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山海岸日记（中）

9月24日

阶梯之城：日光永恒，沉思永恒在海边，日日是好日。中午，我在里桑（Risan）的“罗马睡神”餐馆吃烤鱿鱼。把柠檬汁浇在鱿鱼上，再淋几滴油醋汁，搭配几片烤得恰到好处的西葫芦，一口一口送到嘴里，鱿鱼好似在嘴里快活地蹦跶。

在海边公交车站坐大巴去新海尔采格（Herceg Novi）。上一次来这里是去年的暮春，运气不好，遇见罕见的连日阴雨。当时，我站在“五位德尼察女士散步大道”（Sˇetalisˇte Pet Danica）的栏杆边，没有打伞，细雨打在脸上。我给伫立于海岬上的铜塑女像拍照片，想象自己纵身跳下山崖，跃入大海。一位朋友说，在西方文学中，跳下山崖是一种重要的文学意象，唯有决然纵身一跃后还能从水面浮出的人，可以得到重生。

新海尔采格，这里是黑山海岸线的最北端，我的深情之所。这里有平静的大海、轻盈的天空、金色的晚霞、芬芳的花朵，以及永恒的沉思。跑遍黑山海岸线上几乎所有的城镇，我只愿在这最北端长久停留。乌尔齐尼（Ulcinj）野性奔放，巴尔（Bar）姿色略显潦草，蒂瓦特（Tivat）是一枚小家碧玉，佩拉斯特（Perast）美则美矣却不经看，布德瓦（Budva）是美人迟暮，里桑（Risan）已是明日黄花，科托尔（Kotor）倾国倾城却不在人间。只有新海尔采格，美在刚柔并济，一边通向尘世，一边通向天堂。

她像一个周到的东道主，站在科托尔湾的入口处，如海洋女神忒提丝般友善温暖，用明亮的花束、波光粼粼的海面和几乎四季恒定的阳光拥抱每一个到这里疗愈自我的人。我在这里找到无可替代的宁静，为了给心灵找到这样的宁静，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上上下下，住在这里的每一天，我一直在爬石阶。新海尔采格是一个阶梯之城，幸亏我腿脚灵便，否则怕是苦不堪言。这样一座极有层次感的城镇，每一层次的美与力都需要用脚步亲自丈量。海岸高速公路在城镇的头顶，下车以后，我需要蜿蜒而下才能进入她的王国。

我哼着小调，轻快地走在下坡的路上，速度越来越快，不想控制自己的步伐，路边火红的凌霄花和雪白的夹竹桃花向我致意，耳机里在放日本爵士乐大师北村英治的曲目，单簧管辽阔的音域荡漾开柔和醇美的声音，on the sunny side of the street，街道的明媚，是为新海尔采格量身打造的爵士曲。

下午三点，老城区广场闪闪发亮，令人生畏的土耳其城堡高高矗立在小镇岬角上，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花香，沿街咖啡馆和小酒吧就像串串风铃挂在城区的触角上，叮当作响。我三步并两步，继续往下走，绕过植被藤蔓环绕的民居小道，抄个捷径，去往面向大海的开阔之地。

鹅卵石海滩，混凝土露台，随处可见半裸的男女躺在露台上，他们当然在晒日光浴，表现得就像一条条烤鱼，需要时不时给自己翻个面。

海面无澜，蓝白相间的渔船在海面轻微晃荡，彼此之间保持约五百米的距离。巴尔干山脉险峻，但我看这里一反常态，群山不那么古怪，不那么不可征服，高度适宜，平缓，连绵，没有异峰突起，而是和海面合为一种圆融的整体。对面是Lusˇtica半岛的蔚蓝峡谷，不远处就是克罗地亚，所以这里也是克罗地亚和黑山的边界之湾。

我在水泥露台席地而坐，闭上眼睛，吹吹临近傍晚的海风。耳边不时传来人们的窃窃私语。一个纽约客在和同伴抱怨，“黑山的食物单调到让我想吐！在海边就吃鱼，在内陆就吃烤肉，这些头脑简单的巴尔干人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该死，我想念半夜可以吃到世界各地美食的纽约！”

我回头扫了一眼，一个大胡子胖子，他的同伴坐在旁边，瘦得变形，鼻梁上架副大眼镜，安静如鸡，一语不发。大胡子胖子在继续，“塞尔维亚语也好，黑山语……见鬼，如果有这门语言……也好，都是濒临死亡的语言。我说哥们，你为什么非要那么执著学这个？你可以学德语，甚至阿拉伯语！”同伴还是一言不发。海浪轻微拍打着怪石堆砌的海滩，溅起白绿色的泡沫。

我把双手撑在身后，环顾四周。Orjen终年积雪的山峰就在身后。惬意极了，我能在这里住上几天，在位于尘世和天堂的临界点上漫步。我将终日徜徉在石屋、果园、含羞草地和橄榄树林之间，甚至进入更高的天堂，带着对永恒的憧憬、忏悔和幻想的火焰。

