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继和告别的难题

一、形式创造意义

王安忆1990年代初发表过两篇小说，一是《叔叔的故事》（《收获》1990年第6期，下面简称《故事》），一是《乌托邦诗篇》（《钟山》1991年第5期，下面简称《诗篇》）。①我把它们看作“姐妹篇”。虽然两篇小说写的内容不同，但有密切关联，构成呼应、对话的关系。它们是在“时代更替”的时刻对承继与背叛这一主题的不同变奏，或不同侧面的展开。前者涉及对虚妄事物的“拆解”，后者涉及对精神重建的追寻。前者的叙述者没有张承志的自信、决断，试图释放心理压力的拆解并未获得快乐，而后者重建的追寻也深陷困惑之中。总之，这两篇都不是快乐的故事。

读这两篇作品，要关注“形式”的问题。正如有批评家指出的那样，“文本形式”在这里不仅是形式，甚至也不仅是形式与内容不可分离的那种理解：“所有那些思想上的深刻探索都正体现在作品的写作方式中，这方式不单是一个容器，而是自身便产生着意义。”②它们的文本形式可以归纳为这样几点：一、叙述是文本的主导方式；二、叙述的多层性；三、叙述人与叙述对象的结构性关系。

先看《故事》。叙述者“我"的长辈（小说中用“叔叔”来称呼），在1950年代因为写了一篇关于一头驴子的文章，被认为是污蔑农民，成为“右派”下放劳动改造。他在苏北的小镇娶妻生子，当了学习教员，经历了许多磨难。“右派”平反改正之后，由于发表了引人瞩目的作品，他成了知名作家，人生进人辉煌的阶段，便与小镇里的妻子离了婚。这些情节、故事，我们从不少当代作家的经历，也从1980年代许多“复出”作家的作品中见识过，并不陌生。《故事》的不同之处是，以某种反讽的意味复述这个读者已熟极而腻的故事，并有点残忍地让时来运转的“叔叔”失去永远的得意和辉煌，让“叔叔”最后明白他的命运并非惬意的诗篇，真相是：“原先我以为自己是幸运者，如今却发现不是。”

《诗篇》写的是另一类型的“叔叔”。小说中的“我”已经是成功的作家，生活顺畅，井然有序，但在一次旅行堵车的偶然事件中，突然感到生命出现一次“受阻与中断”，如“离轨的行星”，失去了目标，便回过头来质疑原先生活的合理性。在关于生命意义的追问中，“我”通过对“海岛”上一个作家的关心和怀想小说没有点明这位作家的姓名，但是读者都知道是陈映真一想以他为榜样来试图回答、解决这个问题。不过，这个追寻似乎也并不完满，没能得到有效的、可以信服的答案。

为什么表面看来不相干的两个中篇可以串联起来读？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第一，从小说的主旨上说，它们都讨论时代转换中承继和告别、背叛的问题，探讨个体与世界的关系。王安忆说，《故事》是对一个时代的检讨、总结，容纳了她多年来最饱满的情感和思想。③她又在另一篇文章里说，“前辈，供我们承继，也供我们背叛”④。它们都是对“时代更替”的时刻，“孩子”曾经仰望的“前辈”形象坍塌时出现的精神困境和解决之道的追索；是承继与背叛主题的不同变奏，或不同侧面的展开。

第二，它们都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叙述者“我”也常常替换为“孩子”“孩子我”等称谓。叙述者不是冷静的旁观者，在作品中扮演着叙述策动、编排和评论的角色。叙述来自一个重要的动机，这个动机是有关生活意义的问题。所以，《故事》开头这样交代：“我选择了一个我不胜任的故事来讲，甚至不顾失败的命运，因为讲故事的欲望是那么强烈，而除了这个不胜任的故事，我没有其他故事好讲。或者说，假如不将这个故事讲完，我就没法讲其他的故事。”

