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深处

导论：文学与记忆

“文学，从海马体开始。”

袁医师指着手机投射的立体影像，我也看向那发光的等比例大脑。

“海马体位于大脑最深处，受到层层保护，除了开刀，没有外力可以靠近它。假如这里受到重创，大脑肯定会遭受非常严重的物理性破坏。你懂的，这个人肯定已经死亡了。”袁医师边说边动手将投影的大脑拆解开来，让我看见最深处的记忆之源。

“没想到人类竟如此保护着记忆……”

“我们再回到记忆与创作的关系。”他关闭手机投影，“就医学角度来说，文学是一种‘记忆之学’，是记忆的艺术表现，文学活动是一种对于记忆的阅读与创造，包括梦，都是记忆的产物。梦是由无意识创作的文学。可以说，每部文学作品，都是记忆的复刻之作，无一例外。”

“我想到的是《法华经》说的：如所说者，皆是真实……”我看向桌上的沙漏，一次翻转是三十分钟，也是每次看诊的时间。

“换句话说，一直以来文学所争论的虚构与非虚构，实际上都是记忆。真实的只有记忆，记忆就是亚里士多德说的，诗学的真实。这种‘真实’，我会用一个更精准的词汇——‘实存’。”他加强了说明力道，像是要我臣服。

“记忆就是写作，写作就是记忆……”我复颂着。

“记忆不仅超越了虚构与现实，也形成阿德勒所说的，个人的自我风格。”

“记忆就是我，我就是记忆……”我低语，“我记得安妮·埃尔诺获得诺贝尔奖的理由——她以勇气和手术般的精准，挖掘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与集体压抑……”

“羊女士，我们来谈谈你是谁吧。”沙漏停了。

“啊？”我抬头看向袁医师。

个案（一）：散文家

今天是我第五十二周次的记忆疗程。

所谓周次，是指问诊次数，记忆的问题通常不是急症，袁医师限定每人每周最多只能看一次诊，我大约每两周到医院接受记忆分析，于是前后总共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袁医师习惯询问我写作的近况，他会从医学，尤其是“记忆学派”的角度，给予我特别的文学见解，方才的对话便是这么来的。

在我出版前两本书之后，发觉可以写的回忆差不多写完了。记忆枯竭之时，我的做法是为散文加入更多知识内容，使文章更知性，透过书写来思辨一些事，可以说这时期的我转向了“知识书写”，多了些批判，关注的多在知识层面。就这样出版一本散文集《夜长暖足有狸奴》后，我感觉读者不喜欢我的新风格，也发现文章满是文献、引用、阐释，我的人物在文章中是没有动作的、静态的，是不存在的，挂谁的名字出版都可以。但我不死心，紧接着我化身一名歌颂者，出版《文学在此转了弯》，介绍多位台湾作家的故事。本以为这样能抬高我作品的地位，增加读者对我的关注，然而读者批评我不过是整理作家生平，贴几段正文，再套用些论文观点，搞了半天，只得到“剪贴文学史料”的劣评。我知道再这样写下去是不行的，另一本同时期的《当作家写作时》交稿后我也没去关注了。

接着我改为主动“创造记忆”，写的都是亲身经历。尔后两年，我旅行、下厨、学画、养毛孩子，我还去跳伞、攀岩、打壁球，尝试新事物，经营自己的网络平台，像网红一样不停寻找新主题，对于生活的披露也更直接尖锐。总之我必须让自己有事可做，才有新的经验和读者分享。这段日子我开心极了，生活也更充实。我交了很多新朋友，更不乏交心的朋友。但即便我如此努力，让各种“日课”占满我的生活，连续出版《嫚苓托巴》《纽约客夏》《挪威，No way》《1951，霍普的海边房间》等书之后（该死！我居然还记得，现在我只想忘记这些书），读者却一片喝倒彩，说我“后面写的书都没有前两本好”，认为这四本“有点好玩的事”系列只是骗点击率的“名气之作”。这终于压垮了我，我停止了一切“外务”，也就是那些本以为能帮助我写作的各种学习和活动，也停止了写作。

