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顾所来径”

“中心”十年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始建于1986年，由匡老亲自担任中心的名誉主任，并实际领导着中心的研究工作。建立这一研究中心的目的很明确，就是组织、策划、编撰、出版一套大型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丛书——《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也就是要以评传的形式来总结和继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这是匡老的夙愿。这个愿望，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萌发了。1942年，匡老有一个时期住在延安杨家岭，有机会与毛泽东接触，便与他谈到研究孔子，对历史遗产进行批判地继承和发扬的问题。毛泽东一方面肯定了匡老的想法，另一方面又指出，对于当时的革命任务来说，这方面的研究是第二位的。匡老“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心里默默地盼望着党能腾出精力来总结和评价孔子（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主要代表）的那一天的到来”（《孔子评传后记》）。直到匡老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才得以具体去实现这个数十年前的愿望。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数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自然科学等多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应如何进行研究、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呢？匡老认为：“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这也就意味着《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研究的性质，实为以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为研究对象，而又主要着眼于思与行或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即侧重“从思想的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思想史研究。

我前后在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工作长达十年，主要是参与“中心”为推进《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编纂出版而开展的一系列工作、审读部分书稿、承担撰写《辛弃疾评传》的任务。在走上工作岗位之际，程先生就曾嘱咐我：“到了一个新的地方，要努力工作，不辜负老师的希望才好。不是自己说好，要让人家说好。要谦虚，要有忍让精神，人家觉得你这个人还有些好处，就对你不设防了。”（《桑榆忆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66页）所以，我在中心期间，对领导安排的工作，总是尽心尽力地去做好，逐渐得到中心同仁的认可。后来，由“评传丛书”常务副主编蒋广学老师推荐，承蒙匡老信任，还担任了《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副主编。当时在中心所做的很多工作，似乎已离开了我原来所学习的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有点跨界，然而，在中国思想史方面的广泛阅读和对相关问题的思考，却也提高了我的理论思辨能力，进一步拓宽了我的研究视野，这对我后来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93年11月，程先生在与我的一次谈话中说道：“治学应有自己的领域和特点。我的学生留在南大的有六位，如伯伟治诗学理论、诗学与佛学的关系，宏生从宋代文学延至清代。你可以以博士论文为基点，再发展扩大。注意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从思想文化的大背景上来研究文学，逐渐形成自己的特点。”（同上，第169页）周先生也曾告诫我，做学问四十岁之前要不断扩大自己的研究领域，四十以后再慢慢收缩，由博返约（1989年1月9日日记）。先生们的话和自己的工作学习经历，促使我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研究方向，那就是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在科研上尽可能地把对文学的研究放在一个较为宽广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背景下加以审视，从文学到文化，再由文化回到文学，希望能有较大的创获。

在中心工作期间，我撰写了《辛弃疾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修订本于202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作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的一种，按照匡老的“丛书”撰写指导思想和宗旨，已明显体现了上述研究的倾向。比如，我在书中对宋室南渡后宋、金长期对峙局面的形成和原因，做了较多的分析，认为金国内部政局的变化和宋高宗患得患失的特殊心态，以及秉承其祖宗家法、收回中兴诸将的兵权等自毁长城的做法，加之自北宋末以来士风的委靡颓败，遂使宋、金两国之间形成一种长期对峙的局面。处身这一悲剧的时代，任何人致力恢复的任何努力，都不能不归于失败。辛弃疾的一生也只能是悲剧的一生。又比如，书中对辛弃疾南归后的心态，也做了较多的分析。辛弃疾由位处下僚、萦心恢复，到忧谗畏讥、隐忍怨艾，再到闲适旷放与忧生忧世杂糅，最后是陷入忧幽愤懑、进亦忧退亦忧、无时而乐的悲愤的复杂心态，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辛词的创作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同样是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的深重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在不同时期仍各有不同。辛弃疾在思想上兼受儒家和兵家思想的影响，论事论文皆重“气”，然又主张“气”贵平。他以文为词而又能兼用比兴、雅俗并取，似无法而有法，最终形成了一种既雄奇刚健，又深婉典丽的独特风格，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在《辛弃疾评传》写作的过程中，亦曾得到匡老的指教。匡老生前对辛弃疾研究颇有心得，对此书的写作也非常关心。80年代末，他在国内综合大学中首倡开设“大学语文”课程，并亲自登台示范教学，所讲的便是辛弃疾词的名篇《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他在与我的谈话中说，自己很喜欢辛词。辛弃疾不但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而且也是一位具有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的人物，《辛弃疾评传》可以写得很生动。等我的《辛弃疾评传》写好后，如果身体条件允许，他要亲自担任审稿工作。这些话都曾给了我很多启发和研究的动力。

