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赏古典诗歌的四条路

诗歌起先是唱给别人听的，后来则写下来供受众阅读、朗诵或者歌唱。读者在接受优秀诗歌作品时往往会受到感动或震动，获得审美的享受，同时又可能将自己的生活经验、感情体验带进去，对作品做一番新的生发和创造，并在这一过程中重塑自己。鉴赏诗歌往往是一个丰富复杂十分微妙的精神活动过程，是一个提升自己净化自己的过程。据说有些人读诗只是为了增加知识，以便参加考试或竞赛，那是多么可惜的因小失大啊。

如果只就理解古典诗歌的原意而言，情形虽然要相对简单得多，但头绪仍然相当纷繁，这里并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最佳路径，各人可以有自己的爱好、习惯和创造，但我们仍然应当借鉴前人已经有所总结并且行之有效的几种路子。有自家祖上的遗产不去继承，只是一味强调自力更生，那是严重的犯傻。

一

鉴赏古代诗歌之传统思路中最显赫的一条是透过原作的比兴外壳去深入体会诗人的本意，而其要领在于知人论世。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此说一向深入人心，古今都有许多学者很积极地研究诗人的生平和创作的背景，为之编年谱，写传记。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鲁迅先生说：“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至九）》）鉴赏古代诗歌，要准确地理解它，知人论世的确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欣赏屈原的作品，当然要明白屈原的家世、经历，特别是他不幸的遭遇，了解当时楚国内外的情况，然后才能懂得为什么他会忠而见疑，他为什么一再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仍然那样热爱楚国，宁可死在这里也不肯离开—那时出国寻求出路的士人很多，并不构成任何道德问题。

如果我们不了解诗人杜甫在安史之乱中颠沛流离的痛苦经历，那么对于他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那首七律中所表达的极其兴奋的心情，便很难有深刻的体认。

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这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若干作品的产生各自有其十分具体的背景（旧术语谓之“本事”），诗人的写作意图可能会通过相当曲折的手段来表现，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诗的背景和后台，它们的原意将难以把握。例如中唐诗人朱庆馀有一首著名的七绝《闺意》：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眉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一个新婚小媳妇在拜见公婆之前，天不亮就起来描眼画眉，争取获得良好的第一印象，为此她特地征求丈夫的意见，问自己的眉式画得是否时髦。如果我们以为这首诗就是专门描写底气不足之新嫁娘的，那就只看到了表象而未能理解此诗的深意。

此诗另题《近试上张水部》，是诗人在参加科举考试的前夜写给水部郎中、著名诗人张籍，请他关照自己的。按唐朝的规矩，科举考试的试卷并不密封糊名，能否考中，与应试举子平时的知名度、美誉度关系很大，“礼部例得采名望收录”（《唐音癸签》卷十八《进士科故实》），所以考试之前不少考生大肆活动，将自己的作品写成卷轴投献给达官名流，希望得到他们的垂青拂拭，为自己多说几句好话，以利成功。诗中那位精神紧张、羞人答答的新嫁娘其实乃是应试举子的隐喻，一个有意味的象征。唐代科举考试与诗歌创作关系甚大，许多作品的背景与此有关。著名学者程千帆、傅璇琮两位先生都为此写过专著，足供我们学习参考。

但是我们在走知人论世这条路的时候一定要十分小心，决不能在这一面大旗之下对作品的意旨做主观主义的离谱的猜测。事实上写诗除了采用比较曲折的“比兴”手法之外，也还有直截了当的“赋”，直叙其事，直写其景，直抒其情，这样平易的好诗亦复甚多。如果我们只根据诗中个别词语意象大加猜测，以为其中隐藏着许多深意，把一些不相干的意见硬行塞给原作，那很可能是作者根本不能接受的。

这种穿凿附会、曲意求深的情形并不罕见。朱熹《诗集传》在卷首的《诗传纲领》中引用过前辈理学家张载的两段话说：

求《诗》者贵平易，不要崎岖求合。盖诗人之情性，温厚平易老成。今以崎岖求之，其心先狭隘，无由可见。

诗人之志至平易，故无艰险之言，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义理存乎其中。以平易求之，则思远以广，愈艰险，则愈浅近矣。

