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版本校勘的新成就

关键词：《文心雕龙》刻本文字校勘

张少康先生是《文心雕龙》学会老会长，现为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名誉会长。作为学会的领导者，他为推动国内的《文心雕龙》研究和《文心雕龙》研究的国际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张少康先生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要的《文心雕龙》研究专家，1987年他在齐鲁书社出版的《文心雕龙新探》是改革开放后《文心雕龙》研究的重要成果。2024年5月收入《张少康文集》的《文心雕龙注订语译》（以下作《注订语译》）则是张先生带有总结性的《文心雕龙》研究著作，也是《文心雕龙》研究里程碑式的成果。全面评价这部著作，尚需时日，本文只想就此书关于《文心雕龙》的版本校勘谈一点初步的认识。

《文心雕龙》一书，《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和《宋史·艺文志》均著录十卷，《宋史·艺文志》著录辛处信注《文心雕龙》十卷，今不传。现在见到的最早《文心雕龙》本子是敦煌唐写本残卷，惜只有《原道》至《谐讔》十三篇。最早的刻本是元至正十五年嘉兴刻本，收藏在上海图书馆。这个本子《隐秀》篇缺文四百字，《序志》篇脱文三百二十二字，版面偶有模糊不易辨认的文字，尤其是《序志》篇，漫漶处更多。全书文字也多有错讹。明刻《文心雕龙》版本比较多，这些在詹锳先生的《文心雕龙版本叙录》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明代的《文心雕龙》刻本多以元刻本为祖本。最早的弘治十七年（1504）冯允中刻本，是取“都进士玄敬家藏善本”b，都穆家藏本就是元刊本，冯刻本与元刻本基本一致。其后嘉靖十九年（1540）汪一元私淑轩刻本，是从弘治本出。而嘉靖二十二年（1543）的佘诲刻本，又出自汪本。万历三十七年（1609）梅庆生音注的《杨升庵批点文心雕龙》，是梅庆生于万历三十七年己酉，取诸家校正之说，重为改正，别增音注，在金陵所刻。天启二年（1622），梅氏又推出第六次校订本，复改补七百余字，成为此书最终定本。万历三十九年（1611），王惟俭训故本与梅本同年撰成，“是书凡借数本，凡校九百一字，标疑七十四处。”崇祯十二年（1639）徐（火勃）校汪一元私淑轩刻本，据徐氏题记，徐氏1601年校雠汪本极详，梅庆生刻于金陵。是知梅本是在徐校基础上撰成的。而此本又是在金陵本基础上增订的，是一个汇校本。此本从朱孝穆那里抄补了《隐秀》篇佚文，又据《广文选》订补了《序志》脱文。明代《文心雕龙》刻本很多，但可以判断，基本源自元刻本。凌云五色套印本《刘子文心雕龙》凡例云：“元本字句多脱误，惟梅子庾本考订甚备，因全依之，且注元脱、元误并元改补人于上，庶使阅者知之。”可证明，梅本就是校勘的元本。

清代的《文心雕龙》刻本，最著名的就是黄叔琳辑注本，即乾隆六年（1741）养素堂本。此本校勘主要依据的是梅本、王惟俭本和何焯校本。版本之源头也是元本。杨明照先生说：“刊误正伪，征事数典，皆优于王氏训诂、梅氏音注远甚，清中叶以来最通行之本也。”20世纪几个著名的《文心雕龙》校注本，如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基本都是以这个本子作为底本的。后来的校注本，郭晋稀《文心雕龙注释》基本是在范注本基础上校勘的，而詹锳先生《文心雕龙义证》、王运熙先生的《文心雕龙译注》、周勋初先生的《文心雕龙解析》都以《文心雕龙校证》为底本。

