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最大多数的人们同情共感

从“千灯互照”到“万象共天”，认识推进的脉络中流转的是从多元共生到一体共建的治学理路，而在纷繁复杂的研究话语中，不变的是刘大先不被拘囿亦无所限制的总体思维与敞开视角。刘大先的学术研究立足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合传统，建基于交互混杂的当代实践，秉持着拿来主义，体悟着江山无限。在个案现象中以饱蘸历史感的笔法去触碰共通的议题，在理论建构中以满溢着责任感的姿态“六经注我”终至“光光交彻”。刘大先的新作《万象共天：多样性文学与共同体意识》（以下简称《万象共天》）正是彰显着其风格特质而又进一步探索如何确立中国话语、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如何塑造中国形象的新范式。

在《名作欣赏》第七代批评家访谈系列中，刘大先曾谈到“致广大”与“尽精微”的区别。他以费曼所说的“飞鸟型”与“青蛙型”来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学者，并将自己划拨到“飞鸟型学者”行列。然而在《万象共天》一书中不难看出，博观约取的整体观照中已然渗透了环环相扣的命题提炼、专题讨论与个案研究，显示出著者兼“飞鸟型”与“青蛙型”而共有之的特质。当我们将一事物看作研究客体时，我们总免不了思索其“是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刘大先在论述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其辩证关系这一宏大概念时，全方位地贯彻了史论结合、文本与实践共存、差异与共性同在的方法，而更为重要的是，在知行合一的“我手写我口”之中，有一种扑面而来的真诚，这种动人的诚恳饱含着真实、真美与真善，而这种真诚来源于著者对于无穷远方无数人们的发自内心的平等关切，这样的关切既是对话的基础，又是时代的诉求。

集研究者、批评家、非虚构写作者等多重身份于一身，刘大先在不同身份之间的互换正形成了一种自我对话的张力，助益其以不同视角观察并介入多民族文学研究。于是我们面对他的任何一本著作，都注定了无法将其看作割裂单一的文本，而是以其内蕴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自成一个充满复调意味的文学场域，同时又充当着他整体研究链条上的重要环节，亦是当代文学实践与研究版图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这种意义上，进入刘大先此书的方式多种多样，而我想选择从三个角度讨论我对于此论的阅读感受。

月照万川 万川映月

刘大先认为批评的维度有三：“‘心中花树’可以说是美学与情感维度，‘壳中之魂’可以说是政治与历史维度，‘月照万川与万川映月’可以说是哲思与实践维度，三者并行不悖，可以交融，也各自独立。”在《万象共天》一书中，我更多感受到的是“月照万川与万川映月”的辩证与融合。唐代高僧永嘉玄觉禅师在《证道歌》中曾云：“一性圆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切摄；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来和。”其中真意恰与“月照万川万川映月”不谋而合。

首先，“一月普切一切水”的哲思观照，是刘大先立论的基石。述往以为来者师也，经世之大略。从前现代中国的“大一统”建立至民国初年中西冲突渴求“国族一体”，千余年的上下求索只为窥见中华民族的合法性身份与自主性认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得民族区域在政治上得到了平视与尊重，在文化上亦因此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从无到有，到史论结合，到成为一种弥合视角，七十余年的来路透出的是从政治认同到文化自信的纽带与联结。56 个民族虽各有形色，却同根于中华民族的丰厚传统，同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实践，因而其一切发展则同向共筹文化复兴的继往开来，同求共造崇高理想的远景目标。如果说“一月”象征佛法之源，“万川”象征芸芸众生，那么放之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前者即指共同的历史情境、话语建构与价值关怀，后者即指不同民族之间各异的文化形状与纷繁的文化现象造就的有别于主流文学的民族之眼。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统领与少数民族文学的表述之间的辩证关系，则如月照万川，客观形态与主观认知之间形成了一种独具魅力的张力场。

