意义甚至远远超越了文学本身。

20世纪80年代，路遥在创作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时，曾先后深入陕西铜川陈家山煤矿、鸭口煤矿，与矿工兄弟同挖煤、共生活，只是为了了解并在作品中反映煤矿工人真实的生活状况，体悟他们的精神需求。也正是因为路遥此种极为朴素的生活姿态与“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的强烈的时代使命意识，最终造就了这部“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激励千万青年的不朽经典”的长篇小说。

身处劣境却不断挑战苦难、自强奋斗，这是路遥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路遥的人格魅力与其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时代精神——给予所有的卑微人物以勇气和光亮，并让他们知道自己能够走多远。路遥的一生为我们所展示的，也正是这样一种精神追求。这也是路遥逝世30多年之后，其作品愈发为无数读者所欢迎的原因之一。

在当代中国，路遥一直是被大众广泛阅读的作家之一，他是陕北黄土地继作家柳青之后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就是这样一位“脚踩坚实的大地”，“坚持以人民为创作中心”的作家，创作的《人生》《平凡的世界》，以及他“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精神，鼓励、温暖着千千万万的读者。正如陈忠实所说：“路遥获得了这个世界里数以亿计的普通人的尊敬和崇拜，他沟通了这个世界的人们和地球人类的情感。”从某种意义上说，路遥的这种精神是延安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亦是对延安精神的一种继承、发展与践行。

路遥是一个具有强烈责任感的作家，他继承了中国传统儒家宽厚仁爱、自强不息的文化思想。与同时代的陕西作家相比，路遥笔下的陕北世界虽少了些传奇色彩的故事，却多了另一份敦厚与不一样的人生体验，他把自己对苦难的抗争精神和积极奋进的斗争精神毫无保留地融入创作之中。

路遥用尽一生将描写陕北作为自己创作的使命，他笔下的陕北人，无论是最普通的劳动者，还是回乡知识青年、想要有一番作为的国家干部，他们或为挣脱土地的束缚而顽强拼搏，或为自己生活的世界而奋斗不息……路遥以传统现实主义的笔法，描绘出了一幅改革开放后国人生活和精神观念变化的图卷——反映着时代的精神面貌，抒写着时代的风气。其中，以《人生》《平凡的世界》中陕北农村中普普通通的无名青年为代表，他们一次次对人生的执着挑战的姿态和努力奋斗的精神，塑造了这群超越地域辐射的人物形象的普遍性，表达了路遥对于世界的深刻观察与认知。其中，最感人的还是以高加林、孙少安、孙少平、田晓霞为代表的，巨大时代变革中青年们表现出的思变与拼搏不息的奋斗精神。

在中篇小说《人生》中，知识青年高加林性格中有着质朴、勤劳的一面，也有着现代青年敢于向命运挑战的自信与刚毅，同时还有着对未来生活的理想和抱负。但在现实生活中的高加林徘徊在城乡的边缘地带，处在因遭受环境变更所带来的迷惘与阵痛之中。正如路遥在为高加林命名时想到的一样，要像世界上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一样，敢于想象，勇敢地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这是“高加林”的使命，也是路遥对当时所处时代和现实生活的一种态度。

小说《平凡的世界》从孙少平的高中生活写起，笔触伸向了“文革”结束前后中国的种种精神面貌，写到了不同的阶层，写到了极左思潮影响下的干部与群众，写到了靠边站，同时看到国内政治形势变化，想要有一番作为的干部，写到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尤其是那些不甘贫穷，不怕吃苦，也不怕困难，想要赢得生活幸福和生命尊严的年轻人……路遥以传统现实主义的笔法，描绘出了改革开放后国人生活和观念的种种变化。其中，孙少安、孙少平两兄弟对于贫困生活所作出的思变和抗争最为感人。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孙少安、孙少平兄弟与高加林有着相承的发展关系，他们俩共同承担着《人生》中高加林无法实现的梦想。孙家兄弟作为高加林人生轨迹的平行者，在他们自身思想境界以及对待生活的态度上，从高加林到孙家兄弟，是一次自我意识的觉醒，从孙少安到孙少平，是一次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的跨越。因此，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孙家兄弟在精神气质上是对高加林的继承与发展。无论是高加林、孙少安、孙少平兄弟，还是田晓霞、田润叶、贺秀莲，甚至是《在困难的日子里》中的马建强，都是个顶个的拼搏者。他们在自己的时代生存拼搏着，不同程度地对社会有着自觉的责任心，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他们蕴藏着无限的生命力，有着无穷尽的生活劲头，面对困难永不言败，不甘平庸地度过一生。

这一群像虽然是以陕北众多人物为原型，却写出了一个时代的人的精神特征；而在当下，这些形象饱满、情感丰沛的人物形象仍然能够深深地打动读者，为读者继续传递精神养分。路遥本人也在《平凡的世界》中写道：“什么是人生？人生就是永不休止地奋斗！”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笔下塑造的这些陕北人物是一直处于不停拼搏与奋斗的一个群体。

如果要问什么是“奋斗精神”？我想，奋斗精神就是一种给人以勇气，一种给人激励和拼搏精神的动力。

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数千年来陕北人的特质得以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张扬，同样也是路遥献给普通劳动者的一首赞歌。路遥向世人昭示陕北人敢于吃苦的奋斗情怀，写出了陕北人特有的热情、激情、浪漫和梦想——在一个伟大时代，不愿辜负时代的一群奋进者的精神样态。

路遥的一生是奋斗者的一生，他在困难的日子中艰难求学，在病痛中努力创作，他不惧失败、永不服输，正是凭借着这种坚韧的拼搏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最终成为自己。如路遥自己所说：“关于作品的时代感，实质上是对时代生活的本质反映。”正因如此，2018年，在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庆祝大会上，路遥荣获了“改革先锋”称号；201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路遥又被授予“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由此可以看出，路遥及其作品在新时代愈发被关注，路遥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社会学意义愈发被彰显。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延安是路遥成长的重要途径，也是路遥走向中国文坛的出发地。路遥及其文学世界中的奋斗精神，已然超越个体创作维度，演变为新时期一种跨越时代的文化基因。这种植根于延安又辐射向现代文明的精神范式，持续滋养着后继者的精神世界。而创造这些精神图谱的路遥，也是一位极富道德感与历史追求的作家——身处劣境却不断挑战苦难、自强奋斗，“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历史的“剧作者”。

（责任编辑：庞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