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与中国当代文学

《菰蒲深处》是汪曾祺出版于1993年的短篇小说集，书名取自高邮诗人秦少游“菰蒲深处疑无地，忽有人家笑语声”，集中囊括汪氏一生多数名作，内容皆系对故乡高邮的回忆。其中，有一批刻画“引车卖浆者流"的小说尤引人注目，如《鸡鸭名家》《异秉》《鉴赏家》《八千岁》《晚饭花》等。汪曾祺自称这些小说“有些是有原型的”，但这并不意味原样照搬，“世界上没有这样便宜的事，把一块现成的、完完整整的生活原封不动地移到纸上，就成了一篇小说。从眼中所见的生活到表现到纸上的生活，总是要变样的”。①所谓"变样”，系指回忆是“重构性"的，“它总是从当下出发，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被回忆起的东西在它被召回的那一刻会发生移位、变形、扭曲、重新评价和更新”②。而《菰蒲深处》从生活本事到艺术成品的“移位”“变形”过程，可打开重要的文学史问题，即“隐”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有论者指出，“隐逸及隐逸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独树一帜，绵延数千年，不仅成为传统，甚至还成为深深影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重要心理积淀”③，但在当代，隐逸传统却发生了深刻的转折与“更新”，《菰蒲深处》即是打开这一古今之变最恰当不过的入口。

一、回望“汪家大少爷

关于汪曾祺，坊间多誉为“最后一个士大夫"“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或“名士”。这些印象比较准确，但要理解其间深义，还须重返汪曾祺最初的人生场景。汪曾祺1939年19岁时离乡，名满天下后重返故里已是42年后的1981年，但他留在高邮旧识心目中的仍是少时样子。据《戴车匠》原型戴桂林之子回忆：

我回家乡高邮看望93岁高龄的大姐戴明霞·回忆几十年前的往事。我问她是否记得汪曾祺老先生？她眼睛一亮说：“怎么不记得，就是竺家巷内的汪家大少爷，我们小时候就认识了，他和我是同一年出生的。”④

“汪家大少爷"可谓汪曾祺个体人格与文学生涯的开端。当然，民国作家多系“少爷”身份，他又有何殊异？这表现在那段时光所养就的人格特质，深深镌刻进了他此后一生的形迹与文学世界。这种人格特质，可理解为“性格中带有浓厚的名士色彩，悠闲、散漫、慵懒、我行我素”③，但这尚是表象，在其深处则是不羁与骄傲。亚当·斯密曾如是描述世态人情：“享有地位和荣誉的人举世瞩目。人们都急切地想一睹他的风采”，“他的举动成为公众关注的对象，连一句话、一个手势人们也不会全然忽视。在盛大集会上，他成为他们注视的中心人物；他们似乎把全部激情都寄托在他的身上，以便得到他给予他们的鼓励和启示”。③然而，汪曾祺恰恰无意观睹大人物之风采，甚至可能“以白眼对之”①。他的“我行我素”，非常接近《三国演义》中程昱之于关羽的评价：“傲上而不忍下。”

当然，汪曾祺敢于“傲上”，与“汪家大少爷”的家世背景与优长才具有关。汪氏祖籍安徽，东迁高邮已历九代，至汪出生时，家业已颇可观，“在汪曾祺父亲汪菊生（字淡如）名下的房产总数为26处，217.5间，计3337.85平方”③，此外还有“两千多亩地和两家中药店、一家布店”③。这份产业足以使子孙有“傲"的资本。其祖父汪嘉勋（清朝末科拔贡）还是当地著名眼科大夫，时有免费看病的义举，故在汪氏家族“基因”中，对钱财并不那么看重。尤其是，汪曾祺少年即有才名，“他的祖父亲自教过他古文，他的父亲画画在当地很有些名气”，故小学时“他的国文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作文常得满分，还作为范文在课堂上朗读，画的画也总被贴上墙展览”。@如此种种，使汪曾祺多少有些恃才傲物。当然，这种终生无改的“傲”，在汪曾祺主要还是内敛于心而较少张狂于外。

