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吹真理子与索南才让通信（二）》
索南才让，蒙古族，1985年生于青海。主要作品有《荒原上》《找信号》《野色》等。曾获鲁迅文学奖、钟山之星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青稞文学奖、红豆文学奖等奖项。现为青海省作协副主席。
编者按：自2023年秋季在“中日青年作家会议”上第一次见面而后分别，日本作家朝吹真理子与中国作家索南才让通过文字开始了真诚深入的交流。本刊2024年第4期新设栏目“笔谈”，与日本《三田文学》“往来书简”同步刊发了他们的第一组通信，见证了这份珍贵的文学友谊，也激荡起更多涟漪。2024年夏秋之交，索南才让在日本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驻留参访，刊登其通信的当期《当代》杂志和发表其长篇小说《野色》的《当代长篇小说选刊》，也同时进入了日本书店。索南才让再次与日本友人朝吹真理子相见，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交谈，他们讨论“沟通”“记忆”“孤独”“死亡”等话题，讲述彼此的生活和创作，并约定将“笔谈”进行下去。本期“笔谈”栏目发表的便是他们最近的往复书信。
索南才让先生：
正值春节，祝您春节快乐！不知不觉又过了一段时间，您近来可好？我还是一直在写我的长篇小说《梦》。故事讲述一个少年，每当夜晚躺进被窝，床单和被子之间就有海浪涌来，脚一碰到水，回过神时，已经走在海岸边，踏入了别人的梦境。我在写这样一个模糊不清、虚渺不定的故事。在近代，人们认为梦是个体内心的投射，但我更着迷于古代和中世纪的人们对梦的信仰。可能是因为一直在思考梦的源头，醒来后总会有片刻分不清是仍在梦中还是已然醒来，甚至有时会害怕自己被困在梦里。这时我总会快步走到社区游泳池去游泳。真正清醒后，方觉得自己的担心可笑至极。但那种半梦半醒之间的恐惧，就像身体内部正在渗水，那种冰冷的水一点点渗出让全身僵硬的感觉令人极度不适。而当我快步出门，投入泳池中，感到一种自己所有的思绪都化作水流淌而出的酣畅。
去年夏天，索南先生曾来日本住过一段时间。我们在市谷的雷诺瓦咖啡馆与田中和生先生、佐川光晴先生喝茶聊天，和《三田文学》的关根先生去居酒屋小酌，去近代文学馆参观摆放井上靖先生手稿的房间。我们一起在横滨中华街的路边摊吃晚餐，原本想开车去找海湾大桥，结果迷了路。能和您一起度过这些时光，真的非常愉快。记得索南先生当时看到中华街满大街的“易”字招牌，还笑着说这里的算命店是不是太多了？我也没想到会这么多，也很惊讶。那段时间天气酷热难耐，但索南先生始终精神饱满，经常和家人视频通话，让人感到十分温馨。我们用手机翻译软件交流，互给对方看那些也不知道是否翻译准确的对话，那些交谈的时间也很开心。不知道那些对话，究竟翻对了多少呢？
索南先生吃刺身连酱油都不蘸，关根先生问您对生食完全没有抵触吗。您说，游牧民族也经常吃生的食物。游牧民族的特色美食之一“肝面”，就是将新鲜的羊肝直接放在炒面上，并且很难吃得到。我听完就觉得一定很好吃。您还说屠宰时，需要亲手检查羊肝是否健康，有无病变，才能决定是否生吃。而索南先生的人生中，也不过吃过四次这样的“肝面”，足见其珍稀。索南先生送我的那块印着鲁迅文学奖标志的圆盘状普洱茶，我一直珍藏着。我也很想去索南先生居住的青海省玩，但又担心高原反应。还记得您曾说，自己长期生活在海拔四千米的地方，结果第一次去北京，反而出现了类似“低山病”的症状，这让我印象深刻。平时酒量很好的索南先生，居然因为一杯啤酒就头晕乏力，可见低山病的威力不容小觑。人类会对海拔的落差那么敏感，这真是个有趣的发现。
去年八月，我因为敬爱的人离世而深陷悲伤，那时，索南先生用翻译软件给予了我安慰，我非常感动。谢谢您。
在横滨与索南先生见面时，原本应该交换第二封书信，但无论如何提笔，内心的状态却难以梳理。我想告诉索南先生，我有一位很重要的人离世了，可怎么都难以言表。那时，我只觉得内脏、皮肤的知觉格外敏锐，而情绪却难以冷静地传达，言语变得比以往更加陌生，我与它之间的距离被拉得很远，不仅是稿件，甚至连给朋友打SNS简讯也打不了。
