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的小说课（四）

第六章

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

张开眼睛的盲目—

一个社会学式的人性考察

作者按：本章小说引文出自若泽·萨拉马戈：《盲目》，彭玲娴译，时报文化，2002。

在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作家中，葡萄牙小说家若泽·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1922—2010）是比较特别的一个。虽然他早在20多岁时已开始写作，但是到1980年58岁时出版了长篇小说《大地起义》（Raised Up from the Ground）后，才开始受到文坛注目。他在1998年66岁时获奖，距离他的获奖小说《盲目》的出版只有3年。（如果以英译本算，则只有一年。台湾地区版跟英译本译作《盲目》，大陆版跟葡萄牙文译作《失明症漫记》，这里用的是台湾地区版。）他也是以葡萄牙语写作而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他的得奖，是因为其“富有想象力，富同情心和具嘲讽意味的天马行空式的寓言故事再次让我们探寻那难于捉摸的现实”。

《盲目》的故事并不复杂，讲的是一个在开着车的人忽然就看不见东西，变成了盲人。一个路人帮他开车，把他送回家，并扶他进屋子里。但原来此人是小偷，他下楼后把盲人的车偷走了。盲人的妻子带他去看眼科医生，医生也不明白为什么他突然之间就盲了。而这种盲不是普通盲人的症状，即眼前黑漆漆（黑蒙）的看不见东西，而是眼前都是白蒙蒙一片，奇怪的是，这种患失明症的眼睛外表看来和开眼人一样。

医生把这种新的症状称作“白蒙”，因为找不出其成因，还没法治。病人回家后，事情变得离奇起来。医生的眼睛也出现白蒙现象，然后也盲了。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传染病，便立即向卫生局报告，然后根据指示，马上迁去隔离的地方—一家废弃的精神病院。医生的太太害怕没人照顾他，谎说自己也受传染，跟着丈夫一起去隔离。当局也根据医生的线索，找到了看过眼科医生的被传染者，然后把他们都送进废弃的精神病院隔离。跟着陆续又有一些失明的人住进来。起先，只有一个房间的人时，虽然有冲突，但相处还可以，之后进去的人越来越多，到最后达到三百余人。整个精神病院变成一个集中营，守卫因害怕传染而不跟他们接触，但最后仍是失明了。在没人管理的情况下，某个房间一群失明者以流氓和统治者的姿态控制了食物，要营中所有盲人都交出全部财物才可以拿到食物。然后，又强迫所有女性为他们提供性服务。

因为食物被控制，大家都被迫就范。但是，在开眼的医生太太忍受不了而杀死流氓头目后，病房的人便群起抵抗，终于烧死了那群流氓。在守卫因失明而早已跑掉的情况下，那些反抗的人也跑到了街上。最后，突然地，第一个失明的人能看到了，然后，其他的人也相继能看到了，但看到的景象却让他们震惊了—全城已陷入无政府状态，街上的人全都失明了，自己的家也给其他失明者霸占了。小说的结尾是：一直没盲的医生太太“站起身走到窗边，俯瞰满是垃圾的街道，俯瞰正在欢呼、歌唱的人群，然后抬起头仰望天空，眼前一片浑白。轮到我了，她想。恐惧促使她急急垂下眼光。城市依然在那儿”。

故事有点魔幻性质，接近于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也像卡夫卡的小说那样，充满梦幻色彩而不可思议。然而，萨拉马戈的叙事风格却是独特的。这部小说不像其他传统小说那样有对人物性格的描述和人物对话时的条理分明。作者没有在对话中加上引号，没有分行，也没有加上说话者的名字，而是全凭读者在句子中感受和捕捉话语的逻辑性。这种叙事风格需要读者全神贯注地阅读，分清谁在说话、谁在叙事、作者在哪里……除了小说的艺术手法，小说的人物设计和情节安排也很独特。从第一页开始，整部小说都没有出现人物的名字。叙事者在描述他们时，都以“第一个盲人”、医生、医生太太、戴墨镜的女孩等来形容其身份。正如医生太太所想的：

当大家都看不到谁是谁时，知道各人的名字有什么用？我们与世界隔绝得如此之远，将再也不知道自己是谁，甚至再也记不得自己的姓名，何况名字在这儿有何用处，狗与狗之间彼此并不相识，也并不依主人取的名字来辨识彼此，每只狗之间的不同在于气味，彼此之间便是用气味来辨认，我们就像另一种狗，用彼此的吠声和话语来辨识，至于其他的特征，五官、眼睛和头发的颜色，都不重要，仿佛并不存在似的……