所谓“崎岖求合”指的是通过某种欲益反损的复杂路径去追寻原诗的深意，结果往往形成过度诠释，貌似新奇高雅，其实已经或远或近地离开了原诗的实际。

这种情形，人们也看得多了，往往见怪不怪，甚至信以为真。即如《诗经》的第一篇《关雎》，自毛《传》以来，总是解释为咏叹“后妃之德”，序说：“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按诗之首章云：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毛《传》解释说：“后妃说（悦）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关雎之有别焉，然后可以风化天下。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关雎》诗义之重大有如此者。从河洲上的水鸟，说到君子淑女，却突然上升到朝廷、王化上去，这样的“崎岖求合”实在很难理解。鲁迅先生在《文外文谈》里曾经提起《关雎》，半开玩笑地说：“……它是《诗经》里的头一篇，所以吓得我们只好磕头佩服，假如先前未曾有过这样的一篇诗，现在的新诗人用这意思做一首白话诗，到无论什么副刊去投稿试试罢，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编辑者塞进字纸篓去的。‘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爷的好一对儿！’什么话呢？”事实上诗的原意也就是这么一回事，即使要引申发挥，亦不宜过远；而一旦曲意求深，那就不得了，什么和谐、君臣、朝廷、王化，竟然成套地隆重出场，非磕头佩服不可了。

朱熹《诗集传》对往往曲意求深的毛《传》多有抵制，但他解读《关雎》，仍然说这里的淑女“盖指文王之妃大姒为处子时而言也”，“君子，则指文王也”。可知他有时仍然不免在崎岖小道上努力攀登。

学术惯性是很强大的力量，摆脱古老的过度诠释是不容易的事情。已经具有某种权威性的曲解，尤其是文学接受者、研究者必须认真对待的大敌！

二

第二条路，前挂后连的方法。诗歌和所有的文学作品一样，源于生活，发自感情；而所有的诗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文学传统之中，他不是也不可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凡是优秀的诗篇往往既受到先前作品的滋养，同时也会影响及于后代。因此，我们在读作品的时候不妨追溯源流，关注我们面对的作品与前后诗作之间在思想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手法等诸多方面的联系，通过勾连和比较来更深刻地体会这一首诗、这一位诗人的妙处。

锺嵘《诗品》在评品诗人时常常提出他的诗源于前代何人何诗，虽然未必能够做到所有的意见都很准确，但他提出的这条路径确能给予人们很多启示。

用这种方法读杜甫那些反映现实的诗，就能深刻地体认到他对汉魏乐府诗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不难看出他对白居易等新乐府诗人的启迪，如此亦可以进一步认清杜甫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与地位。

诗歌中有若干意象前人用过之后，后人会不断地沿用并有所生发改造。把这些前前后后的诗作联系起来读，认清其间的互文性，也会感到很有意思，对前后各该作品的理解都可以由此得到加深，获得双赢以至多赢的效果。

例如《诗经·郑风·出其东门》说抒情主人公在如云的士女中只关心一个人，其他一概“匪我思存”，表现了恋爱的专一和执著。后来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写同样的题材，有道是：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意思仍然是在千百人之中只关心“这一个”，但辛词要比《出其东门》表现得更强烈，更富有文采：关于“寻”的描写是新增加的，非常之有韵味，足以令人产生丰富的联想，例如王国维先生就拿来比拟从事“大事业、大学问”的一种境界。相比之下，《出其东门》则显得非常质朴，表现了一种老派的淳真之美。

运用典故在古代诗歌中极为常见，这是诗人们充分利用文化遗产的办法之一。一个意思不是直接地说出来，而是通过用典曲折地来表达，这样不仅可以使作品含蓄有味，也能增加作品的历史文化含量，引发读者更多的联想和思考。例如三国时陈登（元龙）对于一个庸俗气甚浓的叫许汜的客人很不客气，“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而刘备则指出陈登这样做其实已经相当客气了，如果是自己碰到这种只知道“求田问舍”的俗客，则会自卧于百尺高楼之上，而让这位只考虑私人财产的小人下卧于地（详见《三国志·魏书·陈登传》）。后来辛弃疾在《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的下片用了这个典故：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作者慨叹自己英雄无用武之地，于自嘲之际抒发了一腔悲凉忧愤之情。由于这里用了“刘郎”（刘备）和其他一些典故，思想含量和艺术含量都得到很大的拓展。