其次，“一切水月一切摄”的实践精神，是刘大先一贯的坚守。水中月影好似众口一词了无新意，如何分晓万川之姿使其各自奔流，如何破除滥调陈词走出抱残守缺，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返本开新，要回答这三个问题，就需要突破单一的文本化表达，转入田野，转向山河。刘大先借郎樱的学术历程巧妙地展示了个人研究与人民、与时代建立联系的良好范式，而他本人也做着这样的尝试。《去北川》展现出来的就是一种铿锵的回答，当田野调查不再是目的而是融入当地的日常，当“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成为一种自然习惯，理论建构中就沾染了言说自我亦是言说他者的生命体验，书斋研究中的探索他者也就同样勾连起了自我探索的感性历程。当下即是过去与未来的总和，实践即是活水之源。正是实践使得表达者掌握了主体性与能动性，《万象共天》一书中提到的彝族作家李乔《竞赛的一天》展现出的彝族人“翻身农奴把歌唱”的社会主义实践，不仅向我们揭示了作家创作的主动归附，更向我们透露出民族文学研究乃至任何一种研究，都需要表达者走出书斋去感受大地的温度，行走在时空中的动人记忆终会以带着独特质感的个人风格回归到研究之中，打破理论建构的刻板与僵化，成为一种立体的存在。

诚然，“我性同共如来和”的圆通向来是佛法箴言的落点，而“月照万川与万川映月”亦终将朝着相互辉映的理路发展。于是不难看到，不论是迟到的现代性还是发展的多样性，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都是在一个共同的维度中表达差异，而非以差异的视角在边缘游离。少数民族文学可能是“非主流”，但一定不是“少数者”。少数民族文学的百花都在中华大地上交错绽放，即使有不同的民族文化，却因着历史沉淀的共通情感而互相感受，彼此依存。

浅深聚散 万取一收

不管是《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还是《本土的张力》，不管是《千灯互照：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生态与批评话语》还是《万象共天》，似乎都绕不开《文学的共和》。如果说这部作品的出版时间在刘大先的上述五部之中处于中间位置，那么它的题名衍生出来的核心观点，则有一种兼具中轴线与起落点的意味。从2012 年的观点转变之后，及至《万象共天》一书的问世，刘大先的系列表述可以让我们清晰地触碰到三个关键词：总体意识、跨越视角、动态发展。

在《必须保卫历史》中，刘大先指出：“因而我们必须保卫历史，保卫它的完整性、总体性和目的性，不要让它被历史主义所窄化，也不要被功利主义所虚化。”个人化的观点之所以能够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就在于表达者在纷繁现象之中提炼出了普遍性的命题。总体性思维熔铸进了刘大先的研究，向我们展露着更广阔的天地。正如他本人曾屡次谈到的那样：“我更多做的是一种‘理念类型’的抽象，而不是具体的文学研究。这种抽象所要解决的是如何立体地审视一个关键性命题，它触及的是认识角度和思维方式的转变。”总体性思维并非空泛地演绎整体概念，做着大而无用的解读，也并非单一分析一个民族的现象或作品，做着人云亦云的整合，而是面对具体讨论的问题运用相应的作家作品加以适当著说，恰到好处点题，使之相得益彰。刘大先在《万象共天》中对新世纪蒙古历史题材小说的分析，既证实了此类小说的“总体性”潜能，也展示了著者的总体意识，这样的情形在此著中俯拾皆是。正是这种博观约取的审慎与取精用宏的恣意，成就了跨越时空、跨越民族、跨越体裁的对话，使得无穷远方的无数人们都能因为同一命题共情共感，也因此有了共建的基础与共识的可能。

民族文学的继承与发展离不开悠久的口头说唱传统，离不开天高地迥的无限江山，离不开日新月异的与时俱进，离不开汉族文化的灌溉与外来文化的影响，离不开无数研究者的孜孜以求。因而在《文学的共和》一书中，著者将其分为“史”“论”“文本”“影像”“田野”五个部分，而在《万象共天》中，仍然有这五部分的身影，又融入了关键词概述、话语变迁与国家认同、文化寓言与身份流动等新内涵，共同构成了一个更为立体的结构，既延用了“文学共和”的内涵，又推进了更多关于跨越学科、跨越地域、跨越方法的专题讨论，使民族文学研究逐渐打破孤立化局面，而成为具有历史感、现实感与责任感的重要推手，参与共建集体性表述的时代浪潮。如此书中他对于乌热尔图的重新解读，就为我们展示了一种返魅的多样性文学在对标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作品中所具有的不随强势话语变迁更改自我塑形的坚守。对于这种坚守的认识与赞叹，已经超越了过往研究沉浸于文本内部的哀悼与挽歌，而是通过剖析乌热尔图对于自己所属族群的集体记忆的寻求，真切地指出差异共生之时、和而不同之后的“共和”对话。

