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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的日子

来信说极鄙视把写作看做“谋生手艺”。这是对我的婉转批评了，因为我不止一次表达过这样的看法。但我依然认为，别人怎样是别人的事。我的写作是为了我的人生，而不是相反。

早年在农场，一块从省城来的一个女孩对我颇有好感，坐在堤坝上指着天上的星星跟我畅想未来。那些畅想对当时的我们来说纯属天方夜谭。我很快就疏远了她，理由是如果真要好，我希望她跟一个不管未来有没有出息的实实在在的傻小子好，而不是跟一个想象中可能的有为青年好，那会让我活在一种无形的压力中。读唐诗，我同情那位“悔教夫婿觅封侯”的夫人，为那个“辜负香衾事早朝”的“金龟婿”惋惜。

后来做文学社团工作，听一位女作者在座谈会上说：女人做了母亲，就再也写不出伟大的作品，因为有了俗世的牵绊。她看了不少书，举出英国的简·奥斯汀、法国的尤瑟纳尔、美国的卡森·麦卡勒斯，还有中国的张爱玲为例——她们的生活都很不顺，甚至很不幸，但正因此，她们写出了伟大的作品。

我保持沉默，心里颇不以为然。

除了在网上看过电影《傲慢与偏见》，几位女作家的小说我都没有看过，但从资料知道，她们的人生一律残缺不全，在精神领域，每一步都是险境，走得分外孤绝，让人心疼。果真如此，“伟大的作品”能补偿她们作为女性的人生的不幸吗？如果再给她们一次机会，以一生的平庸，换取一个常人的圆满，她们会做怎样的选择呢？我看到的张爱玲自述是，她对俗世女人的幸福一样有强烈的渴望，“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可能是证明。

作为一个俗人，我没有资格替那几位“写出了伟大的作品”的女作家选择，我只能说，如果我是她们中的任意一个，一定会选择平庸。除了无法抗拒的客观原因，一个人为了“写出伟大的作品”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神思恍惚，多灾多病，甚至让家人不安，是值还是不值，大可讨论。当然，这样的人生观很庸俗，但本就俗人一个，装不了高雅。

四十多年前从小镇调省写作，省报朋友约我写稿，让我时有稿费收入。有人视为不务正业，诘问：你缺钱吗？我无言以对。上有老下有小，兄弟姐妹大都下岗待业，我当时的月工资四十二块，而一则千字文的稿费五十块，岂是个小数目？像我这样低水平又低效率的写作，当然可以“精神贵族”自慰，无奈到底不是圣人弟子，达不到箪食瓢饮的境界。

人与人的境界是不同的，作家与作家的才华更是千差万别。伟大是一种人生，渺小也是一种人生。追求伟大很可敬，承认自己伟大不了也未必可耻。要求作家目标远大、创造辉煌完全应该，但似乎也应该宽容有的作家的平庸。只要他对文学还怀有起码的真诚，不自以为是、自吹自擂、招摇过市，更不是趋炎附势、献媚取宠、说谎造假，我觉得他人就不妨给予适当的宽容。毕竟，尊重个人选择，是现代意识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一个群体中，杰出者总是少数，多数是凡夫俗子。高尚者立于道德高地，倡导和弘扬对崇高卓越的追求，很让人敬仰，但置身于人间烟火，理解和体恤平凡世俗，也会予人一种温暖。作家固然有社会责任，但也有家庭责任，而家庭责任也是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从今以后，我们要仔仔细细地过日子。”俞平伯曾在一篇文章里引用他夫人的这句话。俞平伯没有给出解释，后来季羡林先生作了这样的理解：“言外之意就是嫌眼前的日子过得不够仔细。所谓仔细应该是：多一些典雅，少一些粗暴；多一些温柔，少一些莽撞；总之，多一些人性，少一些兽性。”

而我乐此不疲的“仔细的日子”，就是提布袋上菜场、系围裙下厨房，一日三餐津津有味的日子；就是提水桶、握抹布、操拖把，把屋子弄得一尘不染的日子；就是听蓝牙、读闲书、说笑话、爬格子，稿费多少只要有就高兴的日子；就是心无杂念倒头便睡、一睡就着总有好梦、早睡早起神清气爽的日子。