全书最关键的人物，正是没有失明的医生太太。因为作者设计的这个失明传染病，使失明了的眼睛看上去跟正常人的一样，而医生太太为了照顾丈夫跟他一起进集中营也是常理之中，甚至也能瞒过卫生局。正是她的开眼，让读者看到了人性如何在封闭和被蔑视、专政和被羞辱之下出现种种扭曲。作者也借着她的眼睛，描述了精神病院的环境和各人对环境的不同反应，最后也借着她开眼的优势，杀死了流氓头子。

这是一个关于社会崩溃的寓言，也是一个社会学式的人性考察。因为所有人都盲了，社会上原本的秩序都不管用，善良者如医生太太会像圣母玛利亚一样，悉心地照顾受难者，但恶人流氓则如魔鬼撒旦，把人折磨得死去活来。在社会秩序和制度崩溃的情况下，人性恶和人性善的一面也暴露无遗。为了能填饱肚子，出卖和叛变有之，忍受屈辱有之，互相提携照应、牺牲自己成全大家者有之。作者充分显示了强权之下的种种世态。萨拉马戈以极具说服力的笔触，令小说震撼人心，让读者印象深刻，从而使其意识到现代社会管治的脆弱性。尤其是对极权控制的忍辱和顺从的描绘令人心寒，从而激起人们反抗的本能。

萨拉马戈虽然写的是寓言，却不是无的放矢。他在里斯本长大，父亲是普通警员，中学读的是职训学校，青年时期干过汽车修理等工作。他也热衷写作，25岁出版了他的小说处女作，但由于没有销路而停笔，直到19年后才出版他的第二部作品— 一本诗集。又过了11年之后，出版了他的第二本小说。20世纪60至70年代是他的社会活动活跃时期。他以新闻工作者身份为报刊写稿和发表短篇小说，也参与各种社会活动。

1980年他的长篇小说《大地起义》（Raised Up from the Ground）出版，其小说家地位才得以确立—那时他已58 岁。1982年出版《修道院纪事》之后，声名鹊起；1984年的《诗人雷伊斯逝世的那一年》获英国《独立报》“国外小说创作奖”；1988年的《巴达萨与布莉穆妲》首度使他成为英语出版世界的焦点；1989年的《里斯本围城史》对历史诠释做出了新面向的探索；1992年获选为当年的葡萄牙文作家；1995年出版《盲目》后，获“西班牙骑士大奖”和法国政府授予的 “文学骑士勋章”；1998年则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萨拉马戈直到2010年逝世时都是以左翼知识分子自居。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自己开了一个博客，对社会上各种政治议题发表看法，尤其对美国小布什政府的右翼和霸权主义意识形态做出了强烈的批判。

第七章

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

一个侏儒眼中的记忆伤痕

作者按：本章小说引文出自君特·格拉斯：《铁皮鼓》，胡其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

2015年4月，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Günter Wilhelm Grass，1927—2015）逝世时，我就想写写他。最近上香港文学课，向学生提到格拉斯与我的一段因缘，那和20世纪80年代曾经发生过的一件文坛小事有关。

我和格拉斯算是有过一面之缘，但不认识。1980年，《明报月刊》搞了一个座谈会，请了去内地访问路经香港的格拉斯参加座谈。香港作家有当时的《明报月刊》总编辑胡菊人和刘以鬯、戴天、余光中、也斯等。座谈会的主题是“作家的社会责任”。这个主题也许是应格拉斯的背景而起的，因为他不但是在德国—当时称作“联邦德国”—享负盛名的作家（当时还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且是强调作家社会责任的左翼作家。刘以鬯先生在座谈会上强调，要作家负起对社会的责任，首先要社会负起对作家的责任。其后刘先生在《明报月刊》发表一篇长稿做补充，并以老舍和叶紫等为例子，说明战时中国作家生活困苦，还谈什么社会责任。

当时曾澍基和黎则奋等人办了一本杂志《文化新潮》，我在第一期上写了一篇长文，反驳刘先生的论点。我主要讲出，战时作家即使生活再困苦，也没有忘记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而写出了不少声讨侵略者和反映人民生活苦况的作品。我引了格拉斯在座谈会上的一段话：“一个作家无论遭遇多大的社会困难，都不能阻止他去写他要写的作品，如果他真正一定要写，真正感到内心有一种动力的话。或者我们没有充分讨论过这方面的情况，这是作家对自己的责任，对他所具有特殊才华的责任，这是他的使命，只有他才能把要写的东西付诸实现。”

文章发表后在香港文坛引起了一场关于作家与社会责任的争论小风波。刘先生作为甚具声望的作家，被我这个无名小子批评当然有些不高兴，但他没有加以辩白，反而是他在文坛上的一些作家朋友以及一些专栏作家，批评我这个初生之犊不明社会实况。其后看到刘先生，他仍然不以为忤，还约我为他翻译一篇外文小说。这可见刘先生的胸襟。