“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从其出现便处在讨论的旋涡之中，对其内涵界定，李鸿然先生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中就已经为学界奠定了共识。而关于其合法性、民族性、差异性、普遍适应性、总体性、地方性等系列问题的探讨，都在《万象共天》一书中可以窥见答案。不管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的路有多长，刘大先都秉持着一种由博返约的态度，即反对二元对立，反对静态化的僵硬，转向坚持敞开视角与动态发展的眼光。少数民族文学作为当代文学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政治话语的影响，加之其本身亦处在历史与现实、自我与他者、个体与集体等多种语境的综合作用之中，在发展过程中难免造成一些符号化、封闭化的刻板印象。但正如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诸多固定内涵在历史中形成，也在历史中发展，受当时历史限制，亦受当下历史影响，刘大先对少数民族文学关键词进行概述，对少数民族文学中经典的作家作品进行重新解读，正是以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已然生成但不被定义的历史，以便用更新的视角去阐述不断变化的当下，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推陈出新。

自他不二 香我为一

刘大先将“千灯互照，万象共天，自他不二，香我为一”视作自己的批评观，而这种诸法无差、圆通一切的大局思想与整体观照，同样贯穿在他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之中，沉淀为他本人的学术气质。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即使在书中着力研究具体个案的第三部分，在剖析族别文学现象的背后，刘大先仍然站在大历史的高度，从叙事角度与社会角度寻求集体性、发现成长性、呼唤继承传统的新路径、呼吁文学共和的新要求。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如何平衡差异性与普遍适应性，就成了需要格外关注的问题。

在书中论者有言：“现实主义的回归对于现实社会问题的关注可以说是新世纪以来小说的总体潮流，少数民族中短篇小说也在此潮流之内。”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敞开视角，勾连着历史文化、社会总体等诸多方面，也面向着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多种视角。在各类媒介与学术研究之外，文学创作作为兼具表达现实又超越现实的窗口，透露着整个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未来动向。互联网的发展便捷了交流也隔膜了心灵，人的得失与得失心之间的严重失衡逐渐渗透进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主体性的寻找与丢失成为绕不开的话题。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对于原乡逝去族群衰微的失落以及城乡进程的飞速变化带来的人性恶的暴露，成为一种批量生产式的存在。追赶现代性、呼应主流文学的愿景使“先锋”“魔幻”等元素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之中挥之不去，“先锋”已经走向大众化，“魔幻”则带来了审美疲劳。多管齐下的创作较大程度地消弭了民族性，造成了同质化。当“揭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小说将纷杂的社会现实一一排开、不加节制地诉说，泛滥无涯的现实主义就失去了其应该具有的宏大与深刻。

少数民族与汉族共生于当代，普遍性与共通性是毋庸置疑的基础。但这种同一并非同化，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之处正在于其将族群记忆与风俗美学内化为别样的生活方式，在我们眼前摆出一幅绚丽的画卷。刘大先在书中称赞纪尘、冯昱、林虹三人的创作，“虽然同是贺州的瑶族作家，却呈现出迥异的风格与观念，构成了瑶族内部的参差多态，从而使得某种整一性的瑶族文学观念成为不可能”。这种现象事实上正是中国多样性文化生态的侧面之一，也是利好之趋。思考如何讲述少数民族的故事，其实就是在思考如何讲述一个中国故事。这个故事中必然要有相同之处，但更要有起承转合、参差错落。只有在自我之中发现他者，在自我与他者之中发现集体，才能在共同体中找到个人的身影，最终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体之姿。

介入文本的三重维度，归根结底都阐释并丰富着“文学共和”这一核心观点，又在话语嬗变与实践发展之中不断更迭，向着一体共建的方向迈进。中国多民族文学的赓续从古至今未曾断绝，离不开的是最朴素的包容之姿，而其中真意则在与对最大多数者的同情和理解。卡尔·马克思曾说：“善良及同情心，是让我们彼此连接的纽带。”从“千灯互照”到“万象共天”，不论自我还是他者，不管地方还是国家，唯共情力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