就是平淡的、平和的、平常的日子。

人都难免缺憾

我觉得你大可不必因为这些沮丧。人都难免有这样那样、或大或小的缺憾。

齐白石当年自称：诗第一，字第二，印第三，画第四。他的同乡、文学史家陈子展对此说却颇不以为然，也不顾及白石老人的面子，直言相陈：齐先生的画比他的诗、字、印的水平都要高，是占第一位的。他之所以把画排在最后，是有意以画来抬高其诗、其字、其印。

陈先生此言让白石老人觉得是瞧不起他，大发脾气。然而，过了些日子，白石老人精选上等田黄给陈子展刻了一方印章。一直到晚年，老人还夸陈子展诚实。

人都是有缺点的，齐白石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也难免受虛荣心困扰。然而，白石老人又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一旦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就毫不犹豫地改正，并能从内心深处感激指出自己错误的人，纯洁如孩子。

当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和清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历史系系主任蒋廷黻去一位私人收藏家那里淘书。其间，两人都暗暗关注着对方。袁先生问蒋先生有何发现。蒋先生说找到两本小册子，一本是《文祥年谱》，一本是有关鸦片买卖的书。袁先生似乎不感兴趣，蒋先生颇高兴。出来后，袁先生要回图书馆，蒋先生要回学校，于是分手，各走各路。蒋先生看着袁先生离开视野，赶紧回头去买那两本书。到了地方，那位收藏家告诉他，袁先生刚刚把书买走了。

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两个小心眼，也看到两个书痴。

生活中太四平八稳、端正得过分的人，往往并不可爱。

有缺憾的人真实，更值得信赖。

苏东坡有则《别石塔》小文，大有意味：居士说石塔有缝，“塔云：无缝何以容世间蝼蚁？”“坡首肯之。”

石塔有缝，可容蝼蚁；君子有缝，可容小人。反而世上有一等人，做人做得密不透风、滴水不漏，的确是要佩服他有本事，却也让人感到可怕。

古代有所谓“成事者八律”：

一，觉人之诈，不愤于言；二，受人之侮，不动于色；三，察人之过，不扬于他；四，施人之惠，不记于心；五，受人之恩，铭记于心；六，受人之鱼，而学之渔；七，识人之才，授之于权；八，善于谋人，有容乃大。

一个人能做到这八条，即便不说“成事”，绝对是个完人。但这样的完人，让我畏惧。明末史家、文学家张岱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痴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

完人无疑了不起。但生活中我们常常遇到以为只有自己是完人别人都糟糕的完人。一个寓言勾画了这样的完人：

某人抱怨：“我在这个村子见到的是一群卑鄙的人，他们吝啬、自私、贪得无厌，最糟糕的是，他们总是在相互毁谤。”

“真的是这样吗？”一位碰巧与他同行的天使问。

“那还有假！”某人说，“只要看看朝我们走过来的那个人就知道了。看他那残忍的小眼睛锋利地东张西望，他那下垂得很厉害的肩膀说明他阴险且谄媚，他那张合不拢的嘴显得那么贪婪！还有，他看上去鬼鬼祟祟的。”

“你很了不起，可以看到这一切，”天使说，“但是，有一件东西你没有察觉到。”

“什么东西？”某人问。

“我们正朝着一面镜子走过去！”天使说。

几个常识

来信提了许多常识问题。恕我见识有限，只能说些草草的看法：

长篇与短篇，各有审美特征。大部头，多卷本，有的拿起就放不下；有的“名著”被专家激赏，事实上有多少人问津？知青题材的轰动之作数不胜数，我印象最深的是王安忆的一个短篇《本次列车终点》，也是一场社会运动的终点，多少辛酸、欣慰在其中。

长篇需要魄力。鸿篇巨制，不容偷懒。陈忠实的《白鹿原》，关中平原上，两大家族，祖孙三代，半个多世纪，爱恨情仇，生离死别，秦人大腔，高亢苍凉，路途漫漫，浩浩荡荡。陈忠实写完，形销骨立。那是生命的燃烧。

短篇不宜铺陈，螺蛳壳里做道场，方寸之间让人一窥三千大千。海明威的《杀人者》写绝望，只写了一张床上一个懒洋洋的人；鲁迅的《孔乙己》里“茴字的四种写法”，写出一代没落文人的魂灵。