新海尔采格，Herceg是德语“公爵”的塞—克语发音，Novi的意思是“新的”，一座六百四十多年历史的城镇，其实不新不旧。和巴尔干半岛其他定居点类似，中世纪以前这里是罗马帝国的地盘，先是西罗马，再是东罗马（拜占庭），直到公元七世纪，南下的斯拉夫人在这里占山为王。中世纪早期，这里是塞尔维亚帝国的茹帕（地方首领）Dracˇevica家族的领地。塞尔维亚帝国日薄西山后，它就被当时称霸一方的波斯尼亚王国抢了去。

中世纪波斯尼亚王国唯一了不起的国王特弗尔特科一世（Tvrtko I）在一三八二年建立了这个年轻的城镇，起因是波斯尼亚缺乏一个港口用来做海上贸易，所以就赶紧临时建一个。它最初的名字就叫“诺维”（Novi），“新的”（城）。

特弗尔特科一世死后，波斯尼亚王国即刻凋零，强大的黑塞哥维那贵族斯捷潘·科萨查（Stjepan Vukcˇic＇Kosacˇa）公爵继承了诺维。在他的统治期间，诺维因为做盐贸易而兴旺，也由此得了一个新的名字Herceg Novi，Herceg指的就是科萨查公爵。

之后的历史和黑山海岸的历史高度同质化：先是被奥斯曼帝国统治了二百年，之后被威尼斯王国抢去占了一百一十一年，然后奥地利人接过被历史淘汰的威尼斯人的衣钵，继续统治这里。接着是沙皇俄国、拿破仑的法兰西第一帝国、黑山王国，转了一圈回到奥地利人的怀抱。最后的最后，新海尔采格属于南斯拉夫，无论是君主的王国还是铁托的联邦。

历史就像苏菲派的托钵僧舞，旋转，旋转，旋转，像飓风一样迅疾，像海浪一样灵动，像火焰一样炽热，可是它终归是要停下来的。而今的新海尔采格，历史仿佛暂停。它沉默地守卫在科托尔湾的边角，身体上留下疲倦的防御工事，土耳其人、威尼斯人、奥地利人，甚至西班牙人也插一脚，在这里建造了许多城堡，然后他们都跑了。从前用来关押犯人和瞭望海角的堡垒，现在是露天剧场。

我在水泥露台上盘腿读版画家肯特的《荒野集》。一九一八年，肯特带着九岁的儿子去阿拉斯加的狐狸岛上隐居，一个男人和一个男孩在一个安静的世界里面对原始的生活——漫长的冬日，可怖的黑暗，如玉般的月光映在湖面，总是寒冷，总是大风，原始小屋里总是要为取暖而斗争。夜晚的天空繁星明亮如钻。夜色中，北方的海不再咆哮，群山纹丝不动，在月光下泛着神圣的雪光。经常会有人出现在海岸边的岩石圈上，点上油灯，半弧形的光圈笼罩他们。人群面对海岬，等待繁星给予启示。书写的是阿拉斯加的孤岛，我在科托尔湾的北端读到它，竟有相知感。肯特这样写：

身处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天地，我们和任何时代、任何文明都没有联系，反而任由我们的喜好，真实地生活在任何一个遥远的世界……于是人们去到那里，忘掉他们自己。

在新海尔采格，重要的是海岸、阳光、花朵和永恒的沉默，它们一直都存在，等待斯多葛的信徒到这里寻找到幸福和宁静。

日光渐渐稀薄，我合上书，看一场海上的日落。人们在陆续收拾铺散在露台的浴巾，准备撤离。当夕阳完全落到海面之下，露台上只剩我一个人，还有一条黄色的小狗。小狗转悠了一圈，在我的身旁坐了下来。一人一狗，我们在海边等待夜幕上升。

夜晚，我在广场写作。天使长迈克大教堂的大理石外观俊美如罗马战士，洁白发光。广场四面是威尼斯时代的石屋，夹竹桃点映其中。广场上的圆锥形米白色大理石喷泉，在路灯光的烘托之下，好似无瑕的圣骑士，守护老城夜晚的安宁。晕黄的暖光从教堂半开半掩的玻璃窗透出来，就像是来自天堂的光，天使长迈克炯炯有神的半身像，镶嵌在教堂正门顶金光闪闪的扇形墙面上。许多野猫懒洋洋地瘫在教堂门口的石阶旁，这已经是它们熟悉的家园。广场非常干净，石屋也没有多余装饰，不是巴洛克，没有新古典，就是单纯的石头房屋，配上墨绿色的百叶窗，漆黑的铁铸花台。黑山的海滨城镇，虽然在大多数的历史时代中，受到威尼斯的长久统治，却完全没有沾染意大利式的虚浮的华美，依然简单、刚毅、洁净，一如内陆高山的同胞兄弟。

