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文化多元及文学理论实践

当我们讨论文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系时，我们在关注什么？这是我在读刘大先新著《万象共天：多样性文学与共同体意识》之前一直困惑的问题。近年来，学界越来越多关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不同向度，比如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以及文学。事实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本体上而言，也不是一个新近的产物。1924 年，孙中山主张“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距刘大先出版这本书恰好跨越了百年的历史长河。在这百年中，无论是五四话语中对于民间、边地的观照，还是抗日战争时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于多民族的体认与政策实践：民族地区社会历史调查、民族识别、民族高等教育起步、民间文学采风，等等，无不蕴含着对于中华民族话语的构建和实践。

在中国学界已经进行七十余年的民族文学研究中，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观察也从未缺席。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相关议题，既有对“华夷同风”的古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也有对当代民族文学创作“多重选择的世界”的关注，最终聚焦在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文学实践与文学想象上。刘大先的新书从综合性与方法论上来说，则是具有范式转型意义的一种。《万象共天：多样性文学与共同体意识》一书分为十四章，结构设置复杂而问题意识明确，共涉及中国文化多样性、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方法范式、当代民族文学创作话语、社会主义民族文学与民间文艺、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新变与关键词、国家认同与民族文化历史叙事等多个复合型的模块。

尽管这本书中提到了相当多的文学理论，对史料的挖掘和关注始终是论者写作的主线。这些史料，除了对于20 世纪初期及共和国成立初期文学、文艺作品与政策的钩沉，还包括对当下创作走向与文学材料的关注，这与作者的学术背景和职业经验密切相关。刘大先有着文艺学、现代文学的学科背景，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工作多年，有着相当丰富的田野经验。另外，其在担任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委及与中国作协、中国文联等机构的交流互动中，阅读了大量的各民族文学作品，也积累、撰写了多篇文学年度综述、年鉴，作者对中国多民族文学发展史、学术史、发展现状有着全面而精准的把握。

诚然，少数民族文学史、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主流的文学创作研究相比，的确有着一定的异质性，刘大先从中国文化多样性理念的三重传统出发，提出当代语境下文化多样性的理念更多集中于多元文化主义话语，而非对本土历史经验和社会主义文学遗产的挖掘，进而强调中华民族的文化多样性应该是共有、共享、共存、共荣的谱系。比如，在发掘社会主义新文学初期的史料过程中，他提出在政治层面的平权与人民文艺的起步密切相关，《共同纲领》中所指出的对民族平等的提倡，是开展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政治背景与话语基础，此后若干岁月里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语言调查和民族文学研究，也同样遵从了人民文艺的理念实践。他进而提及，在文代会期间，很多少数民族的文学史被编写出来，少数民族文学进入了开创期。沿着这一线索，随即他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学术史进行归纳。

作为区别于多元文化主义的“积极多样性”的倡导者和身体力行者，刘大先也对人口较少的民族的文学进行了关注。中国有22 个人口较少的民族，那么，这些民族的文学创作现场是怎样的？这本书能引领读者找到答案。对于当代文学视野中民族文学话语的变迁，刘大先提及，当代文学有着明确的国家性质和政治意涵，作为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承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反帝反封建运动，同时被纳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划之中，从这个角度看，民族性书写与少数民族文学本身实际上是在当代文学转型间的多元文学景象。

书中还多处指出，社会主义文学时期的民族话语和阶级话语是紧密结合的，以阶级、人民话语为主导，少数民族文学被纳入同时期的主流文学中，而后来随着改革开放及文学转型，少数民族文学中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强调日益突出，此时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性也开始凸显。另外，由于文化多样性理论的介入，多民族文学的创作又同时关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部分。那么，就多民族文学的定义而言，实际上是56 个民族的写作者在共同创作作品，而不是只有55 个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此时汉族的文学也被纳入多民族文学中，并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因此，刘大先认为，多民族文学的提法显示了中国文学理论自觉的提炼，也是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的创造性转化。值得一提的是，在本书的第四章中，他还收录了多年前与姚新勇的商榷与回应文，两人是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来看待现代以来民族文学的理论话语，这种探索与争鸣本身也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在对于社会主义文学的少数民族文学的调研中，作者认为将民族传统与国家意识形态融合为毫无裂痕的主动追求，实际上是当时文学创作的主流，而这种潮流成为新的人民文艺的创作方向。从民间文艺、人民文艺中脱胎而出的民族民间文学，继续演进的路径则相当多样化，比如对三大史诗的发现及研究正是如此。刘大先继而认为，文化自觉与身份认同是一个时代性命题，当下数字人文技术与方法的诞生，需要在文学研究当中召唤重构文学共同体的理论和方法自觉。

在书中，刘大先也同样着重关注了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的生产、传播与研究，这一切与国家文化政策、民间文学制度建设、文学组织与评奖机制均密切相关。他将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的少数民族文学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时期是恢复和蓬勃发展期，第二个时期是休整和低迷期，刘大先将其称为“迟到的现代性”，第三个时期是繁荣与内卷文化主义时期，从表象上来说，第三个时期是从少数民族文学到多民族文学的走向。并且他指出，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的叙事模式可以归纳为“传统与现代的冲突/ 和解”“地方与全球/ 民族与世界”“封闭的神话与重述历史”，这是极为精当的见解。

根据以上线索，在《万象共天：多样性文学与共同体意识》一书中，刘大先归纳了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的关键词，其中包括：多元一体、多元文化主义、多民族文学史观、各民族文学关系、国家通用语、民族心理、民族性、母语文学、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少数族裔文学、身份认同、未识别民族、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中华文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族别文学史、族群，等等。这些关键词能够覆盖四十余年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发展、研究中体现的关键性问题，并且刘大先在书中对于相关的理论话语给予了回应。