模仿与借鉴。对经典作品，最好的态度是仰望，不是模仿。模仿得再好，再惟妙惟肖，几可乱真，也是东施，不是西施。巴尔扎克刚打主意写小说也有模仿，但他若一直只有模仿，就不会有后来的巴尔扎克。沈从文、汪曾祺的小说，喜欢的读者和模仿的作者都很多。我只是喜欢，但不敢模仿，禀赋、修养都不在那个高度，只能仰望。一九八〇年上中国作协文讲所，同寝室的古华每个星期都去湘西老乡沈从文家。他敬沈从文为师，但他后来写出的《芙蓉镇》，主题与表现却跟沈从文的《边城》满不是一回事。

简洁与丰富。语言是简洁好还是丰富好，这样提问有点让我难回答。因为语言不是只能二选一的，各人有各人的喜好。我只能说我的喜好。

我记住的是四个人的四句话：一，孔子：辞达而已矣；二，鲁迅：写完至少看三遍，尽力将可有可无的字、词、句删去；三，契诃夫：写作的才能不在于知道写什么，而在于知道不写什么；还有书法家启功的对联：行文简浅显，做事诚平恒。

某年在一座寺塔内的墙壁上看到几句话：“今天日头好亮，风好大，早上好冷，中午好热，上塔好难，下塔好累，游人好多，楼梯好窄，干脆拆了好了！”在公共场所乱涂乱画不文明，但用如此朴素又极省俭的文字勾勒的情景倒是蛮传神的。而且，其人的俏皮，也活灵活现，让人心生欢喜。

一个年轻人开花店，写了一句广告语：“这里卖最美的鲜花”。

几位好心的顾客先后建议，年轻人一一接受：陆续删去了“这里”“卖”“最美的”“鲜”，最后干脆连“花”也删了。

顾客已经到了花店，不必说“这里”；花店就是卖花的，不必说“卖”；是不是“最美的”、是不是“鲜”，顾客自有判断，不必声明；“花”当然就更不用说了。

当然，这两个例子都不是金科玉律。

寺塔墙壁上的涂鸦通俗有趣。当年提倡“白话文”，大师写的“白话诗开山之作”也很通俗，但今天看，很难说多么有趣。

花店广告语的不言自明，在小说里就不灵。花是可视的，本身就是语言；小说的语言则需要组织，结果有可能是“花”，也有可能是“草”。小说需要描绘，需要渲染，需要刻画，如果都没有，就一个梗概，不会动人。

诗也是这样。有人认为唐杜牧的七绝《清明》可以改为五绝：将“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改为“清明雨纷纷，行人欲断魂。酒家何处有，遥指杏花村。”

减少了八个字，的确是简洁了，诗味也减没了。减去“时节”和“路上”勉强可以，但减去了“借问”，就很唐突，没礼貌；“牧童”是一个多么天真可爱的形象，整首诗就指着他活了！

文学当然可以留下想象的空间，但也留下了不确定性：就这首诗而言，还是不留的好。想象中的“遥指”者如果是一位风姿绰约让人怦然心动的女孩自然是好，倘若是一个“屠夫”，举起一把杀猪刀“遥指”，那不叫指路，叫杀风景。

字斟句酌，惜墨如金，或汪洋恣肆，滔滔不绝，只要有思想、有真情，都会是好文章。

上面都是老生常谈，你听听也就罢了，不必当回事。

至于AI写作，我完全不懂，只能说，如果哪天所有的文学平台都说“我们有AI就够了，不用来稿”，我也就不写了。

粉丝

我很晚才知道“粉丝”这个音译的词，是崇拜者的意思。崇拜谁，就是谁的粉丝，后来又精简为“粉”，比如某大家的粉丝，就称“某粉”。“粉”多了，就叫“粉圈”。演员、作家、运动员……凡够得上明星的人都有数量多少的粉丝或大小不一的粉圈。在各种媒介看到的粉丝常常很疯狂，为了追逐偶像，不惜奔波千山万水，挨饿受冻露宿街头，甚至不惜倾家荡产，寻死觅活。粉圈则更是起哄架秧子，闹出恶性事件和法律纠纷。给我这种局外人的感觉，粉丝多是些没脑的人。

事实上这感觉太没见识了。

看到一则名人轶事，后世有很多中国粉丝的徐志摩也是一个粉丝。他十分乐于拜见大师，有一年出国，特意拟了一份大师名单，准备逐个拜访，没想到名单上的人均不见他。在剑桥大学担任教职、帮助他进入剑桥大学的狄更生给了他一个手札，让他去拜见老哈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