二、作为思想随笔的小说

从体裁说，《故事》和《诗篇》都是“小说”，不过，作为读者的我也可以将它们读作思想随笔；这里涉及“跨文体”的问题。文体的迁移和交叉，在1990年代初不是单一现象。面对晦暗不明的社会境况和人们遭遇重大挫折发生的精神危机，既有的形式似乎难以有效满足探索、表达的需求。于是，出现了不像诗的诗（于坚《0档案》西川《致敬》），文学和历史边界的含混（张承志《心灵史》，纪实对虚构的“入侵”（王安忆《故事》《诗篇》，以及《纪实与虚构》），词语构成小说中的“人物“（韩少功《马桥词典》）王安忆说，“叙述的方式”是她这个阶段写作的主要方式：“我以为叙述方式是小说真正的本质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我将人物的对话也作为叙述的部分，以叙述来传递。任何景物的描写我都将其演化成叙述的存在，画面由叙述来处理，而不是直接展现，时间和空间的秩序也以叙述的条件为原则。”③“叙述”是否是小说真正的本质方式姑且不论，但重视叙述，将现代小说朝“讲故事”的方向靠拢，并在虚构的故事框架中嵌人“真实”的人、事一生活和文本难以截然分判。这些确实是她这个阶段的写作要实现的抱负和所选择的艺术方法。她赋予叙述以“无限”的权力，可以聚拢、处理所需的广泛信息，打破叙述的时空限制，让各种情景、材料处于对比、互否以至拆解的关系中，模糊虚构与写实的边界。她热衷的不是典型环境、典型人物，而是要对某个时代、某类人物进行概括；在这里，“纪实”展示了现实批评指向的犀利，“虚构”则是对“时代人格”思考的提升。“叙述”功能、权力的扩张，也为叙述人留出推论、阐释、评议的余地。这是我将王安忆这一类型作品看作特殊的思想随笔的原因。

三、重述让器皿碎裂一地

《故事》对1980年代的“叔叔”们讲述的故事的解构，是通过重述、“仿作"来实现的。它将故事的构思、编造的过程置于“前台”，借助对原有“故事”的仿作、改写，以及对情节的多种设计、因果的假设推论，来破除1980年代“叔叔"对时代和自身历史的“真实反映”的幻觉。这是“多层叙述”。我们都知道，在1980年代，许多复出作家都写作了以自己的经历为“底本”的“灾难小说”，它们情节的基本模式是：灾难发生（因某篇文章，或某种“异端”言论而遭罪）；灾难降临（被发配到偏远山区、农村劳动改造，忍饥挨饿）；精神得救（底层民众，尤其是“民女”的同情的救赎）灾难解除（时来运转，落难者转化为“文化英雄”）。王安忆的《故事》也是仿照这样的模式叙述。不过，她在重述、改写中，既改变了思想情感基调，赋予反讽意味，也改变了“叔叔”的幸福生活，让这种生活具有悲剧性质。举一个大家熟知的小说中“叔叔”读书的场景，这样的情景也出现在包括《绿化树》在内的作品中。

我（指章永璘—引者）每晚吃完伙房打来的饭，就夹着《资本论》到她那里去读我偶尔侧过头去，她（指马缨花——引者）会抬起美丽的眼睛给我一个会意的、娇媚的微笑。那容光焕发的脸，表明了她在这种气氛里得到了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她享受着一个女人的权利。后来，我才渐渐感觉到，她把有一个男人在她旁边正正经经地念书，当作由童年时的印象形成的一个憧憬，一个美丽的梦，也是中国妇女的一个古老的传统的幻想。③

王安忆的《故事》里，“精神享受”的所有权由男性主人公转移给了“妻子”：

读书的时候，叔叔的心境是平静和愉快的。当他在灯下静静读书的时候，他妻子的心境也是平静和愉快的，一针针咝啦啦地纳着鞋底，看着他魁伟的背影猫似的伏在桌上，感到彻心的安慰。她想她降住了一条龙，喜气洋洋的。她温柔地想：我要待你好，我要一辈子，一辈子，一辈子地待你好！这样的夜晚总是很缠绵，直到东方欲晓。

不过，有着“世俗”生活逻辑的妻子，让妩媚、梦幻、温情脉脉的情景如掉落的器血碎裂一地，击碎章永璘接过马缨花“宝贵的馍馍”，“心中便升起威尔第《安魂曲》的宏大规律”的悲壮、神圣的自恋：

…会有那么一天，当叔叔的妻子对他说：看书吧！叔叔突然地勃然大怒。他抬起胳膊将桌子上的书扫到地上，又一脚将桌前的椅子踢翻，咬牙切齿道：看书，看书，看你妈的书！开始，叔叔的妻子惊呆了，吓坏了，因为她没有想到叔叔还会有这么大的火气可是她仅仅只了一会儿工夫，就镇定下来。她不由得怒从中来，她将大宝朝床上一推，站到叔叔跟前，说：“你有什么话尽管直接说，用不着这样指着桑树骂槐树；这个家有什么亏待你的地方，你如不满意尽可以走；烧给你吃，做给你穿，我兄弟借书给你看，我妈这么大岁数给你带孩子，你有什么不满意的？你摆什么款儿？你拿上你的东西走好了，现在就走！”