在中心工作时，我还应赖永海教授之邀，接受了选注、释译《广弘明集》的工作。《广弘明集》是唐释道宣编纂的一部阐明佛教经义、弘扬佛法、排斥儒道的佛教思想史料集，它承南朝梁僧佑《弘明集》而撰，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此前，学界没有人对《广弘明集》做过整理。我对此书的版本系统做了梳理，选择《碛砂藏》本为底本，参之《大正藏》等不同版本和《藏》外相关文献，从中选出四十余篇文章，校勘注释，译成白话，并为全书做了题解、源流梳理和解说，1998年，由台湾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通过对此书的初步整理和研究，对佛教史上若干较重要的问题，逐渐有了一些肤浅的认识。数年前，中华书局朱立峰先生约我对全书进行整理、校注，我也想借此机会对自己昔日的工作做一回顾，并修订和完善，也就答应了，但因手里积压的事情太多，分身乏术，于是邀门下敖雪岗博士与我一起来做这项工作。全书三十卷，现已完成初稿，正抓紧修订，总字数将近三百万字，希望能早日完成。

因为在中心工作，近水楼台，这使我可以仍像读书期间那样，随时向两位先生请教，更进一步深入体会了先生的治学思想和路数，并对中国现当代学术史的发展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大约从1995起，程先生开始让我整理与撰写一些回顾、总结、论述和阐发其学术历程、经验、思想与方法的文章。在先生的指导下，像《我与黄季刚先生》《敬业、乐群、勤奋、谦虚：关于博士研究生培养的谈话》《关于学术研究的目的、方法及其它》《贵在创新：关于学术论文写作的问答》等文章，都是那时整理或写成的。1996年，先生又嘱我编纂《程千帆沈祖棻学记》（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2020年修订再版）。次年，又编成了意在反映先生研究中“华彩乐段”的《俭腹抄》（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作为及门弟子，编纂学记等，从一个侧面反映先生的学术成就、思想和方法，当然是责无旁贷和十分幸运的，然最初接受这一任务，心里也不免有些担心。因为同门中留校工作的就有莫砺锋、张宏生、曹虹、张伯伟和程章灿诸兄，若由他们来承担此责，应当比我做得更好。也许先生看出了我的心思，在一次谈话中，先生语重心长地说，近年来我的身体衰弱得很厉害，已不能再上课了，你来南大后，我没有给你上过课（先生不知道我曾旁听过他讲杜诗），通过这些文章的整理、撰写和《程先帆沈祖棻学记》的编纂，你可以对我的学术思想和方法有进一步的了解。听了程先生的这番话，我内心不禁涌起一股热流。由此我明白了先生何以会十分重视师生缘分，何以会说师生之间“要有什么谈什么，师徒之间互相了解和交流，了解彼此做学问是个什么路子，否则也没法子成为师徒”（见《敬业、乐群、勤奋、谦虚——关于博士生培养的谈话》。又，此事我在《千帆先生与我的师生之缘》一文中曾谈到，可以参考。文载《古典文学知识》2013年第5期）。先生身后，我还曾编成《千帆诗学》（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编纂了《中国现代学术演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微睇室说词讲评》（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等，对近现代以来的东南学术，也对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学术统绪，做了初步的梳理。此外，我还曾与程先生合作撰写过讨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文章（《“与其过而废也，毋宁过而存之”——也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编纂出版》，《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从中受益特多。通过与程先生合作撰文，我深深地体会到，程先生与门下弟子合写文章，实际上既是他晚年指导学生的重要方法之一，同时也是他要把学生扶上马、送一程的具体措施，就中凝结了他对弟子们的殷殷苦心。

