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客九问：谈谈《文心雕龙》的校勘

客从东方来，问我《文心雕龙》的问题。

一问：曹先生，听说您以前当过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的副会长。能谈谈您对《文心雕龙》的研究吗？

答：我在1992年曾经翻译过日本学者户田浩晓教授写的《文心雕龙研究》一书，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么多年来，基本上没有成果。

二问：听说您现在做《文心雕龙》的校勘工作，题目是《文心雕龙校议》。“校议”是什么意思呢？从美学和理论上对《文心雕龙》进行研究不是更重要吗？

答：是重要，但不是“更重要”。现在，我给大家爆个料，就是，《文心雕龙》研究到现在，根据戚良德先生的统计，专著专书已经超过八百种，研究文字已经过亿；但是，研究唯一的根据——《文心雕龙》的原文，到底是什么样的，读者还是不知道。

因为现在，哪怕是两本《文心雕龙》的译注，里面的原文也是不一样的。

任何理论问题、美学问题，都必须建立在弄清《文心雕龙》文意的基础上。而《文心雕龙》的文意，又必须建立在《文心雕龙》原文的基础上。而原文正确，又必须建立在校勘的基础上。

“校议”的“校”是校勘；“议”，是商议、商榷、议论、评议；甚至有考证的意思。这个“议”字，是复旦大学杨明师兄赐给我的。我们商量时，他说“叫议比较好”。我说“好”。

2002年8月，詹福瑞兄在河北保定河北师大召开《文心雕龙》学术会议，我大会发言时说自己在做《文心雕龙集注》，这已经二十二年了，还没有做出来。后来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诗品、文心雕龙文献研究集成”，做好《文心雕龙校议》更是重要的保证，所以第一步还是校勘。

三问：是呀！您的说法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也很赞同。但是，在您之前，《文心雕龙》的校勘，已经有几十位学者做过了，您还要做什么？

答：是的，是有几十位学者做过了。但这些先生的校勘，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做注释或翻译。他们的精力，主要花在注释和翻译上，校勘是附带做的；因此，真正专做校勘的人就只有十个左右。四问：（客笑着问）有十位也够啦！还要您来干什么？

答：第一，在这十位左右的先生里，有一部分是专做唐写本校勘的，唐写本是残卷，完整的只有十三篇；而且基本上只用《太平御览》和黄叔琳的养素堂本校，范围很窄，五十篇《文心雕龙》，三十七篇没有校，这是不够的。

第二，这些专做校勘的先生，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又有一些主要是搜集前人的校勘成果，做的是校勘集成的工作。如林其锬、陈凤金先生，以唐写本、宋《御览》和元至正本为底本，都做过校勘，用力甚勤，劳苦功高，对我帮助也很大。但因为校勘的版本不多，就很难突破前人的按语。再如张立斋先生，他的校勘，史学功力很扎实，见解卓越，胜义多多；但因掌握的《文心雕龙》版本也不多，所以他在《文心雕龙考异序》里说：“余则唐写本以下，仅得其五，颇惭寒俭。”

因此，做得最好的，还是杨明照、王利器和詹锳先生。

五问：那么，您和杨先生、王先生、詹先生的校勘有没有不同呢？

答：有不同。最主要的不同是，我和他们所采用的“底本”不同。

做校勘的人，是很讲究“底本”的，你想校出一个可靠的《文心雕龙》原文，选择什么样的版本做底本，至关重要。

由于时代的原因，三位前辈都是用“清代黄叔琳”的养素堂本做底本的。我是用中国善本再造工程中《文心雕龙》唯一的善本“元代至正十五年本”为底本的。

与复旦大学黄霖先生说“黄叔琳养素堂本”的时候，黄霖先生感慨地说：“黄叔琳的养素堂本是个大杂烩。”

吾生也晚，但在王运熙老师的推荐介绍下，也因为参加《文心雕龙》的会议，我与这几位先生都有交集。王运熙老师曾明确要求我“要用杨明照先生研究《文心雕龙》的方法研究《诗品》”；这使我请教杨先生《诗品》的同时，也请教了关于《文心雕龙》的诸问题。还有人戏谑杨先生的博士曹顺庆、程千帆先生的博士曹虹和我合称“三曹”。

