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画像与孝道思想

儒学是汉朝的显学，尤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思想也就成了人们奉行的准则。其倡导的仁爱、中庸、克己复礼等思想，都是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孝道与丧礼的重视，也是其核心内容之一。如《论语·为政》中就强调，对待父母应该“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认为这是起码的孝道。正是由于儒学的独尊地位，其对两汉时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乃至民俗民风也深受其浸润。汉代上至朝廷下至民间对孝道与丧礼的高度重视，其思想根源便在于此。

孝道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堪称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丧礼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早就形成了一套烦琐的丧葬礼仪制度，儒家经典《周礼》《仪礼》《礼记》等都有专门记载。这种丧葬礼仪程序复杂，名目繁多，概括而言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殡葬，二是治丧，三是守孝。其中最重要的是守孝，它直接影响着居丧者的社会声誉，因此特别被人们所重视。

汉朝重视孝道与丧礼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与当时的选举仕进之途也有着深刻的关联。刘邦在建立汉朝之初，为了网罗人才，巩固统治，曾下诏征召天下贤能：“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到了汉文帝时，开始建立了比较具体的选举贤能的办法，前元二年（前178）下诏说：“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前元十二年（前168）下诏又强调了荐举孝廉。遵循最高统治者的要求，荐举贤良和孝廉也就成了朝廷大臣和地方官吏们认真贯彻实施的一项重要任务。汉武帝也非常重视贤良与孝廉二科的察举，曾多次下诏推行。董仲舒、公孙弘等人才，就是在汉武帝下诏策试贤良和荐举孝廉时被发现并得到重用的。

通过史书中的记载，可知汉代察举已成为统治者选用人才的一项重要措施，并形成了制度。而察举的重要标准，便是看被察举者对儒家孝道思想的奉行。除了日常的孝行，更看重被察举者在丧礼中的表现。如西汉政府就有“不为亲行三年丧，不得选举”的规定。东汉政府实行“举孝廉”制度，更是将“孝悌”作为选拔任用官吏的一条最重要的标准，而最能彰显儒家孝道思想的最直接、最显著的做法便是与丧葬礼仪的结合。诚如有的学者所说：“‘孝’成了人们出仕入宦的重要途径之一，厚葬又是获得‘孝’桂冠的重要手段之一。”正是由于汉朝统治者对儒家孝道思想的大力倡导，以期达到“以孝治天下”的目的，使儒家孝道思想高度政治化，从而使孝行可以“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这一观念成为儒生们的一种共识，并由此而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风气。而这正是两汉时期厚葬之风的由来，厚葬中除了随葬品，各地大量体现这种观念和风气的墓葬画像也就应运而生了。

汉代画像作为厚葬之风的产物，从内容到形式都与当时盛行的孝道思想密不可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孝道思想中的“事死如事生”观念，在各地出土的汉代画像中就有充分的展现。譬如通过画面描绘各种荣华富贵的人间场景，一方面表现墓主生前的身份地位和享乐生活，另一方面则象征着死者在冥间仍然享有车骑出行、歌舞宴乐、庄园华居、婢仆侍奉的种种特权。把现实世界中对人间世俗的追忆，转化成了一种对冥间虚拟的想象和愿望。东汉王充《论衡·薄葬篇》中就提到“谓死如生”和“以为死人有知，与生人无以异”，这是当时很流行的一种观念。这种观念迎合了当时人们的心理需求，并成为一种时尚，从而对画像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汉代画像中表现孝道的画面内容，有几个显著特点：

一是通过画面再现死者生前的生活情形，这些情形通常都是死者生前事业最为辉煌、地位最为显赫、一生中最值得炫耀或者是日常生活中最得意快乐的时刻。譬如贵族和官宦的墓葬画像中大都以车骑出行、前呼后拥、谒见应酬、宴乐庆功等画面表现其人间的身份，同时象征着其在冥间仍然享有的特权。有的画像还描绘了富豪人家拥有的庄园田产、楼阁庭院，还有宴会歌舞等各种各样的享乐生活，以此来象征墓主死后仍然享有生前的财富和快乐。有些夫妇合葬墓或女性墓葬画像则大都描绘有闺房燕居、婢仆侍奉的情景，以表达墓主在冥间仍然可以享有生前一样的生活。在此类画像中，“事死如事生”观念是和真实再现的画面内容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比较直接而生动的表现手法。

