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主义”还是“官僚制”？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一部常读常新的作品。从小说发表后迅即成为“百花文学”的代表，在中国文坛乃至政坛引发轩然大波，到1980年代作为“重放的鲜花"凯旋归来，直到今天，评论界对这部小说的再解读，从未停止。从1950年代的"反官僚主义”再到1980年代以来的"政治小说”“官场小说"“成长小说”“青春写作”，甚至“爱情小说”，说不尽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顽强地留驻于当代思想史与批评史的视域，成为我们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乃至“现代中国"时无法回避的坐标。

一

在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多次评价中，毛泽东一再强调，他之所以支持这部小说，是因为小说“讲正了一个问题，就是批评官僚主义”①。毛泽东批评李希凡、马寒冰等人有关党中央所在地北京不会出官僚主义的观点，怒斥这些批评家对王蒙的“围剿”。毛泽东说：“王蒙反官僚主义，我就支持。”1957年，中央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与会议代表的座谈中甚至说：“我看到文艺批评方面围剿王蒙，所以我要开这个宣传工作会议。”②

恰恰在毛泽东最看重的这一点上，王蒙的看法并不一致。在发表于1957年的《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王蒙指出：“在与林震对立的一方，刘世吾是主要人物，我着重写的不是他工作中怎样‘官僚主义（有些描写也不见得宜于简单地列入官僚主义的概念之下），而是他的‘就那么回事'的精神状态。”③二十多年后，作为“新时期文学"前驱的王蒙对这一问题表达了更为明确的认知：“我对于小说中两个年轻人走向生活、走向社会、走向机关工作以后心灵的变化，他们的幻想、追求、真诚、失望、苦恼和自责的描写，远远超过了对于官僚主义的揭露和解剖。"王蒙还认为，“作为林震的主要对立面的刘世吾的形象，如果冠之以‘官僚主义’的称号，显然帽子的号码与脑袋不尽适合”。④

对王蒙与毛泽东的这种“视差之见”，最简便的解释莫过于作家与政治家，乃至“文学”与“政治”的不同。但这一解释的问题显而易见。毛泽东当然是在“对文学文本进行政治阐释”，用杰姆逊的话来说，就是“不把政治视角当作某种补充方法，不将其作为当下流行的其他阐释方法一精神分析或神话批评的、文体的、伦理的、结构的方法一一的选择性辅助，而是作为一切阅读和一切阐释的绝对视域”③。但王蒙的观点，很难说真的与“政治"无涉。如果说“反官僚主义"是“政治”，那被1950年代的“少共"王蒙顶礼膜拜的"革命”又何尝不是"政治”？甚至被1980年代的王蒙接受乃至认同的“个人”同样是“政治”。事实上，怎样定义和理解“官僚主义”，一直是20世纪全球社会主义实践中最大的“政治”。

现代汉语语境中的“官僚主义”与“官僚制”“科层制"等等，都是同一个英文词bureaucracy 的中译，也就是说，“官僚主义"与“官僚制”“科层制”是同一个词，意义完全相同。以“官僚制"替代“官僚主义”，有助于我们辨析“官僚主义"的制度背景。作为现代“官僚制"最重要的研究者，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一直将"官僚制”理解为一种与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现代"理性主义”一道兴起的现代政治制度。韦伯指出：“纯粹的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即官僚体制集权主义的、采用档案制度的行政管理，精确、稳定、有纪律、严肃紧张和可靠形式上可以应用于一切任务，纯粹从技术上看可以达到最高的完善程度，在所有这些意义上是实施统治形式上最合理的形式。”在韦伯眼中，这种在技术理性指导下，追求客观性、精确性和效率的理性工具，是一种与传统管理制度完全不同，被民族国家普遍采用的以权力依职能和职位分工和分层、以规则为管理主体的管理方式和组织体系。衡量“官僚制”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就是以提升效率为唯一目标的工具主义。官僚制"对传统"人治”的槟弃，意味着悬置情感、欲望乃至道德与价值判断，放弃对实质正义的追求而追求形式正义。一一既然是“工具"就不会有“人格特征”，就不能有恨有爱，不能表达喜怒哀乐，就得将自己关进"理性铁笼”，变成被剔除了任何积极性、创造性和工作热情的冷冰冰的"机器零件"和“概念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刘世吾身上表现出的"冷漠"正是"官僚制"不同于传统政治制度的最重要的特点—“非人格化"的集中表达。刘世吾将其解读为一种"职业病”③，其实是一种既准确又生动的描述。在这一意义上，如果我们仅仅将“官僚主义"理解为一种工作作风，甚至将其归罪于官员个人的素质、修养和品性，显然解释不了“官僚主义"产生的原因。同理，对官僚主义的分析仅仅停留在现象的描述、情绪化的批判和道德性的理念说教上，不可能真正解决社会主义时期的“官僚主义”—“官僚制"问题。