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也在北京的小便门拜访过王利器先生。王先生曾赠我他出版的书籍目录，我请教他关于《吟窗杂录》的不同版本；参观他的书房，羡慕他收藏的佛、道两藏。

与詹锳先生则是在1986年4月安徽黄山屯溪全国《文心雕龙》第二次年会上认识的。开完会，主办方组织专家学者登黄山光明顶望天都峰，或者眺望云海，更好地体会刘勰说的天文、地文和人文，让研究《文心雕龙》得到江山之助。但作为学生，我们当时的任务，却是把老先生扶上黄山。我搀扶詹锳先生上黄山的时候，得知詹锳先生的力作三大册《文心雕龙义证》要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钦佩不已。他说等出来送我一套。此后凡有《诗品》和《文心雕龙》的重要问题，我都会请教詹锳先生，詹锳先生也常有不同于杨先生和王先生见解的回答。

我虽不认识台湾学者张立斋先生，但因为《诗品》的原因，我认识《钟嵘诗品笺证稿》的作者王叔岷先生，钦佩他的《文心雕龙缀补》，几次到王先生家拜访，王先生将他撰写和校勘的书都送给了我。

诸先生中，我与杨先生交流最多。一次说到《文心雕龙》的底本问题。我问：“如果做《文心雕龙》的校勘，底本用元至正本好呢，还是用黄叔琳的版本好？”他说：“当然是元至正本好。”

我问：“那么，您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为什么用黄叔琳的本子，没有用元至正本呢？”他说：“那个时候（元至正本）还没有出来哦。”

元至正本真正问世，是1984年11月，在上海龙柏饭店举行的“中日《文心雕龙》研讨会”上。时为上海图书馆馆长的顾廷龙先生，把他发现藏在上海图书馆的“元至正十五年本”影印出版，分赠与会代表。

中日学者讨论会的前两个月，即1984年的9月，我报考了复旦大学由郭绍虞、王运熙老师招收的首届文学批评博士研究生，面试一门占50分的题目就是《文心雕龙》。考是考过了，但不知道录取不录取。那种担心，其实正是我对历史、人事和学术研究的敬畏。任何人，任何学术，都是在前人的指引下，一步一步朝前走的。

第二个不同是，不知道为什么《文心雕龙》的校勘，前人都没有校全；不是专门做校勘的也就算了，专门做的，缺漏也很多。许多重要的校勘竟然没有人做。张立斋先生在《文心雕龙考异序》中说：“兹就唐本十余篇中，王氏失校者，有廿余条；杨氏失校者，达三百四十余条。如唐写本《辩骚》篇‘汤武（禹）之祇（祗）敬’句下，原脱‘典诰之体也，至规讽之旨也’四句共廿二字。又《铭箴篇》‘孟臧武之论铭也’，句下原脱‘曰天子令德，诸侯计功，大夫称伐’三句共十三字，二氏均未校出，谨细忽大，不见舆薪，为失之最者也。”让我感到很奇怪。

张立斋先生的序写于“戊申岁除”（1968），可知是针对杨明照先生的《文心雕龙校注》（1958）和王利器先生的《文心雕龙新书》（巴黎大学汉学研究所1949年出版，1952年中法汉学研究所通检丛刊特辑）说的，而且指的是两位先生对唐写本的校勘。我说的是包含唐写本在内的整体校勘。

我不善于做校勘。南京大学的张伯伟教授说：“升之（曹旭）兄做《诗品集注》，非为扬其长，乃为补其短也。”我很服膺这句名言，以为是“知我者”。但是，我做的时间长，又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人，有做过《诗品校证》的体会和经验。即使后来的人认为我也有遗漏的地方，但也不会遗漏很多。且就目前来说，应该是《文心雕龙》校勘中比较“全”和“完整”的了。

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元刊本〈文心雕龙〉》（元至正十五年本），我买了一本；后来，上海古籍出版社到上海师大卖旧书，我看见有《元刊本〈文心雕龙〉》剩五十二本，就全部买下来。自己用，又分赠他人；对用元至正本做底本的校勘，我很早就窥视，并觊觎了三十年。

六问：您能不能具体谈一些细节，譬如，在占有校勘的资料上，您和前面的先生有何不同？

答：因为现在的数据库和网上检索很方便，各个图书馆的数据，有不少已经上网，这种便利迅疾，已经不是杨明照、王利器、詹锳先生的时代可以比拟的了。网上电子版和纸本相结合，对照、比较，让现在的校勘方便了很多。