回归中文系

2000年6月3日，程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那一段时间，我常常在想，自己今后的学术道路应该怎样走？跟随先生读书问学多年，又怎样才能将先生所开创的事业和先生的学术思想、方法与精神，尤其是先生晚年明确提出的，把文艺学和文献学完美地结合起来的思想方法，不断发扬光大，以不辜负先生的培养和期许呢？反复考虑，我觉得还是应该回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本位上来。加之，那时《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撰写出版已完成大半，客观上匡老筹划的、以评传的形式对两千年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总结的愿望，即将实现（2006年，201部评传全部出齐，2008年，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我向周先生报告了自己的想法，也与师兄莫砺锋和张伯伟商量，得到了周先生和师兄的理解和支持（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师门是一个团结的学术群体，大家关系融洽。我毕业后留校工作，不但多承两位先生指教，而且也时时得到莫砺锋、张伯伟、曹虹、张宏生、程章灿和徐兴无诸兄的关心和帮助。对此，我是十分感念的）。次年，我离开了曾工作过十年的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调回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成为古代文学学科中的一员。

回归中文系，日常最重要的工作是教学，怎样把课上好自然是要注意的首要问题。以教师为职业，虽然并不是自己最初的理想，然回想起来，似乎也有些机缘，比如读中学时，就曾在语文课教改中走上讲台试讲过，在物理、化学课上也上台做过试验。在沛县师范学校任教时，上课亦受学生欢迎。这时，要给本科生上课，除了认真备课外，便也向师友进行请教。周先生初次登上讲台给本科生上课，胡小石先生曾告之以“慢”。张宏生兄曾向程先生请教上课秘诀，程先生以“填空”二字授之。意谓填自己和学生的知识之空，教材中已有的可不讲或少讲。当我向周先生请教给本科生上课应注意哪些问题时，周先生则告诉我要力求“生动”。许志英老师上课另有自己的心得。他说，给本科生上课要讲得“清楚”，给硕士生上课要善于“忽悠”，给博士生上课则要有“真货”。这些先生在不同语境下传授的上课秘诀，都很值得玩味。

我报考程先生和周先生的博士生时，两位先生拟定的研究方向是“魏晋南北朝唐宋文学”，我后来招收博士生，也以此为方向。回到中文系以后，我给本科生讲授中国文学史，给硕士生讲授“中国文学史专题”，给博士生开设“中国文学史背景研究”，也给本科生开过选修课“苏轼研究”“辛弃疾研究”和“中国古典文学的文化阐释”等课程，给新加坡班的硕士生上过“中国诗歌理论与批评”“中国古典小说史”等课程。这些课程虽不同，然主要内容多属中国文学史的范围。教学相长，自己平日所思考的，也多是一些文学史上较重要的问题，例如以下的一些问题。

汉赋的起源问题。关于汉大赋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我对此也做过思考，自觉尚能自圆其说。我以为，汉赋直接源于战国纵横家的游说进谏之辞。那种以诗为赋之源的说法（即“赋者古诗之流也”），不过是汉人以经学眼光看待赋的结果而已，实则不是《诗》影响了赋，而是赋《诗》的风气促进了汉赋的产生。《楚辞》是楚文化背景下的抒情诗，汉以后拟作甚多，加之受赋的影响，遂有所谓骚体赋的出现，但在以屈原的作品为主要代表的《楚辞》与汉大赋之间，却并无必然联系。至于汉赋多源之说，实未道出汉赋产生的源头究竟在何处，也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

《文心雕龙》“风骨”论的内涵问题。汉魏以降，人们越来越注意从性格、气质和才情等层面考察和评价人物，并将这种理论和思维方式移用到其他许多方面。刘勰《文心雕龙》之论为文用心，也不能例外。其风骨论，就是在王充《论衡》、曹丕《典论·论文》和刘劭《人物志》等诸多理论著述的直接影响下，从作家的先天禀赋、性格和气质的角度展开论述的，其内涵即谓文章写作应以准确畅达、简约雅正的语言鲜明生动地表达出作家的才情和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