二是采用想象和虚构的手法为死者描绘一种享乐的生活场景。在有些墓主的墓葬画像中所描绘的各种生活场景，与墓主的身份地位并不相符，有着非常明显的想象与虚构的成分。比如并非身份显赫的官宦，却描绘了前呼后拥的车骑出行；并非富豪贵族，却描绘了奢侈的宴会歌舞场面。显而易见，这是一种为了满足孝子贤孙们的虚荣心与孝道而创作的图像，或者是画像的雕刻制作者们已经习惯了此类创作，一种驾轻就熟的挪用而已。但此类画像内容的寓意则是明确的—以此来象征墓主在冥间的享乐生活，并以此来表现孝子贤孙们的孝敬。生前是否拥有并不重要，死后享有才是关键，这正是此类画像的旨意所在。汉代学者说当时的墓葬有“崇侈上僭”“竞为华观”的倾向，说明在两汉时期，这曾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而画像石与画像砖都是埋入地下的画作，画面内容是否“逾制”或不合规矩，不会有人计较，也不会有什么风险，这也正是此类画像内容得以盛行的又一个缘故。

三是通过寓意丰富的画面来表现孝子贤孙们隆重的送葬与吊唁祭祀。古人对送葬和祭祀是非常重视的，他们将其视为孝子之行的重要标志：“故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殆则丧，丧毕则祭。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汉代画像中常见的就有描绘孝子贤孙们丧车送葬与吊唁祭祀的情景，比如殡车出行、扛幡送葬等都是汉代画像中较为常见的画面。

例如山东微山县微山岛沟南村出土的一件画像石，画面中格描绘了一辆豪华的四轮丧车在送丧人群的护送下正向墓地前行，画面右格是林木茂盛的山间已挖好了圹穴，戴冠着袍的众人正在做安葬祭拜的准备，这应是官员或豪富阶层的送葬情形。又如安徽灵璧县九顶镇出土的一件画像石，画面下层描绘的则是普通家庭牛车殡葬的场面。

关于吊唁祭祀，在汉代画像中也有生动的描绘，例如山东沂南县北寨村出土的几件画像石上，就描绘了隆重的吊唁祭祀场面。画面人物众多，祭品丰富，有跪拜或躬揖的亲朋宾客，有放置在祭案上的果品、鱼、羊以及放置在地上的盘、壶、盒、箧等装祭品的用具，充分显示了孝子贤孙们送葬的奢华。也有非常简单的画面，如山东枣庄市邳庄村出土的一件画像石上仅刻画了插着三支香的壶和摆放在盘中的两条鱼，也同样有祭祀的寓意。无论是大型吊唁祭祀场面中丰厚的祭献，或是简单的祭品，都是供死者在冥间享用的，是孝子贤孙们“事死如事生”观念的体现。

汉代画像中除了上述的送葬与吊唁祭祀情景，是否还有其他形式的墓祭画面？曾有学者认为，汉代画像中描绘的“祠主子孙在树下弯弓射鸟的场面”，也与墓地祠堂中的祭祖活动有着密切关系，“在祭祀已故先祖时，必须事先准备好祭祀用的牺牲。射猎、狩猎和渔猎都是获得祭祀用牺牲的手段”。因而这种祭祀也被称为“血食”。但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其实关于“血食”，古代主要是指杀牲取血而祭，而牲的含义也是比较明确的，并非鸟兽而是六畜。《周礼·地官·牧人》就说得很明确：“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其祭祀之牲牷。”注释“六牲谓牛马羊豕犬鸡”，牷是纯，“谓牷体完具”之意。史书对汉代祭祀用牲也有颇多记述，《汉书·郊祀志》中记载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曾下诏曰“吾甚重祠而敬祭”，对传统的祭祀活动都加以保持，“春以羊彘祠之”“常以岁时祠以牛”，后来各朝代基本上都延续了这一做法。《后汉书·志·祭祀下》说“古不墓祭，汉诸陵皆有园寝，承秦所为也”，不同的祭祀则分别用牛或羊豕。古代祭祀因用牲的区别而有不同的说法，牛羊豕三牲具备谓之“太牢”，如晋代葛洪《抱朴子·内篇·道意》就说“太牢三牲”。如果祭祀只用羊豕二牲，就叫少牢，或专用一羊一豕者则称为“特牲”，或称“特羊”“特豕”。《清史稿·礼志一》对此有明确解释“太牢：羊一、牛一、豕一；少牢：羊豕各一”。但亦有专指牛为太牢、羊为少牢者，如《大戴礼记·曾子天圆》就说“诸侯之祭，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馈食”。什么祭祀用太牢或少牢呢？《礼记·王制》说“天子社稷皆太牢，诸侯社稷皆少牢”，可见是有严格规定的。

