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书名再辨释

作者: 卢永璘

关键词:文心雕龙文术精说文心若雕龙文学思想与形式研究

多年来我为学生讲授《文心雕龙》课程,常被问起《文心雕龙》这个书名究竟是什么意思?因此早年曾写过一篇小文:《文学的创作原理——〈文心雕龙〉书名辨释》,对《文心雕龙》这个书名进行了一些探讨,未公开发表,只是刊登在北京大学校刊(内部刊物)的《学术副刊》上(1990年3月10日)。10年后,我在《美文的写作原理——也谈〈文心雕龙〉的性质》(刊于《文心雕龙研究》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版)一文中,又涉及此问题并做了进一步思考。近日,因要写一篇文稿,就又想到这个自知没多大意义但还有些兴趣的题目,拟谈点新的认识,确切地说是进行一些自我反思和检讨。

我在当年未公开发表的《文学的创作原理——〈文心雕龙〉书名辨释》一文中说:

大凡一门学问,如能相对持久地吸引众多研究者的兴趣,而终于酿成“显学”,其主要原因一般说来有二:一是它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和价值;二是其中可资探讨的疑难之点较多,不容易搞清楚。关于中国古代南朝时期刘勰所撰《文心雕龙》的研究正是这样,至少从明代开始,学者们就逐渐涉及此域,历几百年之久,至今已蔚为大观而号称“龙学”,海内外所出有关论著之多,真可谓汗牛充栋了。然而不要说对这部巨著“体大思精”的美学和文论体系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也勿论书中所倡言的许多重要审美范畴诸如“神思”“意象”“风骨”“体势”“隐秀”等内涵尚众说纷纭,即使一个浅层次的小问题——《文心雕龙》这个书名究竟如何确解?也令研究者们颇伤脑筋。

首先对此感到头疼的是国外“龙学家”,因为他们在将《文心雕龙》一书译成其他文字时,不能不碰到书名译法问题(日文译本除外,因可以照抄汉字而不译)。于是,有些译者就本着字面意义进行了艰难的直译,例如最早的英文本,译者施友忠就将书名译为《文学之心和龙的雕刻》(TheLiteraryMindandTheCarvingofDragons),俄文本译者克利夫佐夫则译为《文学思想和雕刻的龙》(卢按:此处原有俄文,现在我的电脑打不出来)。显然,这种硬译是于义欠通的,译者们也觉察到了这一点,又开动脑筋,施友忠在上述译名之下,又加上一个意译的副标题:《中国文学思想与形式研究》(AStudyofThoughtandPatterninChineseLiterature)[注1]。克利夫佐夫后来又改译为:《以心写成的像雕龙一样优美的文学》(原有俄文)[注2]。相对来说,这两种译文灵活多了,文义本身也通顺。但前者将“文心”和“雕龙”两个词组理解为相互并列的关系,一为文学思想,一指文学形式,而后者则容易使人误解《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作品,都与原书名本义有些距离。

国内“龙学”界以前并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因为不论对《文心雕龙》做理论剖析也好,还是注释、今译也好,都可以避而不谈书名的含义,即无国外学者之虞。但近年来随着“龙学”的勃兴和深入,特别是随着海内外学者交流、磋商的增多,有些研究者逐渐意识到这书名诠释确乎也是个问题,于是陆续出现了一批专题论文进行研讨。应该说,比较起国外汉学家,国内学者的思考当然是更为深入了,但就我涉猎所及,仍未见到既不违谬刘勰本意又顺畅简明的书名译文。

在讨论中,有个别学者指责刘勰所取定的这个书名本身就“不够通顺”“有些古怪”“含义难明”“画蛇添足”,甚至是“自相矛盾”[注3],因而否定它具有可解可译性。除这类情况可姑置勿论外,我所见其他各家观点,其实是大同小异的,即都把书名分为“文心”和“雕龙”两个部分来把握,并且都主张二者的关系不是并列相加,而是主从关系,具体说“文心”是书名的主干,“雕龙”是书名的从属部分,因而书名的含义,应当是“像雕刻龙纹那样精细地揭示文章写作的得失和规律”[注4]。或“以雕刻龙纹般华丽的文句和精美的结构,去论说文章理论的根本问题”[注5],或“用雕镂龙纹那样精细的功夫去分析文章写作的用心”[注6]。尽管他们的观点小有分歧,但都是把“文心”释为“探讨”(或“揭示”“论说”“分析”)文章写作的“用心”,而将“雕龙”解释为作者刘勰对自己的劳动以及这种劳动的成果——《文心雕龙》一书本身特点的形容。这种颇为流行、几乎已成定论的观点,窃以为是很值得商榷的。