于是，我再次深刻地感受到，言语是存在于我之外的。我的内心充斥着杂乱无章的感知，时间的概念也变得模糊不清，唯有通过阅读、聆听去理解言语，在声音和意义的引导下，勉强将这些情绪与感知打包、归纳、整理在言语之中，最终尝试开口去传递给他人。然而，即便如此，无论怎么表达，我始终不觉得自己真正毫无遗憾地挑选到了最恰当的词句。
2024年8月初，我最敬爱的老师突然离世了。逝去的是画家田名网敬一先生。我的悲伤不是因为这位伟大艺术家的陨落，而是一种更为私人的痛楚。一直以来，每当我敬仰的作家离世，我都深信虽然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终止了，但在作品中，我们依旧可以一次次地重逢。然而，虽然我仍能在老师的画作中感受到他作为艺术家的灵魂，但也许是因为那些与绘画无关的、我们曾共度的时光对我来说太珍贵了，所以当老师骤然离去，一想到那些曾经的约定将永远无法兑现，而我与老师一起度过的时光，有一天也会从记忆中渐渐消散，我就无比害怕。即便我知道遗忘是不可避免的，我仍然想要记住老师的一切，不愿遗漏任何细节。我想记住那间画室里洒落的光影，记住空气中弥漫的气息，记住老师的声音，记住他的一切。
我再也无法与老师一边品尝着资生堂Parlour的圣代，一边感叹“这家的圣代真是天下第一”；再也无法和先生散步；再也无法和老师在立饮咖啡店里一边喝茶一边肆无忌惮地聊着别人的坏话，一直到晚上十点咖啡店打烊了才走。老师和我，在喝带盖的热咖啡时，都没办法从杯盖上按出的那道小凹口啜饮，总是直接打开杯盖，端起纸杯来喝。我是多么喜欢那些微不足道的日常啊，那时老师总是把钞票直接从羽绒服的口袋里掏出来，递给我说：“去买吧。”想到那双略带寒意的手，想到再也无法和老师一起喝咖啡，我就忍不住哇哇大哭。我们曾相约要去很多地方。老师曾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京都有一道只有秋季的短短两周才能品尝到的美食——“海鳗松茸锅”。这道料理只存在于夏末秋初的交界时分，散发着独特的温润香气。老师当时还一脸风雅地说要请我吃呢。
老师享年八十八岁。按年龄来看，也许离别的日子早已临近。但每次见到老师，他总是精神矍铄，背脊笔直，充满活力，让人难以想象他会离世。他原本正在国立新美术馆举办一场大型个展，然而，展览开幕仅三天，他就在8月9日走了。在布展前，先生就已病倒。所以，他只通过模型看过自己倾注一生心血创作的作品被展出的样子。
我虽然称他为“老师”，但他并非我的恩师。我的挚友、画家佐藤允是他的学生，这些年来，我一直听允说老师这样老师那样，不知不觉间，他的老师也成了我的老师。
如果冷静地考虑老师的年纪，或许我早该意识到，我们能一起度过的时光是有限的。但老师的体力强得像个能吸取他人生命力的怪物，我总想当然地觉得他至少能活到一百岁。老师每天从早上九点到深夜，几乎不曾休息，不是画画就是开会讨论，甚至连躺在床上时，手也在不停地剪裁拼贴作品。老师去世后，我去过他生前的家，发现他唯一能休息的地方，就只有餐桌的一角和一把椅子，其余地方全被画具占满。老师曾说：“如果享受了生活，就必须用绘画来回报；人不该有‘兴趣爱好’这种东西；与其花时间运动，不如多创作一些作品。”在整理遗物时，我才真正地意识到，老师是在“画作”里度过了一生。记得有一次，我跟老师说，我平时也只是在家附近随便散散步就完了。结果先生听了很高兴，还夸奖我：“这样就很好啊！”可是，老师，现在的我，居然开始了游泳这样的运动。想到这里，心里竟有些愧疚。看来，我和老师一样，也是个撒谎精呢。
从六月底开始，我隐约感觉到老师的身体状况变差了。但因正值个展前夕，老师的身体不适被严密隐藏。也正因为如此，我常为老师的健康担忧，从而情绪低落。后来，老师在住院期间突发蜘蛛膜下出血，昏睡了整整三周，最终未能醒来。据说，他是在沉睡中，血管悄然破裂。