后来晚清诗人龚自珍在《己亥杂诗》第二一五首中则用“求田”之典以自嘲“倘容我老半锄边，不要公卿寄俸钱。一事避君君匿笑，刘郎才气亦求田”（自注云：“俭岁，有鬻田六亩者，予愿得之。友人来问此事。”）。这样的处置与辛词实有相反相成、异曲同工之妙。把诗歌中前后互通的意象和典故联系起来欣赏和思考，往往能有新的收获。

用典的理想状态是“用旧合机，不啻自其口出”（《文心雕龙·事类》），甚至让读者并不感到用了什么典故。辛弃疾有时用典过于密集而且显露，以致被批评为“掉书袋”。不过要达到他那种水平也已经不容易了。

如果我们把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作品拿来同外国诗歌里的相关作品做比较的研究，更能获得意外的启示。钱锺书先生在这方面做过大量的工作，给与读者很多启发与教益。

三

上述第一条路属于文学社会学的方法，致力于研究作品的社会背景或后台，关注点在于空间的维度；第二条路则属于文学史的方法，关注的是作品在时间维度中的位置及其意义。二者各有千秋，可以并存，互为补充，一荣俱荣。比较文学的方法隔空对话，又往往涉及时间的维度，尤其值得关注。

下面来说说第三条路，单刀直入的方法。我们可以将目光专注于作品本身，既不去管它的作者和有关背景，也不与古今中外其他作品加以联系，一味欣赏该诗的意象，充分调动自己的想象力和领悟力来玩味其艺术之美，领悟人生之趣。例如读《诗经·秦风·蒹葭》，我们就可以放下其他种种杂念、全身心地玩味其中“在水一方”、求之不得而只能企慕的境界。美好的东西总是在彼岸。虽然求之不得，但它仍然是美的；或者说，正因为求之不得，它才是美或更美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是常常会遭遇到这样的事情和心情吗？

我们鉴赏诗歌时大可以直接与文本对话，神游其中，浮想联翩，获得审美的享受和哲理的启迪。这里不妨举出南宋诗人赵师秀的《约客》来看：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题材很小，但相当耐读。王国维先生说得好：“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那么凭什么分优劣呢？王先生接下来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人间词话》）这首诗正是相当地真：等待朋友按约来访，一直等到半夜，还准备继续等下去，同时还为他设想失约的原因（天气不好），无一丝一毫责备之意。耳边唯有蛙声（可惜没有敲门之声），无聊中只有自己一个人敲棋。诗人的心态是平和的，他不着急，不埋怨，不慌不忙。这位抒情主人公绝对是一个感情浓烈而细腻的高人。能有朋友来对弈固然最好，只剩自己一个人敲敲棋亦复甚佳。听雨听蛙，仍然是一良宵。

谢绝浮躁，远离焦虑，随遇而安，无可无不可—这里很有一点古代士大夫式的禅悦。世界总是美好的，人情总是温暖的。偶有不如意事无伤大雅。这真当得起“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了。拿得起，放得下，这种平常心，足以抵消等待的烦恼。让我们也这样来生活。

四

以上略举了三条具有中国传统的鉴赏古诗的路径。用西方传入的各种文艺理论来观照古诗，有时也可以得到若干帮助，得到许多新的认识。这可以说是第四条路。

当然，西方诗学理论是从西方的文学创作中总结而来的，还有些是从西方哲学或者其他主导理论中引申而来的，用以分析中国古代作品，有时也可能格格不入，勉强套用尤其容易吃力不讨好。鉴赏古诗比较容易掌握而且可行的，还是与中国古典诗歌原本配套的中国传统的方法。中国古代诗学理论和诗歌评论方面的遗产极其丰富，亟宜取用。当然，凡是成熟的理论总有它比较宽广的统摄性，我们也可以尝试着运用西方理论来研读古诗，赏析古诗，说不定能够读出过去没有读出的味道，获得崭新的体悟。

转益多师，总归是有益无害的。拒绝接受远房亲戚的遗产，也是一种犯傻啊。

（作者系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