更重要的，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做《文心雕龙》校勘的，杨明照先生逝世后，杨先生的家属已把杨先生所藏的各种《文心雕龙》版本数据，都捐献给四川大学，在四川大学同意后，现在我已经全部拥有这些资料；同时，我还发现了日本静嘉堂文库的《文心雕龙》版本和其他一些有价值的版本，这些是杨、王、詹先生没有看到和利用过的。

七问：在校勘的方法上，您和他们有什么不同吗？

答：应该说很多是相同的。我继承前人的方法，再谋求前进一步的可能性。

校勘分几种，用得最多的，一种是“异同校”，校出不同的异文，校勘就结束了。第二种是“是非校”，把有疑问的地方校出来，并判定是非。现在《文心雕龙》大多是这两种校勘。

杨先生的著作是“拾遗”，他把自己的工作接在黄叔琳注、李详补注后面。这也规定了他工作的性质，并规定了历史和训诂的方法。杨先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学者，他不断出版、修改、增补自己的文献资料和学术观点，先后出版了《文心雕龙校注（拾遗）》（1958）、《文心雕龙校注拾遗》（1982）、《增订文心雕龙校注》（2000）、《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补正》（2001）、《文心雕龙校注（全本）》（2021）。其补充、修正的不仅是行文、出处，甚至还有观点，使之精确，体现更高的水平。杨明照先生被视为“百年龙学研究的第一人”。

此前校勘的不足，有一个原因是不能自由地查阅《文心雕龙》的版本和资料。我发现，前辈先生在全国图书馆查阅《文心雕龙》版本的时候，做的主要是“版本叙录”的工作，当时并没有预设，也不可能预设哪本书中的哪些地方会在校勘中起关键作用；而且看过的版本，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去复看。那些版本，我们今天去看仍然困难，也不上网，也不准复印、扫描。所以，校勘的时候，真要用到书中材料的时候，书已不在身边。诸先生的校语只能付诸阙如，这样的情况很多，令人慨叹。

杨先生引用的材料经常很精辟。他2000年出版的《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与此前1982年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相比，在文献资料和典籍用例方面，增订甚多。天天念“芝麻开门”，在“阿里巴巴与五十大盗”神话般的数据库里找材料的我，发现杨先生也绝非巧合地在这些材料前面留下了他来过的足迹。这些资料是用《佩文韵府》等纸本检索无法查到的。首都师大赵敏俐先生和尹小林先生推广《国学宝典》的全国中文系主任会议在1998年召开，此前《四库全书》检索及唐诗数据库已经问世。是不是由年轻学生在这些方面为杨先生做过一些工作？虽然现在已问不出答案，但我的看法是肯定的。

传统的校勘家惜墨如金，校语精简，每写一个字，都像刻在甲骨上一样吝啬。大量省略，人只有姓，使许多校勘家今天失去了名字。杨先生、王先生、詹先生的校勘有史料、判断、过程和结论，校语与著作名称相匹配。譬如杨先生的“拾遗”“增订”“补正”“全本”；王先生的“校证”；詹先生的“义证”等。

在前辈指引下成长的我们，会在他们的基础上把要求设定得更高一点；从形式到内涵，甚至在表述的逻辑上，要让层次更分明一点。校勘，不仅校“异同”，校“是非”，还要校“根源”，校习惯性的“思维错误”。校勘的目的是弄清古书的真相。

所以前人说“校勘就像扫落叶”；我说“校勘犹如与叛军打巷战”，每篇必争，每句必争，每字必争。逐巷逐屋，争夺原本属于《文心雕龙》的领土。

八问：您说了那么多，能不能在方法论上具体举点例子？

答：哦。我是想把书法学、版本学、文字学、语义学和数据库的运用介入校勘，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先说书法学，因为唐写本是用“章草”书写的，我们不能完全把它看成是一个《文心雕龙》版本，书法研究者可能会认为它是章草书写的书法作品。你完全站在你的本位上，就可能出错。

果然，唐写本残卷进入校勘的第一个“字”就错了。唐写本结束的最后一个字的校勘也错了；中间还错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