为了辨析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尊重作者刘勰本人的意见,如果他发表了意见的话。在《文心雕龙》最后一篇《序志》中,作者刘勰有一段关于该书命名的专门论述:

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不难理解的,前半段解释“文心”,先说“文心”的具体含义,然后列举两部以“心”字为书名的先秦著作(二书已佚),申说自己书名用了“心”字之缘由。后半段解说“雕龙”,声明自己之所以用“雕龙”名书,并非袭取先秦人驺奭谈吐、撰文善于修饰,时人号以“雕龙”的典故,而是由于自古以来文章都是雕撰而成。这里,第二句“言为文之用心也”的“为文”,明显系泛指文章的写作,而并非特指自己撰《文心雕龙》一书,“言”字也似乎并无流行诸家文章所说的“探讨”“揭示”“论说”“分析”等具体的动词义,而是“说的是”“即是说”的意思,一、二句合起来就是:书名所用“文心”二字,说的是文章写作的用心。就全书的内容看,刘勰当然是在“探讨”“揭示”“论说”“分析”“为文之用心”,但书名“文心”二字本身,并不包含“探讨”诸义。这正如许多理论著作一样,内容是探讨或论说某某问题,但书名只标明某某问题,并不将“探讨”义说出,也无须说出。这段话中的“雕龙”,作者明明是说“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即是说,自己所要探讨的对象——“古来文章”的写作用心,都像“雕龙”(不只是“雕镂龙纹”)工作一样,须下大功夫、细功夫。而“古来文章”既成之后,当然也就都像雕成之龙一样,是精密细致的艺术品。如将“雕龙”二字理解为作者刘勰自喻之言,喻其劳动为“雕镂龙纹那样精细的功夫”,窃以为是有乖作者刘勰本意的。

如果上述理解、辨析大致不差,那么《文心雕龙》这个书名就可译为:文章的写作用心,都像雕龙一样。倘若嫌这种直译过于松散,则可在不违此义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改造、浓缩,如第一步可将作为修饰、比喻成分的“雕龙”之译文前置,改译成:像雕龙一样的文章的写作用心。第二步则可考虑将“像雕龙一样的文章”浓缩、简译为“优美的文章”,或干脆就译为“文学”——这是不违背刘勰本意“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的。这样就将“雕龙”这个比喻的成分消融在“文学”一词之中了,因而书名就可译成:文学的写作用心。第三步再可考虑对“写作用心”四字加以改造,这“写作”的对象既然是像雕龙一样优美的文章即“文学”,那自然不是一般的写作,而是创作;而创作文学作品的“用心”所在,也就是创作中的一些重要的、基本的法则和规律,亦即原理。这样,我们就译铸成了一个更加精炼、简明而又不违刘勰本意的《文心雕龙》书名——《文学的创作原理》。

以上即当年未公开发表的小文,引录在这里,为的是便于检讨其中可能存在的大问题,此容后述。而现在看来,这篇东西在技术层面也有不少缺欠,如文字啰嗦冗繁,不能简言以达旨。又如文内征引的一些他人观点,均未注明出处——虽然这是当年被编辑给删除了,说是版面容纳不下。现在拟把引文出处恢复注出,以方便读者的阅读和理解,但是34年前旧文了,恕我不能全部准确记得,勉强补注如次:

注1.两处英语译文,译者为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文森特·施友忠(VincentShinY.C.),其英文译著《文心雕龙》1959年由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处转引自齐鲁书社1984年版《文心雕龙学刊》第二辑载王丽娜、杜维沫文章《国外对〈文心雕龙〉的翻译和研究》。

注2.两处俄语译文,译者为苏联哲学副博士B.A.克利夫佐夫,其文章《关于刘勰的美学观点》原载苏联《远东问题》杂志1978年第1期。此处转引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四辑载张国光文章《〈文心雕龙〉能代表我国古代文论的最高成就吗?》。

注3.这几句见张国光《〈文心雕龙〉能代表我国古代文论的最高成就吗?》,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其原文批评《文心雕龙》,开列十大罪状,第一部分即批评书名,很长很绕很难说服人,故不多引。

