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文气

一

绵延不断的南京文气有一个永不枯竭的源头：六朝文化。

1990年秋天，我第一次感受到“六朝”这个词的意味。当时我和周梅森、叶兆言、苏童等去微山湖参加笔会。我和叶兆言都住在湖南路，相约一起坐公交车前往火车站。没想到那天晚上我们两个来得太早了，离火车出发时间还差一个多小时，兆言建议我们去玄武湖畔散步聊天。他指着玄武湖对面的一个岛告诉我，当年萧统编选《昭明文选》就在那里。叶兆言滔滔不绝地给我讲述六朝的人物，我听得津津有味，我们俩居然把火车误了。等我们赶到火车站时，看着火车启动，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等下一班，而下一班是慢车，且是站票。

等我们与周梅森、苏童等再次会合的时候，苏童问我，怎么会误车呢？我说，在我印象中兆言是个办事认真严谨的人，我就没有操心时间的事。苏童说，他这个鸟人啊，六朝名士气重得很，每次和他出差都是我操心。

苏童这么说叶兆言，其实他自己也是一个名士气很重的人。生活在南京这块土地上，很难没有一点六朝的习性。

六朝文化是中华文明灿烂的一页，是中国历史上南北文化首度交融创新转化的时代。六朝文化的根在南京，由此延伸出去，产生了迷人的江南文化。“一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日本江户时代的诗人大沼枕山的诗句，也成为南京文化的写照。六朝是南京辉煌的文化时刻，六朝文化的精髓也烙在南京人的骨髓里。

六朝文化源于衣冠南渡。永嘉之乱引发的衣冠南渡，使中原士族带着河洛文化的基因踏上江南土地。他们将中原的理念带到江南，南京的一些地名也是从北方移植过来的。这种特殊的文化移植现象，造就了建康城独特的“双城记”文化景观，一方面秦淮河畔延续着吴地本土文化，而台城地区有点像中原文化的飞地。

南北文化的交融投射在文学创作中，形成了“江左风华”的独特气质，很多文学史的首创在南京诞生。刘宋时设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学馆”，首次把文学提高到与经学并列的地位。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第一部文学批评理论专著。钟嵘的《诗品》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诗论专著。周兴嗣的《千字文》是中国第一部儿童启蒙读物。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的先河，将玄学思维注入江南烟雨，创造出“池塘生春草”的玄远意境；鲍照的乐府诗将北方的慷慨之气融入江南的婉约诗风，写出“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的悲怆之音。南北文风的交融在庾信身上达到巅峰，他晚年的《哀江南赋》将北朝文学的雄浑与南朝文学的精致完美融合，创造出“楚歌非取乐之方，鲁酒无忘忧之用”的深沉意境。萧统主持编纂的《昭明文选》，确立了“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文学标准。这部在玄武湖畔完成的文学总集，不仅是对六朝文学的全面总结，更是中国文学走向自觉的重要标志。其“文质彬彬”的选录标准，调和了建安风骨与江左风华的美学焦距，为唐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范式。

六朝时代，全世界的文学处于诗和史的时代，小说还属于待开垦的荒地，至少国外还没有出现小说名著，而南京出现两部小说名著，《搜神记》和《世说新语》。干宝的志怪小说《搜神记》开创了魔幻小说、玄幻小说、武侠小说甚至科幻小说的先河，刘义庆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则以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世说新语》秉承了《史记》的写实传统，书中的人物不是虚构的，用今天的概念属于“非虚构”的范畴，而小说塑造人物尤其善用白描的艺术手法，达到了惊人的高度。《世说新语》中记载的“新亭对泣”典故，揭示了南渡士族复杂的精神世界。这种文化身份的双重性，使建康文学始终保持着自我观照的自觉。

更重要的是，《世说新语》书写、保留了鲁迅先生说的“魏晋风度”，成为江南文化名士和“士大夫”精神的基因谱系。所谓“魏晋风度”，是指魏晋时期名士所崇尚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精神追求，其核心是追求个性解放、崇尚自然、注重才情与气节。《世说新语》通过大量生动的故事，展现了这种风度的魅力与内涵。比如，“嵇康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短短几句话，便将嵇康的从容与气节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言简意丰”的叙事风格，成为后世文人学习的典范。

