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落的红叶

昨夜我梦见了小林，他手里捧着一张金灿灿的获奖证书，笑眯眯地吹着口哨向我走来。我欣喜若狂地大声喊起来：“嗨，你这个大头！”没等我把话说完，梦断了。

我们认识在澄衷小学，妈怕我转入新学校不习惯，去找邻居小林姆妈，请她同在此校上学的儿子照顾我。那年，小林九岁，我七岁。每天我们牵着手去上学。走在路上，他爱捡石头，黑的、歪的、稀奇古怪的石头，他都当宝贝藏起来。我爱采树叶，圆的、扁的、三角的，弄平了夹在书里。有时看见一棵没见过的树，便央他爬上去。他把书包一扔刷刷刷地上树，轻轻巧巧地就摘下我要的叶片。

小林有八个兄妹，只有父亲一人做工，家里很困难。由于缺乏营养，他长得很瘦弱，一个与他身体比例极不相称的大脑袋，沉甸甸地嵌在他狭窄的肩上，我们为此都叫他“大头”。他整年穿着一条打补丁的黑裤子，一件用他父亲工作服改成的蓝褂子，用一只不知从哪儿弄来的花布袋装书，破的洞用线缝着。铅笔、橡皮、刀片等都是小林眼中的奢侈品，很短很短的铅笔头，他也舍不得丢，用一根细竹管套起来再用。他常捡别人丢弃的废纸，抹平了在空白处做习题。尽管如此，小林却是我们全校闻名的好学生，每学期他总是年级第一名，享受学费全免，还捧回一堆奖品。

小林不但学习成绩好，还会打球、唱歌、演戏，最绝的是吹口哨，吹出各种中外乐曲，简直是文武双全，样样都行。他做什么都带着我，我学不会或不愿学，就要被他骂“真笨”。有一年寒假，里弄干部组织我们在校的小学生，为散居儿童服务（当时刚解放，还有不少孩子未能入学）。小林编了剧本。他让我演小姑娘，自己穿着借来的大头皮鞋，一顶鸭舌帽翻过来戴，演日本鬼子。他一面用口哨吹着可怕的曲调当伴奏，一面手提马粪纸制作的枪，恶狠狠地追我，直到“乒”地一声把我打“死”。天很冷，我得躺在地上“光荣牺牲”，每次都把我冻得够呛。大人们怕我冷，找麻袋垫在地上，他却不许，说，演戏就得像真的一样，不能造假。我只好忍了。当“新四军”把他抓住时，小林要用口哨吹奏胜利的曲子。看到一个“日本鬼子”当了俘虏，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嘴里却吹着欢快的乐曲，实在太可笑了。每演到此，男女老少无不笑得前俯后仰，我俩为此变成了全弄堂人人皆知的“明星”。

每到晚上，一群小伙伴总爱坐在弄堂口的台阶上，谈各种有趣的事。小林爱摆弄石头，我喜欢研究树叶，我们交换着各自得意的作品，有时为对方找到了一个新品种，就郑重其事地赠给对方。小林教大家认天上的星星，那木勺一样的北斗星就是他教会我认识的。他说，黑夜走路，只要找到北斗，就不会迷路，我至今还有这本事。我们最喜欢玩“过家家”，小伙伴们把我藏起来，要小林来“娶”我。他总是认真地扮演“新郎”，费尽心机找到我，牵着我的手去“拜天地”。每次，小伙伴们总羞他：“讨新娘子，哪有走来的，要有花轿！”听大家起哄，他就会一本正经地说：“将来，我一定用车来接她，一辆四匹马拉的车，车上都是鲜花！”每次，孩子们都会大笑大叫，我则低着头，学着“新娘”的样子，老老实实地站在他旁边。

无忧无虑的童年一晃就过去了。小林考上了市东中学，一年之后，我进了住读的行知中学。我们一周才能见一次面。每到星期六下午，我回家扔下书包，就奔到小林家去。我骄傲地介绍我们学校有那么多树，各种树叶总也采不完，两株广玉兰都要碰到天了。小林说，他们的数学老师什么样的难题都能解，语文老师以前是编辑，一肚子学问，出口成章……说到最后，他就要叹气了，说要能到行知中学去看看就好了。我也沉默了，心里不止一次地希望能到市东中学和他在一个学校读书。

整个中学时代，我和小林盼周末就像盼过节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不知不觉地长大了。一九五七年，小林高中毕业要考大学了。我抄录了全国所有名牌大学的理工科专业，我们久久地在一起讨论、比较。经过激烈的争论，我们得出了一致的结论，报考北京大学地球化学系，让小林实现童年的理想，去研究石头。更重要的是，北大有我心仪的中文系，一年之后我也可以考到这个学校去。小林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他接到通知后，我比他还高兴，拉着他在弄堂里奔来奔去，逢人就大声嚷嚷：“小林要上大学了！”