《故事》被看作是与1980年代的告别，告别那个被称为“新启蒙”的时代，质疑了1980年代以个体为中心的现代化的理想。不过需要补充的是，1980年代并非一个没有裂痕的整体，事实上存在不同（这一不同也是由不同的叙述所构造）的1980年代。1980年代的“新启蒙”需要反思，而启蒙的任务却并未完结。事实上，《故事》的质疑、探索的强烈欲望的火种，恰恰就来自1980年代个体的觉醒。《故事》所要“背叛”拆解的，是强悍、自信但也孱弱的“叔叔”们塑造的那个时代图景，那种“历史终点”的意识。它尖锐地揭示了这些“幸运的人”其实不幸。它揭示了那些熟读《资本论》，经历了血与火的淬炼，“在清水里浸泡三次，再在碱水里再煮三次”（《绿化树》的题词，来自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的，灵魂已经净化的曾经落难者，骨子里其实深藏着传统文人的优越感，他们一心想凭借知识以求闻达。“叔叔”的那种“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故事其实毫无创造性，延续的是塑造美丽温柔女性的“拯救者”以提升自己、自我宣扬的俗套。他们不肯勇敢承认“复出”之后“所获得的一切”，成为“文化英雄”，“只是体制的一种威慑性的补偿”，这种补偿使“知识分子在社会体制中甚至获得了超出 50年代的地位和声誉”③，他们不愿正视得到的“恩典”，“既是赐予或馈赠，又是威胁”这一事实。③他们也没有能正视，他们的写作不断重复渲染曾经的受害者身份，不厌其烦地采用自传性（或类乎自传性）的材料来维护受害者的“地位”，是为了长期保持利益索取的权利。这正如一位学者分析的：

保留受害者角色比接受对受害者（假设伤害是真实的）的修好更有利，与短暂的满足不同，您保留着长期的优势，其他人对您的关注和承认得到保证。过去的伤害愈大，现在的权利愈大。③

四、另寻“拯救者

对这样的“叔叔”的洞察，“孩子”的失望是理所当然的。这种失望对重视生活意义的“孩子”而言是“震撼性”的；他（她）不能没有可以依靠的传统，不能没有可以扎根的土壤，他（她）要执着地另找到生活的力量和信念。于是，在《诗篇》中，“孩子”找到一个人，那个海岛上的理想主义者。他也是个作家，怀着对世界未来的理想主义信仰，并从这一信仰出发来确立他克服现实缺陷的拯救态度和行动。叙述者“我”与“这个人”的关系，对他的精神的理解、接近，构成克服精神危机的凭借。“这个人”的思想行动、精神，成为“解救我的力量”，他“使我处在一双假想的眼晴的注视之下”，推动我对生命意义的寻找。这样，“孩子”的精神困境似乎获得了“拯救”。

不过，我们同样在《诗篇》中发现叙述的不确定性。小说也不是封闭式的结构。我们会发现，在以叙述为基本展开的方式中，存在着不同的时间点。它们用“当时”“后来”“多年之后”来表征。小说经常出现这样的时间标识：“我现在回想”“现在我想起来了”“我现在觉得”…如小说写到“我”去美国爱荷华，“这个人”来机场接“我”，“他的眼睛很‘仁慈’。‘仁慈’是我成年之后逐渐找到的两个字，当时我是用‘亲切’这两个字来替代的”。如写到“我”对这个人写“三角脸”的小说（指《将军族》）感兴趣的原因之后，说“这原因是我成年之后所总结的”。也就是说，对同一事件的情感、判断、感觉，有不同时间点的变化。这些时间上的“当时”和“后来”，又都是在写作、叙述的“现在”

整理的，因此也包含着“现在”的评价和情感。这篇小说明确区分经验、感受的时间（这服务于小说讲述心理过程的需要），但又常常模糊了这种时间性。叙述上的时间点的强调和模糊，叙述语调上存在的不确定性，在表达确然的同时，也带来干扰，质疑了这种确信。可以说，《诗篇》也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对这位具有乌托邦理想精神的前辈的信仰，也包含了疑惑和犹豫。不同的声音提出的问题是，没有乌托邦精神支持的生活是可能的吗？以感悟和信仰作为依托的理想是可靠的吗？因此，《诗篇》和《故事》一样，它们都不是快乐的故事，自然不快乐的性质各不相同。无论是背叛还是追寻，都充满挣扎，原先的榜样（“叔叔”）形象坍塌，新的偶像也未能坚实稳固。“我总是从他的期望旁边滑过去”，“我一直追索着他，结果只染上了他的失望”；“我从来没有赶上过他，而他已经被时代抛在身后，成了落伍者，就好像理想国乌托邦，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它，却已经熟极而腻。”结论是：“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快乐的孩子，却忽然明白其实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