韦伯对“官僚制"的工具理性的推崇，建立在资本主义对神学时代的终结这一历史主义的推论之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讨论的是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官僚制"问题。20世纪的社会主义并未像马克思与恩格斯曾经预言的那样，首先在完成了原始积累的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落地，而是在苏联、中国这些尚未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国家，通过革命变成了现实。列宁也因为对“一国胜利论"的阐发与实践，成为与马克思、恩格斯齐名的伟大导师。但社会主义能否成功，不仅仅取决于是否获得政权，更在于取得政权的共产党如何在一个只能“通过民族国家进入历史"的时代，以“民族国家”为媒介真正完成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在这一进程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如何处理“官僚制”这一诞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管理制度。一方面，社会主义不可能在离开官僚制的情况下，独立地实现对国家的统治和治理；另一方面，如韦伯指出的，官僚体制一旦被充分实行，就会发展成无法摧毁的社会实体，由此，社会主义在享受“官僚制"带来的效率的同时，也不得不同时面对“官僚制"对社会主义带来的价值扭曲以及对人民民主的威胁与伤害。“这一政治形式在多大程度上与一切‘无产阶级专政'观念是矛盾的。这一专政依靠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或共产主义政党，它们对权力和暴力的垄断，是模仿民族国家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③如同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学者马尔库塞在1957年完成的近距离观察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的分析》一书中指出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必须发展生产力，都有实现生产高效率的工业化的要求，但理论上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要求首先解决“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和"产品的分配形式"问题，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政治前提，这是一种明确又强烈的“去国家化"动能。马尔库塞发现，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出现了一种日趋强烈的“再国家化”动力。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国有化和工业化”，指的就是在布尔什维克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体制内，利用国家机器，强制性地加速工业化，由此不得不采用韦伯意义上的起源于资本主义的“官僚制”：“苏联国家丧失了它独一无二的革命立场，享有着现代工业文明的那种组织化特征和行为模式特征。”③由于国家的职能导致的权力日益强化，势必形成一个管理国家和享有国家权力的官僚阶层，势必导致一种与社会主义的政治原则相冲突的"官僚主义”。—昔日的"革命者”变成了“官僚”，“革命"变成了“反革命”！@最终，我们在王蒙笔下的组织部目睹了类似的现实。

在1993年出版的《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与新国际》冲，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痛斥宣告“历史终结”的福山，以“马克思的幽灵”自居，为马克思招魂。对德里达的出人意表，马克思主义阵营并非全然认可。在不少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眼中，德里达最大的问题，是将作为政治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幽灵化了。一直以马克思主义左派自居的英国学者伊格尔顿就直接讥讽德里达的幽灵化的马克思是一个“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德里达当然不认可这一批评，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一种"幽灵政治学”。在《共产党宣言》的开篇，马克思曾经这样告诉我们：“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换言之，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意义，就是再现了马克思的这种幽灵性。在《马克思的幽灵》冲，德里达借助马克思热爱的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讲述了马克思创造的“共产主义幽灵"对于20世纪东西方世界的无穷魅力：

就像《哈姆雷特》中，那个堕落国家的王子，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一个幽灵显形开始的，更确切地说，是从等待这一显形开始的。那期待既急切、焦虑而又极度迷人：而这或者说那件事（“这件事”）将在那个东西到来的时候即告结束。那亡魂即将出现。不必等太久，但那是多么难熬的一刻。②

二

“官僚主义"问题也就是在这一全新的历史时空，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集中谈到了“官僚主义"问题：“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③