王羲之是东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被誉为“书圣”。《世说新语·雅量》中记载了他年轻时的一段趣事：

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

这段故事写了王羲之的洒脱与自然。当其他王家子弟都故作矜持时，他却坦腹东床，毫不在意。这种率真自然的态度，正是江南文士风度的体现。

谢安是东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被誉为“江左风流宰相”。《世说新语·雅量》中记载了他的从容与智慧：

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谢安在下棋时收到谢玄在淝水之战的捷报，却依然神色如常，继续下棋。这种从容不迫的气度，展现了江南文士的沉稳与智慧。

六朝的名士风度与当时流行的佛教文化的渗透也交融到一起，“南朝四百八十寺”是诗人感叹的历史烟云，也是佛教文化鼎盛的写照。佛教思想与魏晋以来的清谈玄学相结合，形成了与儒家正统不同的价值形态，也成为六朝文化重艺术、重审美、轻儒学的语符构架。由于清谈风行，佛教徒在传播佛教思想时，常常借助玄学的概念和术语来解释佛理，出现了“格义佛学”，而且僧人之间以及僧人与名士之间，常常进行激烈的论辩，这种论辩之风与魏晋名士的清谈有相似之处。一些名士在清谈中引入佛教概念，如“般若”“空”等，丰富了清谈的内容。这种思想交融在文学形式上的创新尤为显著。永明体诗人周颙发现汉语四声规律，沈约将其总结为“四声八病”理论，推动了中国诗歌从古体向律诗的转型。这种音韵学的突破，本质上是玄学“言意之辨”与佛教“声文”观念共同作用的结果。钟嵘《诗品》提出的“滋味说”，则将玄学的审美体验与佛教的妙悟思维熔为一炉。

之前我对清谈所知甚少，也不知清谈乐趣何在，直到1993年我搬到肚带营18号江苏作协宿舍楼居住以后，和高晓声、忆明珠等同住一个单元，这几位都是名士风很浓的前辈，我有机会和他们交流，尤其是经常和被称为“清流”诗人的忆明珠相聚。忆明珠的诗歌自成一格，他的家里时常有南京的诗人聚会，一些外地的诗人和名流路过南京也常来清谈。我家在五楼，忆明珠家在四楼，他的一些朋友也是我的熟人，所以有事没事就在一起高谈阔论，谈诗歌，谈文学，谈哲学，谈美食，谈金粉，谈书法，谈禅宗，谈收藏，谈雨花石，谈南京大萝卜的笑话，虽无酒，但时常清谈到深夜醉意而归。1999年，我搬到了河西的碧树园居住，很少见到忆明珠先生了，时不时还会有些念想，原来清谈也是有瘾的。都说“清谈误国”，但对于文人而言，拓宽思路，自由想象，不受拘束，于创作或许有裨益。

南京还曾经是自由撰稿人最多的城市。上世纪九十年代，作家基本都是捧铁饭碗的，每个省作家协会都“养”有数量不等的专业作家，且是终身制的，不管你以后写得如何、能写不能写都不会离开体制，这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作家协会之外的作家都叫作“业余作者”，因为当时的稿费制度和版税制度不完善，一个人光靠稿费生存是很艰难的，更不用说医保、社保这些保障性的生存基础了。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就是能当上专业作家，而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的编制有限。一些单位也认为业余创作属于不务正业范畴。青年诗人韩东在高校任教，烦琐的教学工作严重影响他的写作，他又不能耽误正常的教学工作，纠结了几年之后，他毅然辞去大学老师的工作，这在当时可谓是“孤勇者”，很多人为之可惜。而韩东辞职后，专心致志地创作，取得了优异的成就。在他的影响下，南京出现了一批自由撰稿人，如朱文、朱朱、魏微、吴晨骏、赵刚、崔曼莉等，成为六朝古都南京的另一道景观。