很长的时间我不再写作，我不知道该怎么写散文。相较于成为诗人、小说家，成为一位“散文家”是件艰难的事。好的散文基于好的过去，这“好”不是好命，而是累积好的生命素材。虽然可以在修辞、谋篇中加入些想象的技巧，但绝大部分内容都必须是真实经历，这是散文的伦理，也是美学核心。但哪来的“真材实料”呢？每个人的储备量又是多少？笔耕多年后我才懂得，江郎文笔依旧，只不过油尽灯枯，身上已无多少可写的东西了。记忆的局限性，是散文家的死穴。散文作者大致都经历过最初的“回忆书写阶段”，接着的“知识书写阶段”，再到“主题书写阶段”，不甘寂寞的人往往跳槽到虚构文学那边。当散文家期盼成为诗人、小说家的那一刻，散文家之我已死。法国小说家安妮·埃尔诺风轻云淡地说自己“对写散文随笔没兴趣”，或多或少带有鄙视散文的心态吧。

我写散文，我骄傲。写散文没有错，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记忆”。如果我能唤醒更多值得书写的记忆，我一定能够再次写出感动人心的作品，就像我最初的两本书。

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母亲的摩托车日记》出版于二〇一七年，书写我与母亲最亲密也最快乐的时光。童年母亲常骑车载我到田里玩耍，到市场顾菜摊，载我上学，载我到处看、到处玩。后来她为了到更远的市场卖农产品，摩托车越骑越远，从云林骑到嘉义，再骑到台南，而我上学、补习，母女的接触越来越少。最后她在我高一那年因车祸永远离开了我。书中我透过母亲遗物、生前对话，还原她骑过的路线。我重返她的旅程，一路上想象她看到什么，遇见什么，她孤独吗？快乐吗？之所以写这本书，开端是我在大桥图书馆读到张洁的长篇纪实散文《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作者写下母亲生命的最后阶段，我打从心底羡慕。我母亲只是骑车到市场做生意，就再也没回家，临走前未留下任何只言片语给我。我爱母亲最深，母亲却是离开我最干脆利落的人。我不懂为什么，更不懂上天为何要用如此可怕的方式瞬间带走一个努力生活的人。

第二本散文集《陌生风景》书写母亲离开后的世界，我与父亲新家庭之间的冲突，青春期的秘密与痛苦。原先我不满父亲与肇事者和解，父女经常吵架。法官认为肇事者态度良好，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只要做六十小时的劳动服务外加听授几场法治教育，这个超速闯红灯的人渣惯犯竟然就不用坐牢！父亲说，“车祸过失致死，台湾最多只关五年，不如和解多拿些赔偿金吧。”这种无奈，那年纪的我还无法理解，也不想理解。几年后父亲在建筑工地意外身亡，我拿到一笔理赔金，才懂得父亲的爱。我也领悟成长原来就是各种离别，告别家人，也告别过去的自己。

黎紫书在小说《流俗地》写道：“往事这口井，再怎么深，底下再怎么干涸，真细心推敲，也总有许多事可挖掘。”先说我不喜欢此处井的比喻，我的散文从不比喻。不过我认同这句话要表达的意思——记忆始终在等待我们发掘。

问题与讨论（一）：记忆永存

“记忆就在那里”是普鲁斯特记忆中心门口的短语。袁医师认为记忆不会消失，即便是阿尔茨海默症患者，记忆也从未消失。我们之所以记不起来，是提取记忆的能力丧失了，只要加强提取的能力，就能把记忆找回来。我会知道这里，是一位写散文的前辈马欣芬私底下告诉我的，只是没想到地址离我家这么近——台南大桥的新桥三路47号，占地约两千坪的精神医学中心。袁秀波院长不只是精神科医师，更是一位脑科学家，最初研究人类的睡眠活动，找到回溯人类记忆的方法，揭开记忆的秘密。袁医师也因此创办了“普鲁斯特记忆中心”，这是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派、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派，以及行为学派、认知学派等重要心理学派分庭抗礼的“记忆学派”，认为各种精神问题的根源就在于记忆，这也是唯一由东方人创建的心理学派。大桥记忆学派也成为瑞士荣格学院之外另一个国际心理学重镇。

“普鲁斯特”可以帮你找回尘封已久的记忆。“那位作家花多少钱买灵感？”“难怪他能将童年描述得如此详细，还以为记忆力有多好。”何况记忆中心还会将诊疗记录整理成一份书面报告让你带走。只要付费，你就能买到自己的“原创”，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对吧，却是文坛早已公开的秘密。有些作家因为回忆起重要的往事，获得各大文学奖项；也有文学大师长年失智，导致纪录片难产，最后求助袁医师才顺利完成拍摄。无论如何，记忆始终与文学经典画上等号，也令作家们趋之若鹜，未来只会有更多作家来挂记忆门诊，“去普鲁斯特家”也成为写作圈内的行话。他们都来过“普鲁斯特”，但他们都不会说去过“普鲁斯特”。普鲁斯特从一位伟大小说家的名字，成为一个刻在作家心底的名字。不过，袁医师对这些并不在意，不管作家寻找记忆的目的是什么，如何运用自己的记忆，原本就是个人的自由。对袁医师来说——“记忆才是最珍贵的，写作只是记忆的副产品。”