这种“傲”，究其实质是对主流价值体系不上心，不汲汲于时人之所趋奉者。汪曾祺西南联大的同学何兆武回忆：（汪曾祺）和我同级，年纪差不多，都十八九岁，只能算是小青年。可那时候他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旧的蓝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趿拉着一双布鞋不提后跟，经常说笑话，还抽烟，很颓废的那种样子。”①如此疏懒，直接带来“副作用”—汪曾祺竞没拿到毕业证，原因仅是“裤子上有洞，不好意思去美国部队里帮一段儿忙”，而1944年国民政府规定“当年毕业的西南联大学生必须为陈纳德的飞虎队作译员”③。这种疏懒到了1950年代，发展为他清醒地与主流写作拉开距离：在三十出头的黄金写作年龄里，他竟选择"少写"“不写”。汪朗回忆：“爸爸自己不写反映‘大好形势’的小说，还不让别人写”，"（林斤澜叔叔）谈起他在‘文革'之前写的一些反映北京郊区农民生活的小说很有特点。他说：‘你爸爸当时就有不同看法，让我别再写了，多看看多想想再说。现在看，他是怕我常写这样的东西，思想创作上进‘套"”。④应该说，在同龄人（如李準、刘绍棠、王蒙、茹志鹃等）纷纷一夜成名的年代，要做到如此淡泊非常不易，没有庄子“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的心境决不能坚持。但汪曾祺对主流价值体系的确相当超然，不为外物所累，所谓“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庄子·逍遥游》），即大略如是。也因此，进入1990年代他还冒天下之大不，多次撰文称赞毛泽东书法以及江青、于会泳之于京剧改革的贡献。其背后，也仍然是“傲”：睥睨当世，傲视众生。叶兆言认为汪曾祺“骨子里是个狂生”，堪称准确的观察。

在具体层面，汪曾祺的“傲”常及于居于上位的人物。在其有生之年，中国市场经济尚不发达，汪曾祺所接触的、居于他这样一介文士之“上位"的，主要是官员（尤其是高邮官员）实际上，由于希望高邮市归还被造纸厂侵占的汪氏祖居，他曾放低姿态与家乡官员交往。譬如，迟至1993年5月30日，他还在给高邮市长戎文凤写信，请求归还祖居。信称：“曾祺老矣，犹冀有机会回去，写一点有关家乡的作品，希望能有一枝之栖。区区愿望，竟如此难偿乎？”？但即便如此，“傲"仍是其不变底色：他严重缺乏“对地位高于自己的人所表现的顺从和尊敬”，有违于“人们同富者、强者的一切激情发生共鸣”③的一般倾向。叶兆言回忆：“林斤澜几次说过，汪曾祺为人很有名士气"“不随和”，“我伯父也谈过对汪的印象，说他这人有些让人捉摸不透，某些应该敷衍应酬的场合，坚决不敷衍应酬”。此皆贴近观察，如在1994年6月高邮联谊会上：

不知是谁向汪老提议，为高邮的领导写一小幅，上书四字：“青云直上。”也可能是调侃的玩笑话。可是汪老却认真对待，明确表示不写，丢下笔坐在一旁抽闷烟。后经人解释劝说，又重新拿起笔写下了郑板桥的诗句：“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汪老说，随你们给哪位领导。@

如此不“礼敬"领导，源于汪曾祺内心住着一个啸傲王侯的人。当然，这类“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易·蛊卦》的人物，在脾睨权力、金钱等主流价值体系的同时，也有自己超脱的标准。朱光潜之说可能颇契汪氏之心：“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情趣丰富的，对于许多事物都觉得有趣味。一种是情趣干枯的，只终日拼命和蝇蛆在一块争温饱。后者是俗人，前者就是艺术家。”②汪曾祺与人交往，颇看重对方是否有“艺术家"的灵魂或才华。有才，市井之人亦可敬，无才，王侯都可啸傲，何况“州县吏"呢。当然，这种性格也使汪曾祺付出代价：直到去世，他都未能等到家乡政府落实政策，亦因缺乏门路，他的子女汪朗、汪明在山西、黑龙江插队都长达10年之久，直到最后通过高考才得以返城。

此为“傲上”，或可以“名士气"名之，但汪曾祺行事却又非"名士气"可以完全概括。这表现在他“不凌下”。其实，岂正是“不凌下”，而是与“下"打成一片，与“引车卖浆者流"混然无别。这是当年“汪家大少爷”极为与众不同之处：“我小时候上学，东瞧瞧，西瞧瞧，什么东西也愿意瞧，捏面人的也好，吹糖人的也好，竹匠也好。还有铁匠打铁，怎么把一块铁打成一个镰刀，三敲两敲变了形。还有银匠，一小块银片，一会儿敲打成一个小罗汉。”这当然可以理解为好奇心，但更多的是天性淳朴、无“分别心”：

年轻时的汪老是我父亲小作坊的常客，多半是依傍在车床上，父亲在上面一边做活，一边与他聊天。父亲在下面选择木料砍原坏时，他就坐在凹凸不平的粗糙作凳上，凳上常有刨花、木屑，有时沾得他满裤子，他总是微微一笑，手一掸了之。两人都抽烟，相互递送，不分你我，谈得很投机。时而窃窃私语，时而哈哈大笑。父亲喜欢他，也敬重他。小作坊内的生产工具，斧子、锯子、刀锤等他都可以用，就连车床他都可以上去踩动。③