明清学者对元刻《文心雕龙》的校注整理，补全了元刊本的许多脱字，改正了元刊本的许多错讹，居功厥伟，但也存在错校过改之处。《文心雕龙校证》就列举了梅注本和黄注本的“不可信赖”之处，并说“这种情形，在梅本，在黄本，以及其他注本，都是数见不鲜”。王利器先生则“尽取诸家所据材料，详细对校一过，以梅还梅，以黄还黄，以甲还甲，以乙还乙，庶不致失掉诸本的本来面目而张冠李戴了”（同上）。杨明照、王利器校黄叔琳本，都引了上海图书馆藏元至正十五年嘉兴刻本。但事实上杨、王所用的是国图所藏传校元至正嘉兴刊本，而国图所藏传校元至正嘉兴刊本与上图藏至正本是不同的版本。詹锳先生说范文澜、杨明照、王利器都没有见过元至正十五年嘉兴刻本。周勋初先生肯定了詹锳先生的判断。对比上图元刊本与杨、王校记，杨、王所引的元刊本与上图藏元刊本确有出入。如《辨骚》篇的“土伯三目”句，《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目’，黄校云：元作‘足’，朱改。按朱改是也。”但是元至正刊本此处是墨钉，并非黄校所说的“足”。又如《事类》篇“专拾掇崔杜小文”，元至正本“专”下多出“慱”字，《文心雕龙校注拾遗》未校。《时序》篇“于叔、德祖之侣”句，《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元本、活字本作‘子叔’。”元至正本实作“子俶”。《乐府》篇“志不出于滔荡”句，《文心雕龙校证》：“‘滔’，元本、传校元本、黄注本、王谟本作‘淫’，唐写本作‘慆’，今从汪本、佘本、王惟俭本、日本刊本、崇文本等，定作‘滔’。”i实际上，元刊本正作“滔”。以上例子足证二位先生未见元至正本。尽管詹锳先生看出了问题，但是他的《文心雕龙义证》仍旧以《文心雕龙校证》为底本，校勘中用了上图元刻本。

对于明清到当代学者校勘《文心雕龙》的成就，张少康先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明代很多学者作过《文心雕龙》的校勘，如何焯、徐、谢兆申、朱谋等都有过一些很好的见解，但也有不少并无任何依据。清代比较早的黄叔琳本、张松孙本，很注意吸取元、明以来版本的成就，纪昀、郝懿行等也有过不少好的见解。十九世纪以来当代学者如范文澜、铃木虎雄、杨明照、王利器等在版本校勘上下过很大功夫，应该说基本上解决了《文心雕龙》的大部分文字问题。”张少康先生也看到了《文心雕龙》版本使用和校勘上存在的问题：“但是他们也有不少意见分歧，也有些见解是值得商榷的，或者说比较随意的，需要我们作认真分析择善而从。”“所以我们对《文心雕龙》文字校订需要细致研究各种版本、各家意见，尽可能在原意顺畅的情况下遵循元、明主要版本，不可草率改字。同时对重要的文字差异，作必要说明，可以作为研究者之参考。”（同上）张少康先生在这种思想下，选用了元至正十五年嘉兴刻本和明弘治本作为底本（原话为“主要依据”），“参考明清各家重要版本，及当代研究成果，在正确理解原著的前提下，决定文字差异的抉择，亦介绍某些分歧意见，以供读者参考”（同上）。应该说，这是自黄叔琳养素堂本通行以来，首次以元至正本为主要底本的《文心雕龙》版本。

《注订语译》具有如下特点：

其一，尽可能保留元至正刊本的本来面貌，并做出合理解释。以《原道》为例：“傍及万品”，何焯校作“旁”，《文心雕龙校注》：“《说文》上部：‘旁，溥也。’……当原是‘旁’字。”又云：“‘旁及万品’者，犹言溥及万品耳。”《注订语译》：“当为‘旁’，广也，括也，溥及。”但保留了原字。“玉版金镂之实”徐校据《御览》作“宝”，《注订语译》未从。“繇辞炳曜”，《文心雕龙校注》引《御览》作“耀”，《注订语译》：“炳曜，发出夺目的光彩。”未改。“剬《诗》缉《颂》”，《文心雕龙校证》据《御览》改作“制”，《注订语译》：“剬，即整饬之意，不宜改。”（同上）“发辉事业”《文心雕龙校注》据王惟俭本改为“挥”。《注订语译》：“辉、挥皆通，可改可不改。”依元本。有争议的文字，保留元本本来面貌，《注订语译》皆做出合理的解释。如《程器》篇“仲宣轻脆以躁竞”，《文心雕龙校证》据《王粲传》，疑作“轻侻”，范注以为“脆”是“脱”之误。《注订语译》采纳了王叔岷《文心雕龙缀补》“脆”为“弱”的解释。这个解释比《文心雕龙校证》、范注的解释都稳妥。又如《定势》“或好离言辨白，分毫析厘者”的“离言辨白”句，《文心雕龙校证》以为“白”应是“句”字，今本多依之。《注订语译》引《公孙龙子·坚白论》，认为是从公孙龙子分辨坚白同异而来，“谓严格辨析同异”，不仅保存了元本文字，而且对这一句做出了新的注解。又如《知音》篇，对于元刊本“扬雄自称心好沈博绝丽之文，其事浮浅，亦可知矣”句，范注怀疑“其事浮浅”，当作“不事浮浅”。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怀疑“其”是“匪”之误：“此言雄好深奥之文，匪从事于浮浅可知。”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其’下疑脱一‘不’字。”《注订语译》：“按，范、刘、杨等说，无版本依据，对刘勰原文意思理解错误。各本均作‘其事浮浅’，不误。扬雄晚年十分后悔他少年时爱好辞赋创作……因此，‘心好沈博绝丽之文’，并非肯定语，而是说年青识鉴浅薄，只喜欢‘沈博绝丽’，因此不能理解为他不从事浅薄之事，恰恰相反，他‘心好沈博绝丽之文’正是从事浅薄之事。刘勰是赞同扬雄晚年对辞赋批评的。”张少康先生的解释是正确的。刘勰论知音，引扬雄为例，是说从扬雄自言“心好沈博绝丽之文”，就可以知道他为何从事辞赋这样壮夫不为的浮浅文章。“沈博绝丽之文”，乃指辞赋。这是结合扬雄早年和晚年对辞赋的态度转变，立足于元刊本原文，得出的正确解释，纠正了百年来对这句话的错误解释。