小林要走了，他的行李极为简单。那些他从小就当作宝贝一样的石头，由于出不起行李费无法带走，都交给了我。在他的书包里，有用筷子、铅笔、大头针和橡皮筋做成的圆规，有用废木条刻成的木尺，还有一小包各式各样的铅笔头，准备在他艰苦的学习生活中继续陪伴着他，只有我送的钢笔，是新的。临走前夕，他来与我告别，他说：“我先去，明年等你来。”我使劲点着头说：“当然，我一定来。北大再见！”我们高高兴兴地在楼梯口道别。

小林走了，他从北京给我写来许多信。他为我收集文章，抄录我寄给他的诗（也有小说、散文）。他为了节约邮资，常把信卷起来当印刷品寄给我。每封信的末尾，他都用端端正正的大字写上：“我在北大等着你！”而我则拼命地用功，每封信的末尾，也用大字写上：“北大再见！”

是的，我们是应该而且可以在北大再见的。十二岁就在报刊上发表作品的我，对未来充满信心。在这全国第一流的大学重逢，这个愿望完全能够实现。然而，命运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由于当时我不知的原因，相约在北大再见成了一个永远也不可能圆的梦。

那一年，到处都在“大跃进”，大学也扩招，班级里成绩垫底的同学都考上了大学。当同学们都去大学报到后，只有我，被全校老师看好的“女秀才”，没有大学录取通知书，也没有不录取通知书。没有地方好打听，更没有任何人来过问我。我去母校问老师，以前对我爱护关心的先生们，一个个都躲着我，除了泛泛的安慰，没有一个人回答我的疑问，一改往日对我的青睐有加，变得冷漠而陌生。在无法接受的百思不得其解中，我几乎要走上绝路。小林用挂号寄来一封长达十页的信，抄录了我们童年时代就非常喜欢的普希金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性急。阴郁的日子需要镇静，相信吧，那快乐的日子一定来临。心憧憬着未来，现在却常是阴沉。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即将变为亲切的怀恋。”小林用真挚的友情，抚慰着我几乎碎裂的心。他要我明年继续考，在信的末尾他如从前一样，工工整整地写上：“我在北大等着你！”

但任何言语都解不了我心头的谜，再美的诗也拨不开我眼前的迷雾，我受不了这致命打击，没几个月就患上肺结核，被迫远离社会，从此走上了一条荆棘丛生的路。

小林靠助学金维持生活，因为没有路费，一年年的寒暑假他都无法回上海。他还是经常给我写信，省下早餐钱买杂志寄给我，并抄录各种富有哲理的文章，贴成剪报送给我作新年礼物。在贫病交迫之中，那充满青春活力的呼唤，把我从茫茫黑夜中唤醒，往我冷寂的心中不断注入暖意。

一九六二年，小林以优异的成绩从北大毕业，分配至地质研究所，开始了他终生研究石头的事业。那年暑假他回上海。当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时，我惊喜地喊：“嗨，大头！”他长高了，肩膀变宽了，戴上了眼镜。

他拿出了五个本子，上面都是我寄给他的习作。他编了目录，注上日期，在每一本的扉页上写着，女作家良骏作品集。我惊奇自己竟然写了这么多，但对“作家”却不敢认同，没上大学，怎成作家？他说高尔基也没上过大学，照样成了闻名世界的作家，你一定成的。

他天天来看我，陪我去打针买药，拍片就医。小伙伴们也经常来，他们把青春和朝气带到了我的病榻前。调皮的忠亿调侃着：“你没有把你的‘新娘’忘掉吧？”小伙伴们大笑着七嘴八舌：“把‘新娘’接到北京去！”“你说过的，要用马车，四匹马拉的车！”捣蛋鬼小强扮着鬼脸说：“你不来接，我可要猪八戒背媳妇，把她抢走了！”小林的脸涨得通红，他望着我颤着嘴唇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没说。

欢快的暑期如飞一般地过去，小林终于要走了。他说，要成为地质专家再来见我，到那一天，他将用装饰着鲜花的小车来接我，去北京看西山的红叶，去北大看看蔡元培、鲁迅坐过的图书馆……我把保存了五年的石头还给他，他全都带走了。他给我留下一本《普希金抒情诗选》，书的封底，他用水彩笔画了一辆金碧辉煌的马车，车上满是五彩缤纷的鲜花。