9月25日

萨维那修道院：南斯拉夫悲剧预告今天中午，我在烈日照耀的山道上徒步，走了三公里，去萨维那修道院。这座海边的塞尔维亚东正教修道院，面朝亚得里亚海的南端。对于我来说，这是神圣之所。它盘踞在半山腰，掩映在葱郁的无花果树和葡萄藤之中。修道院的主要建筑是十八世纪优雅的“安息教堂”（Crkva Uspenja Bogorodice），字面意思就是“上帝之母的沉睡”。它建于一七七七年到一七九九年间，出自达尔马提亚风景如画的科楚拉小岛的建筑师的手笔。建筑师从科楚拉岛运来可爱的粉红色石头，然后寻找一种罗马式、哥特式和拜占庭式相融合的风格，亲手雕刻了这座充满母性气息的教堂。它在科托尔湾中沉睡了两百多年。

这座教堂里，摆放着塞尔维亚中世纪帝国的珍宝和圣物。塞尔维亚导演库斯图里察二〇〇五年曾在这里受洗，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那个中世纪塞尔维亚帝国家族的名字：尼曼雅。尽管他出生在萨拉热窝，祖上是改宗伊斯兰的斯拉夫人，但他一向极具个性，我行我素，为自己塞族人的根基自豪非常，所以选择从自己开始，把这根基回溯到土耳其人到来之前的巴尔干世界。

一九三四年十月六日，南斯拉夫王国的亚历山大一世国王来这里拜访，他没有拉响修道院门口的到访铃铛，没有告诉圣母他的到来，所以圣母没有听见他的祷告，而这意味着巨大的不祥。这个在混乱漩涡中心无法成就自我梦想的人，顽固、迂腐，却坚韧、浪漫，胸中充满复活中世纪塞尔维亚帝国的白日梦想。无论他在南斯拉夫内部实行的是怎样一种专制，他的追求却始终不是利己主义的。他曾前往黑山的杜米托尔公园，盘腿坐在那面澄澈幽深的黑湖前，凝视纯净的冰川之湖，凝视倒映在湖面的雪峰，凝视它的洁白。然后，他对秘书说，“如果贝尔格莱德那些知识分子能够像我一样，来到这里，看着这座湖，他们就不会……不会……”

亚历山大国王活在中世纪塞尔维亚帝国的史诗里，所以他不能理解知识分子，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些总在嚷嚷言论自由和人权至上的人，不能为了一个统一的南斯拉夫王国的梦想，暂时牺牲一下自己的争辩欲。作为一个用艺术的方式来思考问题的人，他不能理解，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保持警醒，在内部提出反对意见。他觉得，南斯拉夫这个苦难的民族国家，反对意见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

我站在修道院大门口，抬头看向石门的右侧，亚历山大国王的侧脸浮雕如同一块墓碑，僵硬地嵌入石墙，脸上只有静止的肃穆和隐忍的痛苦。在浮雕的一侧，用西里尔字母写着，“一九三四年十月六日，在访问了萨维娜修道院并参加圣礼拜仪式后，亚历山大一世卡拉乔尔杰维奇前往法国。之后，在马赛，他成为欧洲纳粹法西斯主义的第一个受害者。”

一九三四年十月九日，亚历山大国王坐船去法国，打算对法国外长表明自己的决定：绝不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合作。在马赛的大街上，他遇刺身亡，临终前最后一句话是：“为我保卫南斯拉夫。”策划暗杀的人没有得到审判，虽然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是来自法西斯培育的恐怖组织的手笔，但是所有的欧洲大国都对纳粹的危险表现出一种惊人的麻痹和胆怯，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表现出对生命遭遇阴谋践踏的愤怒，他们一直是孤立主义思想的囚徒。

亚历山大国王生前，因为独裁的决定，不仅失去了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信任，也失去了塞尔维亚人的爱。然而，在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九年那混乱的十年里，南斯拉夫王国更换了三十九届政府，所有的政党都纠结于细节，看不见一个整体性的南斯拉夫的强大将会意味着什么。

在决定独裁前，亚历山大国王曾有过内心被魔鬼纠缠的漫漫长夜，他找来那些坚持想要联邦制的领袖代表，一次次向他们询问：如果把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从南斯拉夫王国的版图中切割出去，是否可行？代表们大惊失色，这些缺乏现实感的政客，他们要联邦制，而不要一个管太多的中央政府。可他们也要安全感，不要因为离开南斯拉夫而沦为孤魂野鬼，被匈牙利和意大利大口吞掉。他们可能知道自己要什么，也知道自己不要什么，可他们不知道在那样一个法西斯阴云逼近的时代，他们没有宽松的选择权利。他们缺乏宇宙的整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