注4.此句见石家宜文章《“文心雕龙”不等于“文心”加“雕龙”》,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原文为:“像雕刻龙纹那样精细地揭示雕缛成文的历史经验、得失和规律,即:言为文之用心,若雕镂龙纹然。”

注5.此句见滕福海文章《〈文心雕龙〉这个书名是什么意思?》,载《文史知识》1983年第6期,原文为:“‘文心雕龙’就是以雕镂龙纹般华丽的文句和精美的结构,去论述文章理论的根本性问题。因此我以为,该书名可翻译为:华美地阐述为文之用心;或者径译成:美谈文章精义。”

注6.此句见李庆甲长篇文章《〈文心雕龙〉书名发微》,载齐鲁书社1986年版《文心雕龙学刊》第三辑,原文为:“‘文心雕龙’这四个字的意思就是:用雕镂龙纹那样精细的功夫,去分析文章写作的用心。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认为《文心雕龙》翻译成现代汉语则是《文术精说》。”

至于前文所说2000年另一小文《美文的写作原理——也谈〈文心雕龙〉的性质》,其主要内容是论述“龙学”中一个颇有纷争的问题,即如何确认《文心雕龙》一书的理论性质——作者刘勰所研究的对象究竟是什么?我既不同意一些学者所秉持的“文学”说,也不赞成另一些学者主张的“文章”说,更反对少数研究者提出的“杂文学”说法。小文分别做了辨析,进而提出一个新的观点:或可以用“美文”一词来替换所谓“文学”“文章”和“杂文学”等,并分三个层次做了具体阐述。第一层即从如何解读《文心雕龙》书名说起,论证思路与10年前的小文大致相类,还是主张“文心”与“雕龙”为主从关系,“雕龙”是形容“文心”的,即“文心”如“雕龙”,但未展开论述,且放弃了“文学”一词而代之以“美文”,故将书名改译成《美文的写作原理》。

同年我还发表了另一篇与此相关的论文《从〈文心雕龙〉慎用“文学”说起》(载《论刘勰及其〈文心雕龙〉》一书,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编,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主要是辨析“龙学”界有人提出的《文心雕龙》研究对象不是我们现在通用的“文学”,而是“古代的文学”或“刘勰心目中的文学”二说。其中也涉及一点《文心雕龙》书名释义问题,主旨仍强调应当以“美文”取代“文学”,此不赘。

后来乃至现在,我对当年几篇小文不断进行反思,主要不是再辨析《文心雕龙》一书的性质,即其到底是研究“文学”“文章”“杂文学”“古代文学”,还是“美文”问题,而是思考《文心雕龙》这个书名究竟如何解读,以及要不要、该不该翻译成今之语体文。

前一篇小文在北大校刊发表后,著名学者吴小如教授看见了,因先生非常关心我,又同住一个大院,就叫我去谈及此事,先是表扬了几句,接着就问了我两个尖锐的问题:一是何以非要把《文心雕龙》书名翻译成白话文,有这个必要吗?我知道吴先生是反对古文今译的,而我则以为然,于是就唯唯否否,顾左右言他;二是先生问:书名里“文心”和“雕龙”这二者,何以一定就是主从关系,而不是并列关系?我说近日看到的文章都这么说。先生说未必吧,我看你引用的英文翻译《中国文艺思想与形式研究》,就是“文心”和“雕龙”并列,好像不能说人家一定就错吧?这促使我开始留意此事,反思起自己的观点。

不久,我买到河北大学詹锳教授新著《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马上翻看《序志》篇关于书名几句原文的诠释,其中著录了台湾学者李曰刚《文心雕龙斠诠》的观点:“‘文心’乃就才情而论文,‘雕龙’乃就技巧而论文,如易今题,则宜曰‘论文章之原理与技巧’,亦即论文章之义法也。”查李氏此书出版于1982年,但此前作者已发表多种“龙学”文章、著作,其解《文心雕龙》为“论文章之原理与技巧”,与上述美国学者施友忠的译文,可谓不谋而合、如出一辙。其文末所说“义法”,应是本于清代桐城古文大家方苞提出的著名“义法论”:“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方苞:《又书〈货殖传〉后》)其中的“义”“法”分别指“言有物”和“言有序”,也就是文章的内在原理与表现方法,可说是明确主张“文心”与“雕龙”为二事而并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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