火车开动前几分钟，一向乐呵呵的小林忽然哭了。他任眼泪流下来，我握着他已经变成男子汉的大手，我想说，我不要什么马车，我想说，留下来，留下来，别走……可眼泪噎住了我，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们泪眼蒙眬地互相注视着，千言万语全留在了心头。火车启动的铃声响了，小林挣开了我的手，跳上车。

火车缓缓移动了，我跟着火车向前走，小林向我挥着手，火车越开越快。我一生最好的朋友，连同那些想说而没有说的话，还有那辆满载鲜花的马车，远远地、远远地永远消失在地平线的尽头。

他回北京没多久，就去了宁夏。他说过，地质工作总要出差，去的都是很艰苦的地方，对他的调动，我并不在意。可奇怪的是，每月只能来一封信，而且只能写一页纸，他用很小的字写，省去了称呼、祝语，写得密密麻麻，文字却很拘谨，除了问候、鼓励，不再有勃勃的生气。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问之再三，他王顾左右而言他。我继续困在病床，心情本就坏到极点，因无处打听他的消息，天天担心、害怕、忧虑……而我的病是需要静养、乐观对待的。我越来越瘦，开始咯血。我们继续通信，但似乎没什么可写了。我问的事，他不回复，我有一肚子想说的话，不敢说。再愚钝的我，也猜到了，他一定是身不由己了。妈早就知道了，小林姆妈也知道，他们瞒着我，但终于，瞒不下去了。我被重重击倒了。那一年，医生要我再拍张胸片，他一看，摇摇头说病没控制好，病菌到处乱窜，后果很难预测。我如跌入冰窖，我不知该如何活下去，前面的路怎么走？茫然四顾，无一人可以帮我。又是五年过去，小林突然不再来信，我写去的信也石沉大海。我去找已搬走的小林姆妈，她见了我，一句话没说，已哭成泪人。“小林，没了？”我吓得语不成句。她说：“他活着，但你别再找他了。”“到底出了什么事？”小林姆妈抱住我大哭，断断续续地说，你们不可能有结果的，别再给他写信了！我一路哭回家，妈连滚带爬地下楼来，把我扶上楼，她什么也没说，只是哭。我发了疯似的喊，我要去找他！我收拾行李要去火车站。妈说，买火车票要单位证明，谁给你开？再说，他信封上只有信箱，没有地址，你上哪儿去找他？我抱着妈大哭了一场。就这样，小林从我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了。绝望击碎了我最后的幻想，我不再写信，也不再寻找。

这以后，天翻地覆。在岁月的长河里，我上下沉浮，苦苦挣扎，不堪回首。终于云开日出，苦尽甘来，盼来了好日子，我家要搬新居了。整理物品时，从杂物堆里掉出一封信，一看，竟是小林写给小强的信，信中只有寥寥几行：“我不能护她一生，拜托你，照顾她，爱她，别让她再哭……”我像被雷击了一般，呆若木鸡，连哭都不会了。原来正是这封信，小强守护在我身边，后来我成了他的妻。那么多年里，我从不敢提起小林，我一直奇怪，小强竟然也一个字都不提起，原来是怕我得知真相。半生的委屈、痛悔、遗憾，所有的未解之谜，在这一瞬间，都了然了！

一九八四年，母校成立了校友会，我被选为副秘书长。阔别了二十六年，我回到熟悉的校园，坐在原来的教室，恍如隔世。就在这一天，我听到了一个惊天秘闻。当年，北大中文系、复旦新闻系（我的第二志愿），分别寄来了录取通知书，却被学校扣下了。一九五八年，有关部门首次对全国高中毕业生进行政审，家庭成分不好的学生，根据规定，不能上大学。就在这一年，躲过了“反右”风暴的父亲，被内定为“中右”，即将贬去青海。他毫不知情，但我及弟妹们的档案里，已悄悄添上了这一笔。于是，我止步于大学门前，我的弟妹也都被关在了大学门外。和我有同样遭遇的，还有我们班七个男生，他们因好玩，成立了“合一社”，一起打球，被内定为“反革命小集团”，全部被取消上大学资格。当时，他们同样毫不知情。

当年经手这件事的校长、书记等人都已全部离世，只有早已调离的教导主任菱先生代表学校向我们致歉。只见他连连鞠躬，说，对不起，对不起！这二十六年，我靠山山倒，靠水水流，步步受阻，路路不通，原来是因为我的档案上盖有“不宜上大学”的印记！父亲平反了，却没有人为我改错。已到了一九八四年，我还在人世间飘零！这三个字轻飘飘的，如同笑话响在耳畔，我心痛欲裂却只能无言以对。我忽然想起小林当年说的，一切都会过去……是会过去，也只能过去，但真的能过去吗？这样的问题没有任何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