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学话语的建构与展开

2014 年，刘大先基于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历史与经验，提出了“文学共和”的理念，对民族性与集体性、地方性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做了富于洞见的概括与阐述。多样性的文学表达不仅是文化多元性的生动体现，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巩固的重要载体。这一观点不仅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也为讲述中国故事、塑造中国形象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路径。他的新作《万象共天：多样性文学与共同体意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 年版，以下简称《万象共天》）则深入民族文学学术史的发展脉络、研究范式的更迭以及民族性嬗变的具体问题，进一步推进了这个早期比较宏观的论断，不唯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在整体性的中国文学研究中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我认为，《万象共天》一书的突破与创新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该书以宏大的视角回眸了中国文化多样性理念的复合传统，阐述了“中华文学”共同体得以形成的坚实基础。刘大先指出，中国“从来都是多地域、多族群、多语言文化、多宗教民俗的‘多元一体’，其核心凝聚力来自主体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互动交融”。典籍中曾出现的百越、百濮、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不同历史阶段的族群，最终都随着时间的发展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部分。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主体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互动交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主体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统。而亚文化则以其独特的地域、族群和民俗特色，丰富了主体文化的内涵，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有着历史、现实和话语的多重实在性”。在历史上，中华民族经历了多次的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统一而多元的共同体格局。在现实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成为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重要精神纽带。而在话语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阐述和传播，有助于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推动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国文化多样性与中华文学共同体形成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深刻而复杂的。深入理解这一关系，对于我们今日准确把握中华文学的精髓，在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该书对“中华文学”概念进行了深刻详尽的探讨，为今后的文学创作和研究提供了借鉴意义。中华文学统合了中国文学内部的多样性，其复合性表现在语种、文类、体裁、题材、美学风格等诸多方面。著者匠心独运，从文学研究范式的历史变迁、民族话语的复杂转化，以及民族文学研究立场的逐步演进等多个维度，细致梳理了中国多民族文学及其研究如何历经时代变迁，最终形成“中华文学”共同体的自觉历程。这一过程不仅论证了中华文学的博大精深，更为我们理解其多元共生的本质提供了宝贵的视角。

中华文学自古便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展现出一个多元共生、和谐共融的文学体系。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不同地域、民族、时代的文学作品“千灯互照”，交相辉映，共同编织出一幅幅丰富多彩的文学景观。从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争鸣，到唐宋诗词歌赋的鼎盛，再到元明清戏曲小说的繁荣，中华文学在不断吸收、融合各种文化元素的过程中，逐渐锤炼出独具魅力的美学风格和深邃的思想体系。这种多样性不仅体现在文学形式和表现手法上，更深刻地渗透于文学主题、人物形象和思想观念等多个层面。多样性为中华文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深厚的土壤，使其在世界文学之林中独树一帜。例如，汉族脍炙人口的“四大传说”（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哭长城、白蛇传）在各少数民族中广为流传，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和形式。它们以韵文、戏剧等多重艺术形式融入少数民族的文学之中，成为中华文学中具有鲜明多民族文学共享特征的经典之作。这不仅丰富了中华文学的内涵，也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与认同。又如在壮族文学中，有着将中国传统“二十四孝”故事改编为歌谣的特殊文学现象。这些歌谣以其独特的民族韵律和语言、真挚的情感，在民间各类特殊的节庆仪典中不断得到演述和传承。它们不仅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孝道文化，更增强了中华民族文学共性的表达与再现。