格拉斯是我喜欢和敬佩的作家。但我读他的小说，却是由电影开始。当年香港国际电影节放映的由他的小说改编的《铁皮鼓》，让我有种震撼的感觉，后来我就把他的“但泽三部曲”和自传都看完了。虽然他的自传后来引起一点争议，但无损于我对他的敬佩。

《铁皮鼓》由德国大师施隆多夫（Volker Schlondorff）导演，1979年在中国香港国际电影节的译名为《锡鼓》（台湾地区译名），那时已是原著出版20年之后。虽然小说在联邦德国已是畅销书，但在英语世界一纸风行，还是拍成电影之后。原著是厚达四五百页的长篇小说，导演在两个小时之内对其做了十分完美的演绎。叙事者奥斯卡那孩童声音的旁白和那双充满惊恐表情的大眼睛，加上那单调呆板的鼓声，使得整个故事产生了难以名状的震撼力。生命的无常、人对暴力的无助，混杂在黑色荒诞的处境中，令人伤感。电影《铁皮鼓》着重表现小说中的家庭历史和家庭生活，以呈现人的生、老、病、死。电影对小说中的婚姻、婚外情、强奸、暗恋等行为加上了许多性行为的描绘和暗喻，影像视觉强烈，层次丰富，即使多年后的今天，我仍有深刻的印象。后来读格拉斯的小说，知道性跟生存和死亡都有不可割断的联系。

格拉斯1927年出生于但泽（即今天波兰属地格但斯克，当年则属于德国）。在他中学期间（1944），当纳粹德国已呈败象时，他被征召入伍，后来因受伤被俘，1946年德国战败后获释。1949至1953年间，他先后入读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和西柏林艺术专科学校。读书期间，他对雕塑、绘画和写作有着浓厚的兴趣，之后还参加了著名的文学团体“四七社”，并且陆续发表了诗歌、话剧和短篇小说等作品。《铁皮鼓》出版于1959年，奠定了他在德国文坛的大师级地位。当年他在 “四七社”诵读这部小说初稿时，就获得文友的交口称赞。《铁皮鼓》不但是他的重要代表作，也是德国当代文坛的瑰宝。其后他又写了中篇小说《猫与鼠》（1961）和长篇小说《狗年月》（1963），虽然跟《铁皮鼓》没有上文下理的关系，人物和情节也没关联，但它们的故事都发生在但泽，都是通过描述纳粹兴起及其使德国人产生的“后遗症”，批评和讽刺了德国现实。当出版社决定把三部作品称作“但泽三部曲”时，格拉斯也表示同意。前面说过，格拉斯是左翼作家。他是德国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的成员，有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因此他的作品很多都抨击德国战后资产阶级的恶行，当年德国总理施罗德就曾经称他为“卓越的社会批评家”。

从欧洲文学传统来看，《铁皮鼓》可说是一部流浪汉体裁的小说。这种体裁承继自16世纪的西班牙小说，主要描写一个特殊人物在混乱和衰败的社会中的流浪生涯，并从中揭示光怪陆离的社会状况。这些小人物通常以“反英雄”的面貌出现，他们是“局外人”，但往往在重要关头都参与其中。《铁皮鼓》的架构也差不多，全书共分四十六章，以框架结构展开。小说主人公奥斯卡是一个有着侏儒身材、被视为精神病患者的人。在奥斯卡的叙述中我们知道，1899年10月，穿四条裙子的农妇安娜·布朗斯基在收割土豆时，用裙子救了被宪兵追捕的矮而壮的男子。两人就这样成了夫妻，生下女儿阿格内丝，就是奥斯卡的妈妈。生下奥斯卡时，他其实是一个异胎，出生不久就能够听懂大人讲话，并且已经开始思考自己的前途问题。他看到一只飞蚁扑向电灯，担心电灯会熄灭：世界如果变成漆黑一片怎么办？虽然他很想回到妈妈的肚子里，可是他的脐带已被剪断。他3岁生日时妈妈送给他一个铁皮鼓，从此这个铁皮鼓便成为他的随身物。他为了不参与成年人世界的游戏，自己从地窖的楼梯上摔到地面，从此成了长不高的侏儒（身高96厘米）。他虽然外表有点痴呆，口齿也不清，智力却是成年人的三倍。他最厉害的绝技是能够用声音震碎玻璃。1945年他的父亲去世时，他被同父异母的弟弟（后来交代是他的儿子）用石头击中，从此开始长高到1.23米。不过，他的长相却是鸡胸驼背，而原本能够用声音震碎玻璃的本领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