顾小虎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南京文学青年的头面人物，北岛等人创办“今天文学社”的同时，他带领叶兆言、李潮、徐乃建以及更小的韩东成立了“人间文学社”，他参与创办的《青春》也成为当时文学期刊的“四小名旦”之一。他本是一个好的评论家和编辑家，可八十年代中日围棋擂台赛火爆全国，他迷上了围棋，他觉得围棋比文学更有意思。他开始在家打谱，约朋友下棋，朋友没有空他就去棋社下棋，还获过南京新闻界的围棋冠军。顾小虎的理想就是成为作家中围棋第一人，为此，顾小虎要挑战最大的敌人——作家中的棋王储福金。储福金自幼学棋，功力深厚，半途学棋的顾小虎终不是对手。顾小虎深知童子功的重要，他便开始教七岁的儿子学棋，发誓要让儿子战胜储福金，“报仇雪恨”。他儿子聪颖好学，经过十余年的努力，终于成功击败了父亲的老对手储福金。当然，顾小虎的文学天赋也被耽误了，顾小虎和路遥差不多是同时代人，才华也应该彼此彼此，路遥对文学的执着和痴情，令人动容，也取得巨大的成就。而自从学棋之后，顾小虎淡出了文学界，惜乎！

当年谢安下棋时的神态已经无法见到，而顾小虎对弈时投入的神情应该是与谢安同款的，王谢家族的文化基因让南京文气多了一份无为的淡泊。如果金陵文气里只有高冷的士大夫的傲气和清谈的无为，就会显得有些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六朝帝王更迭、世事无常特有的沧桑感让南京文人天然拥有一份沉甸甸的沉郁和说不完的哀痛。“国家不幸诗家幸”，六朝的朝代频繁更迭，让世人目睹了王朝的兴衰荣辱。“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孔尚任的《桃花扇》剧末套曲《哀江南》的唱词也成为描写沉郁和哀痛的南京沧桑的经典。南京的文人目睹了一个又一个王朝的兴起和衰亡，这些在人们心中激起的波澜让金陵文气的名士气烟火气五味杂陈，欲说还休。

二

夫子庙是南京的文脉之心。

南京的文气沛然，南京的文脉悠长，南京的文人自成一格。这是一座文气浓得化不开的城市，因而南京的城南有一块全国独一无二的牌坊：“天下文枢”。

“天下文枢”矗立在南京的夫子庙门前的广场上，“枢”原本是枢纽的意思，“文枢”意味天下人才在这里汇集，明清时南京的夫子庙聚集了全国各地的人才，是人才的集散地，也是文脉所在。敢于号称“天下文枢”的城市，全国好像只有南京。这肯定不是南京人的自吹自擂，而是得到朝廷认可的。“天下文枢”坊两侧中柱上挂的是乾隆皇帝撰写的楹联：

允矣斯文为古今中外君民立之极

大哉夫子会诗书易礼春秋集其成

乾隆的夸赞不是礼节性的，南京夫子庙自东晋咸康三年（337年）始建学宫以来，就一直是教育文化的中心。这座占地三十万平方米的古代考场，在鼎盛时期拥有20644间号舍，规模之巨堪称世界教育史奇观。每间逼仄的考棚都是精神修炼的禅房，来自江南八府三州的士子们在此进行着知识分子的“成年礼”。如今残存老巷深处的青石板路上深深的车辙印，仿佛诉说着当年运送试卷的轱辘声声。

夫子庙建筑群的营造法式暗合《周礼·考工记》的礼制规范，却在水网密布的江南演绎出灵动变奏。庙、市、街、河四位一体的空间格局，打破了传统孔庙庄严肃穆的单一表情。泮池的弧形照壁将秦淮河水引入礼制空间，大成殿的盘龙石柱与民间商铺的雕花门楣相映成趣，这种“庙市合一”的营造智慧，恰是江南文化“雅俗共济”的物化呈现。

和夫子庙“文枢”相映成趣的是秦淮河文化。同为孔庙，北京的国子监和山东的曲阜似乎都没有南京夫子庙这般生动有故事。科举制度在南京城南并非冰冷的选拔机制，而是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生态。秦淮河上的画舫，曾是举子们金榜题名后的庆功宴场；贡院西街的笔庄，记录着“湖笔徽墨宣纸端砚”的物质文化谱系；甚至乌衣巷口的夕阳，都因王谢子弟的进退荣辱而有了哲学意味。这种将教育、考试、生活熔铸一炉的文化景观，在世界文明史上独具风韵。

金陵的文气甚至让青楼也染上了“文艺腔”，“秦淮八艳”的风雅与夫子庙文士的唱和留下了风情万种的故事，“秦淮八艳”的一些女子能歌善舞，还写得一手好文章。柳如是的这首《南乡子·落花》放在任何一个选本里都不会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