第三，该书通过专题研究进行深入剖析，以系统的梳理证明了中国多民族文学走向中华文学共同体的必然性。书中选取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关键词与现象、流派或作品进行深入剖析，以揭示民族文学多样性的内在逻辑与外在表现。在第七章中，著者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及其与中华文学的关系进行了新时代的审视。他指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发生与确立，与中国民众及中国共产党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的实践密切相关，并在取得民族解放与民族独立进而走向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历史进程中确立下来。……‘少数民族文学’作为社会主义政治平等、文化正义的产物，追求在多民族统一国家内部与外部的‘积极的多样性’，在不同历史阶段兼顾‘理’与‘势’之间的辩证，为全球性语境中的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化提供了‘多元普遍性’的启示。”少数民族文学既包括民间文学部分，又有着作家文学的开创。例如壮族作家韦其麟，在壮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滋养中，完成了自己作为壮族诗人身份的创作。他的代表作长诗《百鸟衣》取材于壮族民间故事，优美动人，震动了当时的诗坛，并曾被译成多国文字，受到热烈欢迎。《百鸟衣》虽被赞誉为民族精神的颂歌，但诗篇表达的主旨还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对立，追求自由与反抗剥削的主旋律。区域的风光、民族风情的叙事，其实是次要的呈现。这是少数民族文学初创时期的特征，并从本质上呼应着中华文学的底层逻辑，是塑造国家形象的主要方式之一。

刘大先还提出，少数民族文学的内涵应该是敞开的，“少数民族作家完全可以书写或者不书写民族内容，也完全无须一定要呈现出某种‘民族特色’去迎合某些流行的刻板印象”。随着时代的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逐步让位于“多民族文学”的概念，是时代发展的结果。

第四，通过对个别文学现象、学术研究热点的关注，揭示其作为中华文学有机组成部分的内在属性。著者通过剖析边疆文学创作、单一民族文学、神话与史诗等研究热点，展现不同社会群体、民族与地域文化在文学创作中的独特呈现，阐述它们如何最终汇入中华文学共同体的建构之中。这不仅丰富了读者对民族文学多样性的认识，也为理解文学作品背后的社会历史背景、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使《万象共天》一书成功地再现了民族文学的多样性如何逐步在构建共同体意识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认同感。

在史诗这一专题中，著者选择《玛纳斯》的资深研究学者——郎樱先生作为对象，在介绍其研究生涯的过程中分析了《玛纳斯》及其研究所凸显的从民族性到国家性的发展、从民间文艺到中华文学的统一。正如著者的总结，郎樱的研究从《玛纳斯》出发，从北方民族英雄史诗、比较文学的研究阶段，最后进入各民族文学关系史和中华民族文学通史的撰写之中。

最后，该书通过一系列生动丰富的文学个案，充分论证了中华文学共荣的深远意义。著者精心挑选了一系列极具代表性的作家及其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广泛覆盖了不同民族、地域和时代，还深入触及了多种文学体裁与风格，从而构建了一个丰富多元、色彩斑斓的文学画卷。随着对这些精心挑选个案的解析，读者深切感受到不同民族文化的独特韵味与深厚底蕴，领略到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丰富思想情感与卓越艺术魅力。在展现文学个案生动性与多样性的同时，著者并未止步于表面的描述，而是进一步深入剖析了这些个案与共同体意识之间的内在联系，深化了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更揭示了文学作品在塑造共同体意识、增进民族凝聚力方面的重要作用。

在书中第十四章，著者以贺州瑶族的三位作家——纪尘、冯昱和林虹为例，详细剖析了他们各自不同的创作风格与思想内涵。正是这种多样性与差异性，使得他们的作品在相互比较中更加凸显出个别民族内部以及民族之间的“彼此混血的融合特征”。他们的作品都是“中国多民族文学的一分子”，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学的丰富宝库。在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族别文化的区分已经愈加模糊”，不同民族、地域和时代的文学作品在交流中相互借鉴、相互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学风格。这种风格既体现了各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与个性特征，又展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性与统一性，是各民族文学相互交融、共同发展的必然结果。文学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与思想深度将不同民族、地域和时代的人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积极鼓励和支持各民族作家在创作中不断探索与创新，共同推动中华文学的繁荣发展，势必让中华文学的创作走向新的高峰。

综上，《万象共天》以全新的体系再现了中华文学“万象共天”的壮丽景观，集学术性、思想性和可读性于一体。它不仅为读者提供了理解中国多民族文学的新视角和新思路，指明了中华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更为学者思考如何构建和谐包容的中华文学提供了有益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