如此流连于车匠铺、银匠铺、熏烧铺并混迹于“下”，当然与汪家自己也经营药店、布店有关，但这到底不是一般"大少爷"做派，也非传统"名士"所愿为。如果说"大人物从来不把地位比他低下的人看作同胞”，民国"名士"们也很少有兴趣去和一个车匠或熏肉摊主“谈得很投机”。当然，汪如此行事并不违反他以“艺术家"论人衡世的准则。吹糖人、竹匠、铁匠抑或银匠，都可能“情趣丰富"甚至有“绝活”可参见《鸡鸭名家》《鉴赏家》等）。较之终生不出“功名利禄的笼套"的“州县吏”，这些人物还更多浸润人性的温暖力量。对此，汪曾祺明确表示：“我从小生活在一条街道上，接触的便是这些小人物。但是我并不鄙薄他们，我从他们身上发现一些美好的、善良的品行。”@

如此“傲上而不凌下"的个性，可谓汪曾祺回忆故乡的根本支撑，“‘被回忆的过去'并不等同于我们称之为‘历史’的、关于过去的冷冰冰的知识。被回忆的过去永远掺杂着对身份认同的设计，对当下的阐释，以及对有效性的诉求”。此亦《菰蒲深处》改写本事、重构隐逸书写传统的起点。那么，汪曾祺对故乡高邮真实的人事如何取材，又如何在本事基础上予以恰当的艺术虚构呢？

二、“隐"于“褪色的小城'

《菰蒲深处》诸篇几乎全部来自“汪家大少爷”早年经见之人事，“大部分写的就是发生在（高邮—笔者注东大街上的人和事”，“就是以汪家大宅为中心，东到文游台，西抵‘五小（汪曾祺读的小学这段两公里不到的东大街的往事”。《异秉》所述，系汪家"保全堂药店”事，《岁寒三友》所记绒线店、炮仗店，《故里杂记》所记“肉案子”《晚饭花》所记剃头店、“糖担子”，《王四海的黄昏》记“五湖四海"客栈，《故人往事》之如意楼、得意楼，《故乡人》之“茶炉子”《晚饭花》之秦老吉馄钝担子等，也都可找到原型。可以说，汪曾祺以文字重建了高邮这座“褪色的小城”。如此重建深具汪氏印记。这可从他与鲁迅、沈从文之差异谈起。其实鲁迅也写故乡小城，但他笔下的绍兴就见不到生气盎然、纷涌而至的布店、酱园、油坊、爆仗店、染坊、馄饨担子等。甚至，汪曾祺奉以为师的沈从文也极少精确叙吃，如"用一个三寸来长直径寸半的蒲包，里面衬上豆腐皮，塞满了加了粉子的碎肉，封了口，拦腰用一道麻绳系紧，成一个葫芦形。煮熟以后，倒出来，也是一个带有蒲包印迹的葫芦。切成片，很香”。问题也由此生发：同样以小城为原型，汪曾祺为何对“物"格外痴迷？

其间原因，当然不能归之于高邮的确有其“实”，实则类似蒲包肉、馄饨担子、肉案子等“风物”，绍兴、凤凰又何尝没有？真正关键处，在于作家对于世界的理解，在于本事改写中可以驭“实"的“虚”。此即汪曾祺对中国传统隐逸文化的倾心与传承。何兆武说他“完全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派头”即含此意，1993年汪曾祺自己也对来访者"提到自己是个‘古人'”③。所谓"旧""古"皆与隐逸有关。何谓"隐逸”？许慎《说文解字》释曰：“隐，蔽也；逸，兔善逃也。”所谓“蔽”，即从功利世界后撤，“逸”则指在人格精神层面的飘逸不群。实则从先秦起，中国文人就开始考虑隐逸问题：“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及至魏晋，“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③，隐逸遂成普遍倾向。当然，从先秦到魏晋，隐逸文化有一重要转捩，即从世外之游转向世内之隐，“庄子认为尘垢之内是不能逍遥的，所以才要游乎尘垢之外；仲长统认为尘垢之内仍可以逍遥，在归隐田园之中就能逍遥一世之上”。后者因其实操性，遂成后世士人的现实选择（归隐）或精神倾向（羨隐）：“士人及士大夫的人生实践维度大多是现实‘政统’（封建统治），其自我价值的实现，大多取决于‘政统'提供的‘修齐治平'操作欲求是否得到满足”，“归隐羨隐以后，士人及士大夫或多或少地摆脱了‘政统'的限制”，“于是，游山玩水、渔猎躬耕、品茗饮酒、谈玄务虚、吟诗赋文、营园作画、书墨抚琴、品藏文玩、坐禅求道、肆性放情等便成了这些隐士及准隐士最外在的行为表现”。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