我与老师的相识方式，也充满了奇妙的巧合。我和允每周都会通一次电话。几年前，有一天我在咖啡馆写稿，允突然打来电话。我对那家咖啡馆非常熟悉，所以把东西全留在座位上，走到了外面接听。我们聊了大约十五分钟，我回头一看，发现玻璃窗后的咖啡馆里，允常常提起的田名网敬一先生正坐在那里，低头端详一本刚买来的书的装帧设计。我对允说：“诶，你的师父可能就在这里！”说完，我立刻跑回咖啡馆，对完全不认识的老师说道：“老师！我正在和允通电话！您快接一下！”然后突然把iPhone递到他面前。老师显然被我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到了，但最终，他还是面无表情地接起了电话，与允简单聊了几句。这便是我与老师的初次相识。不久之后，我有机会拜访了老师的画室。先生对我说，他以前读过我的书。但老师是个能一本正经撒谎的人，所以他是否真的读过我的小说，我始终无法确定。
由于老师的离世正值大型个展举办期间，消息被隐瞒了近一个月。先生去世的那天晚上，我和允拿桃子当作老师，举行了一场象征性的守灵仪式。我不停地戳着桃子的果皮，埋怨道：“老师，松茸和海鳗的火锅呢？您不是答应了吗？”允看着我因未能实现这顿约定的饭局而懊恼不已的样子，感到十分无语。
“老师，您骗人！明明说要请客的！”
“还说要再一起去吃圣代，说Ristorante ASO的午餐也不错。”
“这些我全都想吃。”
比起悲伤，生气似乎更容易承受一些。先生生前喜爱咖啡、威士忌、香槟这些嗜好品，我们都为他一一献上。先生品位极高，却从不让人感到炫耀或刻意。从我家可以看到一座垃圾焚烧炉，高耸入云，塔身修长洁白，形态优美。那天，我一边看着它，一边抽着允给我的香烟，忽然觉得，老师的灵魂或许已经随着火焰，飘向了某个遥远的地方。“先生一向性急呢。”我和允这样说着，仿佛已经提前进入了火葬的心境。然而，片刻后，我们又意识到，擅自想象老师在垃圾焚烧炉里被烧掉，似乎有些失礼。通宵未眠，清晨也不困，但我们两人还是钻进被窝，聊起了老师的坏话。允突然想起了一位早年男同志艺人唱过的香颂，于是躲在被窝里，一遍又一遍地哼唱着“回忆的Petits Papiers”，逗得我笑个不停，不知不觉睡了过去。而葬礼则在静谧中悄然举行，仅有二十多人出席。允临时跑到便利店买了一件白衬衫，一边穿上前几天在老师的个展开幕式上穿的黑色西装，一边嘟囔道：“没想到第二次是在葬礼上穿。”
我平时很少哭。人生中更多的时候，我会因为哭不出来而感到痛苦。即便是祖父母的葬礼，我也没有流泪。然而，我从不认为“哭泣”意味着悲伤更深。两者都有各自的苦楚。但这一次，我第一次体验到了“悼念时哭得停不下来”的状态。如果眼泪只是安静地从眼角滑落，那倒也罢了。但真正的哭泣，是伴随着呼吸紊乱、鼻涕不断、口渴发涩，气管憋闷，甚至喘息到作呕的。渐渐地，眉心开始胀痛，不得不吃止痛药。我知道，哭泣会让人筋疲力尽，可是我仍是哭得停不下来。另一方面我也震惊，原来自己能哭得这么激烈。
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无法对任何人提起老师的事。每当有人问起，我只能含糊地笑着敷衍。这种隐瞒对我来说极其难熬，甚至让我无法与人见面。
我本来就有很轻微的口吃。虽然在真正为此困扰的人面前，说“我有口吃”的话，会有些犹豫，但每当紧张，或是想要精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讨论小说时，呼吸都会变得急促，发音也会不由自主地带着跳跃感。比如，我想说“言葉（Kotoba）”（注：日语中“语言”的意思），但嘴里却先蹦出“KoKoKo”，就像在确认声音的轮廓，用舌尖反复触摸着某个单词，必须经过几次重复，才能真正说出它。可一旦说出口，接下来的话通常就能顺畅地流淌而出。然而，老师去世后，我在精神上仿佛彻底陷入了一种只能说“KoKoKoKoKo”的口吃状态。
老师生于1936年。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个个人兴趣，就是听取关于战争的亲历者讲述他们的经历。我尤其喜欢听长辈们回忆他们的童年。日本的战争历史既有沉重的加害者一面，也有深刻的受害者一面。虽然可以通过书籍了解到一些历史，但我更想倾听那些真正活过那个时代的人，听他们讲述自己的生活。我总觉得，过去的事情正在不断远去，最终可能会被遗忘、抹去。而我希望通过聆听这些亲历者的回忆，尽可能地去抵抗这种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