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出昆冈 路联京疆

玉是中华文化的特有符号，新疆和田玉是中华玉文化的主要载体。故宫博物院在建院一百周年之际开设《玉出昆冈—清代宫廷和田玉文化特展》，从院藏三万余件玉石文物中遴选二百五十八件清宫旧藏和田玉精品，诠释和田玉文化，展开一幅我国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画卷。

考古研究表明，新疆用玉的历史已超四千年，若羌县成批量出土的玉斧，说明当时地方性采玉、制玉已初具规模。自西汉中期以来，随着张骞“凿空”西域的壮举，新疆和田玉逐渐进入中原并流布四方。展品中的清宫旧藏“白玉辟邪”便是汉代和田玉珍品。圆雕的辟邪方头曲颈，似虎生角，身长羽翼，伏身潜行，造型与陕西汉元帝渭陵出土的玉辟邪颇有渊源。辟邪是古代汉地的流行形象，寓意消灾避难、祈保平安。以西域上佳玉料琢成汉地流行形象，体现了两千多年前的民族交融；将汉代遗珍入藏清代宫廷并留存至今，亦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脉传承。

唐朝建立后，继续积极经营西域并卓有成就，在新疆地区设立特别行政机构安西都护府，统辖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其中的于阗便是今和田的前身。至此，和田玉大量输入内地，成为此后千余年玉器制作的主要原料，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基因血脉。展品“白玉献宝图带板”即是唐代珍品。带板是玉饰腰带的主要配件，上面浮雕着进献宝珠的人物，见其深目、高鼻、虬髯、卷发，俨然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形象。从出土及传世文物来看，唐代玉带板上常见这类“胡人”图案，有乐舞图、进宝图、戏狮图等，反映了当时各民族间的频繁往来和友好交流。

自晚唐安西都护府陷落，新疆地区经历了漫长的割据与动荡，分合不定，多个政权在碰撞交流中完成局部统一，各民族之间也持续着交往交流交融。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朝终于勘定南北两疆，正所谓“拓地二万余里，实为振古未有之丰功”，新疆地区重新纳入中国中央政府的管辖并再不曾疏离。自此始设驻疆大臣，施行贡玉制度，和田所产玉石作为赋税固定下来，从中拣选上好玉料运送至北京。乾隆二十六年（1761），官方正式接管了和田玉的开采权，玉料统一开采、运送，源源不断贡入宫廷，玉雕艺术也在乾隆帝的积极推动下获得巨大发展。

此次特展展出的“青玉采玉图插屏”和“白玉采玉图山子”生动反映了这段历史。插屏为正方形和田青玉，正面浮雕山岭、树木，山间石阶通向一座关隘。运送玉石的队伍沿阶而行，一人策杖行走于前，其后六人或抱、或抬、或肩挑、或用车推着玉石相随，另有一人已近城楼，正在叩关。考历史地理可知，当时和田玉料进入中原的首个枢纽关隘为嘉峪关，画面中关隘或与史实有所呼应。展品白玉山子则随玉料的自然形态雕琢而成，在嶙峋山石之间，三名采玉工匠头戴尖帽，足蹬高靴，均为典型的新疆地区少数民族样貌。他们或手捧玉石，或肩扛布袋，正沿山道拾级而上。

两件采玉图文物背面，均镌刻乾隆御制诗《和阗玉》，后署“乾隆己卯秋御制”，说明此诗恰作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收复新疆之时。诗中既介绍了和田玉的产地历史，“和阗昔于阗，出玉素所称”；又描述了玉石籽料采自河中的细节，“其实产于水，在石亦浪名”；还讴歌了收复新疆、打通玉路的功绩，“回域定全部，和阗驻我兵，其河人常至，随取皆瑶琼”。

新疆归复三十年后，年近八十的乾隆帝追忆这段岁月时仍心潮澎湃，他再制诗篇镌刻在一对白玉碗上。玉碗温润细腻，侈口、深腹、圈足，内壁光素，看似平淡无奇。但碗的外壁刻满了乾隆帝《御制咏和阗大玉碗六韵》诗及序文。序文中忆往昔收复失地之峥嵘岁月：“二万里溯勤拓地，德昭宵旰之筹。”又念和田玉工开山淘水采玉纳贡之辛劳：“三十年久效捞波，心底春秋之贡。”还描述自己体恤新疆民众而减免税赋，并由此带来好运，获得了绝佳美玉，制成玉碗一双：“近蠲税半，新获瓌双，径可得周尺。”诗文中还透露了玉碗为开采自山中的玉石，而非河中拣拾的籽料：“谁云山玉逊水玉，看此双盂本一盂。”又说明了玉碗的制作有赖于苏州工匠典雅不俗的技艺：“吴匠不教施俗样，考工聊命述淳模。”进而赞成品之精美，述玉碗之用途：“水天圆月光相映，樽俎宾筵礼或殊。”

据清宫档案记载，和田玉料运至北京后，需先由工匠画图样呈乾隆帝御览钦定，然后将玉料发往江南的苏州、扬州等具有高超手工艺传统的地区，经能工巧匠琢磨成器，最后再运回北京在各宫殿、园囿、坛庙中陈设、收藏乃至供奉，诚所谓不远万里、不惜重金、不吝人力、不计时耗。故而乾隆朝玉器选材之精良、设计之巧妙、意境之高雅、雕工之精美，均为历代所不能及。

经乾隆帝的“诗情”，宫廷玉器的“画意”，以及清宫档案的“史韵”，多重诠释了来自新疆的和田美玉已成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坚实物证。

此次展览以玉为媒，以史为基，在展示清代宫廷和田玉文化的同时，更体现了两千多年来，以和田为代表的新疆地区各族人民与内地往来频繁、关系密切，充分反映出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重要成员的不争事实。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