我们不难从上述讲话中感知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愤怒。毛泽东在这里表达的，与其说是对“官僚主义”的愤怒，不如说是由“官僚制"引发的不安与焦灼。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痛恨一以贯之，但1950年代毛泽东眼中的“官僚主义”显然已经不仅仅是井冈山时期与延安时期的那种与“形式主义"并列的“工作作风问题”。尽管我们很难说毛泽东对“官僚主义”与“官僚制”-“科层制”的制度性关联形成了真正的理论自觉，但毛泽东对于“官僚制"对社会主义如同釜底抽薪的危害性的政治直觉却显而易见。因此毛泽东才会如此关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一个发生在首都北京党的心脏的"官僚主义"故事，其影响力远超同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与《本报内部消息》，同样远超苏联作家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在"党政体制"这种建立在政治与行政"二分法"之上的当代中国政治的基本结构中，与各级政府以经济工作为中心，因而很难躲避“官僚制”的侵蚀与控制不同，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以保持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校正国家发展航向为己任。在各级党务部门中，负责组织建设的党委“组织部”是党的各种职能部门的中枢，肩负着建立和巩固党的组织的重任。林震入职时，刘世吾曾对他谆谆教诲：“中央的一位同志说过，组织工作是给党管家的，如果家管不好，党就没有力量。""管家”就是“管干部”，“管干部”的第一要义就是“反官僚主义”，因为这是保持党的纯洁性，维护党的斗争意志，使党永葆青春、永不变质的前提。《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之所以让人深思，就在于它通过一个原本用来制衡与矫正“官僚制"的政治机构的“官僚制化”，完成了对社会主义中国遭遇的结构性困境的一次寓言式书写。

批评家林默涵曾以“政治衰退”④来定义刘世吾的“冷漠”，显然十分准确。如果将组织部众多“末人"的兴起，视为1950年代“去政治化"的一个直接后果，那么，回归历史的唯一有效方式，就是“再政治化”！

1956年，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的这一年，毛泽东提供的解决方案，是视“官僚主义"为“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选择以“整风运动"作为解决“官僚主义"问题的方法。毛泽东解释道：“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他强调，“我们主张和风细雨”，“这样就很得人心，就能够团结全国人民，调动六亿人口中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⑥

以“整顿党的作风”为目标的“整风运动”，始于1941年的延安。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了动员讲话，“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标志着“整风运动”的开始；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意味着近四年时间的延安“整风运动”的结束。作为中共党建史上的一大创举，“整风运动"用四年左右的时间集中解决了党内的思想问题，改进了党的作风，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整风运动”的神奇效力震慑了国民党。蒋介石从共产党的快速崛起中意识到延安"整风"的重要性，试图加以效仿来改造国民党，加强国民党的组织性，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败退到台湾后，痛定思痛的蒋介石更是下决心在国民党内搞了一个类似“整风运动"的“改造运动”，试图复制延安“整风”，甚至“刻舟求剑”，完全照搬延安的“整风”术语。由此可见延安“整风"的成功。

只是对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而言，1950年的中国与1940年代的延安已经处于完全不同的历史语境。能够在延安立竿见影的“整风运动”，是否依然有效？1950 年代的中国，维系延安主体存在的"他者”一—无论是作为民族敌人的日本侵略者还是作为阶级敌人的“国民党反动派”均已消亡。当“外部"的敌人不存在的时候，何来“人民内部”？

崔建飞在文章中，曾讲述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谈到《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时的一段插曲，当毛泽东向与会者打听小说的作者王蒙是不是共青团员，却意外得知王蒙是共产党员时，毛泽东回应：“共产党批评共产党，好嘛。”中国作协干部黎之曾经听到过这段讲话的录音传达，1999年他回忆此事特别强调：“当时我听到‘共产党批评共产党'时为之一震。”@崔建飞认为，黎之之所以“为之一震”，是因为毛泽东对王蒙的党员身份有些出乎意料，有些不快。毛泽东对王蒙的政治面貌作了误判，他原以为王蒙如此年轻，充其量是一位共青团员。对此，崔建飞总结道：“而毛泽东此后依然大谈《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显然不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而是从作品文本出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