作为民族文学研究领域为数不多的具有理论开拓性的学者，刘大先的创新还在于对相关思想史的考察，在提到族群性、地方性与国家认同时，将其追溯到19 世纪中后期的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而后提到新文化运动，以及当代关于中国的认知理解与阐释、学界对中国文学的再认识。在这样的探索路径中，中国文化多样性本身已经成为重要的研究史料，比如，刘大先以满族文学为例开展论述，他提到满族文学从晚清到民国的演变，同时期满族人的身份重建、民族心理、文化情感、文学趣味、美学想象等，这些因素对于现代满族文学的建构、冲突以及重建有着何等的影响、在双重地方话语中具有何等的身份意识，均为他探讨的重点之一。京旗满人与地方满人如何对国家进行想象并且转换为文学实践，实际上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等命题有着相当重要的参照作用，也是对海外相关研究挑战的一种回应，也是建构中国自主话语知识体系的文学理论实践。

如何将历史、民俗和文学创作联通，刘大先也做出了相应的理论探索。他指出，具有悠久的口头说唱传统的蒙古族，在新世纪以后的文学创作中，关于蒙古历史叙事的题材陡然兴盛，比如说关于贵族、英雄、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宏大叙事，那么在文化遗产与记忆的寓言中，这些小说对于历史流传物的开放态度与现代的多样性话语相结合，实现了空间的重置和身份的流动。他同时以新历史小说为参照对象，呼吁重建蕴含着个人与国家、欲望与社会、情感与理想、美学与价值的历史观，从而作用于民族文学的发展。

同样，对于文学中的历史叙事所蕴含的问题意识，刘大先在书中给予回应，他认为重塑历史一直是当代文学比较显著的一种创作形式，比如说对边地往事的讲述、对抒情与神圣世界的描述、在大历史内部对个人命运的描述、对地方记忆的强调等多重面向。然而，在纷繁的创作个案中，的确融入了中华民族历史的可能性，是一种自在的言说。由此，他在书中设置了“重寻集体性”和“文学共和”的环节。

刘大先以鄂温克族为例切入论述，鄂温克族位于中国的东北，在新中国民族识别中正式确定了族称，也是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关于鄂温克族题材的小说叙事在当代中国文学中的数量并不少，比如读者所熟知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刘大先独辟蹊径，从乌热尔图的小说入手，认为彰显鄂温克族狩猎传统消逝、民俗变迁、伤痛和死亡的创伤体验，与工业化和现代化勾连起来，成为新的书写倾向。与现代性相对抗的是文学的书写，尽管现实社会中的狩猎被禁止，小说的结尾则设置为他们用古老的信念征服了所有人，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因此，乌热尔图“竭力营造和阐释的是一个带有现代理性所不可索解的意义与价值的存在”。可以说，刘大先对乌热尔图的重新解读，在多样性文学中体现了文学共和的意义。

作为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长期的阅读者、研究者，刘大先还注意到少数民族中短篇小说的现状和未来。他认为，现实主义的回归、对于现实问题的关注是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中短篇小说的创作潮流，作家们揭露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与复杂性，而这些社会问题不仅是与民族、民俗、民间社会相关，更是与现代性、工业化在全球范围内的迅猛扩展有关，由此，少数民族文学产生了“滞后的现代性”等创作问题，比如相当数量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涌现，少数民族作家倾向于选用相当吊诡的语言、比喻、叙事，生产类似于先锋小说的格调。在这类创作中民俗话语、文化认同被阐发，他者与自我的互动族群文化传统也被纳入小说书写中。当然，这里他也对创作者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比如在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中，“不需要矫情的坚守，也没有诞妄的自恋，只需要诚实的内心、反潮流的勇气、鲜活的想象力与踏实可靠的语言表达”。

在书中即将结束的章节中，刘大先提出，“远方”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文学书写中一个隐喻式的存在，它的地理特性在自我、本地、故土、家乡的对位中，具有了导向未知的修辞意味，最终与后者形成了结构上的对应，在这样的二元式的结构隐喻中，更多的作家实现了对命运共同体的观照。这也恰恰是本书所主张的文学、民族、共同体的同一性。

对这本书的解读似乎告一段落，事实上，还需要提及的是，在十余年的民族文学研究领域，刘大先几部著作的理论线索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其博士论文修订而成的《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2013）是从近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变革入手，对整体中国民族文学的发展转型做出观照；另外，与李晓峰合作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2012）、《多民族文学史观与中国文学研究范式转型》（2016）则更加突出文学史观念的革新，尤其是如何在中国文学史的总体路径中如何确认多民族文学的位置，由此系统阐述“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核心价值，涉及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等多个方面。《文学的共和》（2014）不仅是纯粹的民族文学批评、研究，还深入探讨了全球史与新媒体语境中的文学人类学、区域政治、地方知识、性别意识、身份认同、文化遗产、社会记忆、影像表述、仪式书写和文学生活等议题，从而通过“文学共和”的理念，整合了中国文学话语的多样性。《千灯互照：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现场与批评话语》（2017）则是直击文学现场，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现状做出深刻的梳理阐释。另外，需要提到的是刘大先诸多成果中别具一格的一部——《去北川》（2024），这不仅仅是一本表达个人旨趣的非虚构作品，更是与他本人在北川羌族自治县的一年田野经验直接相关的民族志写作实践，与前面提到的诸多理论有着相当程度的互文性。

总体而言，刘大先的《万象共天：多样性文学与共同体意识》一书对丰富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术史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也提供了文学层面的话语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