其二，对于前人校改的文字，作重新审核，择善而从。

如《原道》“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原本“实”上有“人”字，“心”下有“生”字，《文心雕龙校证》据梅六次本删。“益、稷陈谟”，“谟”，原作“谋”，《文心雕龙校注》据黄校改。“振其徽烈”，“振”，原作“褥”，《文心雕龙校注》据黄校、《太平御览》改。“雕琢情性”，原作“性情”，梅本、王惟俭本作“情性”。“木铎起而千里应”，“起”原作“启“，梅本改。“莫不原道心以敷章”，“以敷章”原作“裁文章”，黄本据《御览》改，徐校从之，《文心雕龙校证》据改。这些文字，《注订语译》也都作了修改。其中的“性情”“启”可改可不改外，其他校改都是必要合理的。有的元刊本文字，前人理解有分歧，有的主张校改，有的认为元刊本文字文义合理，《注订语译》列出不同意见，根据文义对文字做出选择。如元至正刊本《练字》篇的以下文字：“及宣、成二帝，征集小学，张敞以正读传业，扬雄以奇字纂训：并贯练雅颂，总阅音义；鸣笔之徒，莫不洞晓。”其中“雅颂”二字，范注以为“颂”是“颉”之误，并以下文“雅以渊源诰训，颉以苑囿奇文”为证。陆侃如、牟世金注、周振甫注、郭晋稀注、王运熙注皆从范说，张立斋《文心雕龙注订》认为范说是误解，并解释说：“雅颂为三百篇略词，贯练雅颂者，犹言熟习而上本雅颂。”詹锳先生《文心雕龙义证》引用了范注，接着征引了《文心雕龙注订》关于“雅颂”的注释。按照《文心雕龙义证》征引文献的惯例，显然他是赞同张立斋注释的。周勋初《文心雕龙解析》也做了与《文心雕龙义证》同样的处理。《注订语译》吸收了以上注释的成果，对范注和张注做出了明确的判断：“范说可为参考，然张立斋说应该更符合刘勰本意。‘贯练雅颂’两句当是强调张敞、扬雄极其熟练地掌握以《诗经》为代表的古代典籍之音韵字义，此确与下文所说《尔雅》《仓颉》无涉。”还有“鸣笔之徒”，梅本据朱校改为“鸿”，徐校同，《文心雕龙校证》据改。张立斋《文心雕龙考异》：“鸣笔言文之善者也。假笔墨以出之故曰鸣笔。韩退之曾本之为文，是征鸣字之用较鸿为长，朱改非也。”《文心雕龙义证》征引了张立斋注释，但仍改为“鸿”字，而《注订语译》引了张立斋说，仍从元刊本作“鸣”字。

其三，尽量提供各本校勘信息，以供研究者参考。《注订语译》对元本文字的校改，采取了极为审慎的态度。为了使研究者了解校改的实际情况，张少康先生大部分保留了比较完整的信息。如《征圣》篇，“则圣人之情，见乎文辞矣”，唐写本无“文”字，《注订语译》未依唐写本改，但注明：“‘文辞’，唐写本无‘文’字，此句为‘则圣人之情，见乎辞矣’。元、明各本均为‘文辞’，今据此。”“此事迹贵文之征也”，唐写本作“事绩”，《注订语译》依元本，但校语写明“唐写本作‘绩’”。

总之，自黄叔琳养素堂本出，此本即成为《文心雕龙》通行本，20世纪以来的《文心雕龙》校注本基本以此为底本。张少康先生《注订语译》的出版，为《文心雕龙》研究提供了一个更接近元至正本且校勘更为审慎的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