此外，汉代祭祀还讲究用鱼，《史记·礼书》就有“大飨上玄尊，俎上腥鱼”之说。汉代祭祀用牲和用鱼的习俗，这从汉代墓葬出土常见有陶制六畜陪葬品可以得到证明，山东枣庄邳庄村出土刻画有插着三支香的壶和摆放在盘中的两条鱼以表现祭祀的画面也是明显的例证，还有山东沂南县北寨村出土的几件画像石上对祭品的描绘也是很好的说明。射猎、狩猎和渔猎所获得的鸟兽之类猎物，在农业和畜牧业已高度发达的汉代，已经不是人们的主要食物来源，其本身已成为贵族和官员们闲暇时活动内容。所以，与其说射猎、狩猎和渔猎都是获得祭祀所用牺牲的手段，不如说它表现的是墓主生前的一种真实生活情景，象征着墓主在冥间仍然能够享有射猎和狩猎的快乐。

在汉代画像中还有描绘孝子故事的大量画面，也是汉代孝道思想的重要体现，与“事死如事生”观念有着很重要的关系。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关于孝子的故事虽然先秦已有之，而采用孝子图像的形式来表现孝道，是从汉代开始才大量出现的。这既是汉代孝道之风的张扬，也是汉代石刻艺术叙事的创新。孝子图具有很强的故事性与观赏性，迎合了人们的心理表达与视觉需求，出现后即广泛流行。经过后世的演变增删，到宋元时期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二十四孝图。汉代画像中出现的大量孝子图，其直接体现了墓主后人们对孝道的高度重视，而其深层寓意则是供墓主在冥间赏玩—时人认为，死者在冥间不仅有生活需求，还有心理和精神需求，而这些以彰显孝道为主题的画面便正是为了满足死者的此类需求，展现了对死者灵魂和精神的关怀。

汉代画像中的孝子图通常以多幅画面组合而成，少则三五幅，多则十余幅，形成孝子系列图像。在不同地区，孝子画像组合方式往往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尽管故事内容大体一致，但民间表现形式丰富多样，展现出多种模式。从出土的汉代画像资料看，汉代孝子图在山东齐鲁之地比较普遍，不仅数量众多，内容也相当丰富。从贵族与官吏的祠堂，到社会各阶层的墓葬，都有孝子图画像。譬如武梁祠的三面墙壁上共刻画有四十余幅画像，其中有上古帝王11位、忠臣2位、列女8位、刺客6位、孝子17位。从画像数量看，孝子图位居第一。齐鲁是儒学的发源地，也是汉代儒学的大本营，孝子图就体现了孝道思想对齐鲁民俗民风的深刻影响。巴蜀地区自从文翁创办学校而文运勃兴，也成了儒学昌盛之地，四川出土的画像石与崖墓石刻中就有孝子图，其中尤以“董永孝亲图”比较常见。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上也有孝子图，其画面内容与排列方式与山东武梁祠较为类似。和林格尔位于北方边远地区，由此可见汉代孝道观念的传播与影响。

汉代孝子图的内容比较多，大都以人物故事为依据，画像主要出于民间画匠与工匠之手，画面大多简明生动，有的画面还刻有榜题文字，使人一目了然就能看懂故事内容。例如董永孝亲的故事，在山东武梁祠就有画像，并刻有“永父”“董永千乘人也”榜题。画面中，董永在田里劳作，他的老父亲坐在大树下的独轮车上，手持鸠杖，正与回头的董永说话。在董永上方有一位肩生羽翼的女子，有人认为她便是后来成为董永之妻的仙女。古代有董永卖身葬父的传说，而画像则刻画了董永勤劳耕作以供养父亲的尽孝情景。四川乐山柿子湾与麻浩东汉崖墓也刻画有类似的董永孝亲画像，四川渠县蒲家湾的汉阙上也刻画有同样的画像。关于董永的故事，汉代刘向《孝子图》已有记载，干宝《搜神记》也讲述了董永至孝，自卖为奴办理父亲丧事，感动天帝，令织女下凡为妻助其偿债的情节。曹植《灵芝篇》以及后来的《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都记录了这个故事，足见其流传广泛、影响深远，堪称汉代孝子图中的经典。后世有董永与七仙女的传说、《天仙配》的故事，皆由汉代孝子图发展演变而来，可谓家喻户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孝道思想的重视，始终是一个优良传统，所以获得了大众的认可，而这也正是孝子图广为传播的意义所在。

（作者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