我很幸运，第二次看诊就见到袁秀波院长。他没戴眼镜，但一头白色与黑色交杂的中分发型稍微低头就刚好盖住眼睛，嘴边则挂着深刻严肃的法令纹，走在医院内相当醒目，外型酷似刚过世的坂本龙一。他也是我的主治医师，并非每位作家都能获得他亲自看诊。不同于外面的挂号方式，这里初诊一律先由记忆治疗师建立病患数据，在了解病人情况后经院内讨论决定适合的主治医师，安排回诊时间。往后每次回诊也是先与记忆治疗师会面了解回忆的进度，接着才是主治医师看诊。看诊完，医师也会视需求把病人交回给治疗师进行卫生教育，基本像如何收纳记忆、如何提升记忆力、如何进行回忆等等，类似复健科医师与物理治疗师的合作方式。

“普鲁斯特记忆中心汇聚了世界各地想找回记忆的人，也吸引世界各地想深入了解记忆秘密的研究者。”说话者是我的记忆治疗师周派葳，很年轻，三十岁不到，戴着一副透明胶框的圆眼镜，或许是为工作方便，她都绑着包头，好了，你们可以想象她那有点稚嫩却又专业的声音了：“博尔赫斯说‘书是记忆和想象的延伸’。其实我们脑中的记忆和想象，也像放在书架上。”初诊那天她向我介绍袁医师，“院长曾发表一篇论文，证实记忆运作的方式类似博尔赫斯小说中那座浩瀚无垠的宇宙图书馆。在院长建立的模型中，大脑为每项记忆编码和分类，例如，感性的诗歌部门、想象的小说部门、纪实的非虚构部门、图像化的视觉艺术部门，方便快速储存和提取。”听了她的说明，我的理解是记忆学派认为我们的“意识”更像一位阅读者，从大脑各个区域拿出书本阅读，接着再放回去。咦，放回去？

“难道记忆可以永存？就像保存在图书馆的书？”

“我想是的。”她肯定地说，“依照脑中突触连接的复杂程度，理论上，大脑可以储存的长期记忆不存在实际上限。甚至我相信，即便大脑的物理结构被破坏，记忆还是存在。当然院长并不这么认为。”

她没有告诉我，记忆永存的方法是什么。是科幻小说已经写得过于浮滥的“意识上传”吗？当然这是非常唯物论的观点。还是唯心论说的“意识创造宇宙”？或是传统民俗的魂魄之说？都不是的话，还有什么方法能让记忆永存？平时我们脑中的记忆，难道随时都在上传吗？上传到哪里？

“今天先到这儿。请下载我们中心的App，再联络你初诊时间以及确定的主治医师。”

之后我并未告诉袁医师关于我的治疗师提到“记忆永存”这件事。由于手机可以看到每次的诊疗记录，周治疗师也未将“记忆永存”的讨论写进初诊记录中。基本上我都是先和周治疗师碰面，再由她请袁医师过来，整个过程她也在旁陪同。

“所以你目前没有特定要找哪段记忆？只要回想起任何有助于散文写作的回忆都好，是吗？OK，你之前写过什么书？”初次见面袁医师问我，于是我向他介绍之前出版的两本散文集《母亲的摩托车日记》《陌生风景》，周治疗师协助点开平板上的电子书，袁医师拿在手中滑阅。不久后他说，“你要不要，先想好下一本书要写什么题材，我们再就你想写的内容，进行记忆回溯，好吗，羊女士？”

“当然好啊。”于是，我的记忆治疗正式开始了。

个案（二）：回忆的人

每次到普鲁斯特记忆中心，我习惯坐在邱亚才的画作《回忆的人》下方的位子，可以清楚看见每个来看诊的人。我见过诗人、小说家、散文家，也有不少外国作家，多半是正处壮年的中生代写手。新手能写的回忆还很多，老家伙则没有气力写了，记得生活所需足矣。显然，中坚作家就是冲写作来的，毕竟找到记忆，就等于找到灵感，写作就能更上层楼。等我逐步进入疗程之后，才知道“普鲁斯特”不仅能帮你找回记忆，还会教你整理记忆、书写记忆，使记忆成为一个“能够讲述的风景”。而记忆如何成为写作素材，甚至成为写作本身？最主要的是他们会发给每位病人一本被我们昵称为“自传”的《记忆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