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业”的难题

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学而优则仕”向来是一个充满诱惑的梦想。在多数深受儒家道统熏习的古代士人那里，“致君尧舜上”或者“为天地立心”式的政治理想，是他们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政治之于读书人，有着不言自明的吸引力。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传统的中国士人已逐渐转型为新型的知识分子，政治与文化也各自构建起了更为精细化、专业化的运行模式，但政治与文学之间仍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历数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学思潮，会发现广义上的政治一直是其间或隐或显的庞大参照物。无论是主张维护文学的纯洁性与主体性，抑或热烈地拥抱文学的泛政治化实践，在对政治的趋避之中，文学与文学家从未真正脱离政治而生存。事实上，中国作家与政治的关系是一个陈旧的话题，但它又极其显著且顽固地左右着文学史的走势。因此，观测作家在特定时期的政治心态，将作家的政治参与同其文学作品进行对读，或可钩沉出作家的幽微政治心理，继而更好地还原当代文学史的生成过程。

在考察作家的政治心态时，有一类对象较为特殊，那便是兼具作家与政治家身份的“作家型官员”，譬如茅盾、郭沫若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相较于这份名单上的其他作家，曾担任成都市副市长一职的李劫人远非身份、政绩最显赫者，甚至从某种角度而言，他的副市长之路始终难掩一些尴尬与不和谐的色彩。20世纪50 年代初，李劫人曾热情地投身于成都市的建设事务，为了更好地调配自身的精力，他一度搁置了作家身份，以便适应政务工作的需求，但在此期间，李劫人持续面临着“转业”的难题。①直至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李劫人才逐渐将工作重心再次转移到了文学事业上。以季劫人这一个案为切入点，考察其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心迹和文学活动，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分析李劫人的文学创作，另一方面也能为理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提供一种别样的视角。

一、从“江湖”到“庙堂”：李劫人社会身份及职能的改变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李人或许难以跻身于最优秀的作家行列，也很难说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治家，但他绝对是社会身份及职业履历最丰富多样的作家之一。1949年以前，李劫人历任雅安县第三科科长、《四川群报》及《川报》的编辑、嘉乐造纸厂及民生机器厂的厂长。除了涉足官场、报业及实业界之外，李人还曾被聘为成都大学教授，不久后他又辞去教职，与夫人杨叔裙一同经营川菜馆“小雅”。 年之后，李人又迎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身份：成都市第二副市长。回望李人的一生，会发现他的行迹横跨政界、商界与文化界，且面对每份职业时，他都不是抱着浅尝辄止的“玩票”心态，而是兴致盎然地经营着他的每一重社会身份。整体而言，李劫人是一个趣味极其广泛、交游范围颇为宽阔的人，上至达官显贵、下至贩夫走卒，三教九流无一不是他的观察对象以及交往对象。正是这一“杂家”底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李劫人的入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1949年12月，贺龙、李井泉等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成都，成都和平解放。③成都被接管后，一系列市政规划工作相继展开。1950年1月5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成都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3月16日至22日，成都市召开了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④，李劫人以文化界人士的身份参会，并在会议上致闭幕词。7月，李人被正式委任为成都市人民政府第二副市长。“1950年9月，李喆人正式就职，在市政府分管民政局、文教局、卫生局、建设局四个局。”③从1950年7月到1962年12月去世前，李劫人一直担任着成都市分管文教和城市建设工作的副市长。李劫人的晚年际遇和心迹起伏，包括他在1949年之后的文学活动，都与“作家李劫人”和“副市长李劫人”这两个角色之间的博弈以及二者的此消彼长密切相关。

从知名作家到市政府的高级领导人，李劫人适应这一身份及职能转换的过程并不轻松。与茅盾、郭沫若等在1949年之前便已于党内担任相关职务的作家相比，李劫人最初对这一任命颇为犹豫。早在少年时期，李劫人便曾随同舅父杨砚愚在雅安任职，他对政界绝非一无所知。此外，凭借着李劫人多年以来的广结善缘及其在文化界和实业界的活动，他在成都乃至四川地区均堪称声望极高的社会名流，然而李人1950年左右的心态极为畴躇，因为他感到自己在心理和经验层面都还没有做好准备。据曾智中对《嘉乐制纸厂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登记表》原件的研究，他观察到李劫人面对这一任命是“非常被动、踌躇的”③；在女儿李眉的记忆里，她也提到“委任书刚送来，他就把它退了回去”③。可见在最开始收到任状时，季劫人内心有不少顾虑，这种顾虑与茅盾、郭沫若等党内作家“名正言顺”的主人翁心理大相径庭。但没想到的是，委任书又被送了回来，再加上其好友、中共党员张秀熟及成都市市长李宗林等人苦口婆心的劝说，李人经过思索后终于接受了这份委任。

在考察李人1949年前后社会身份的转变过程时，有几个问题值得深入探讨。首先，作为民主人士的季人为何会受到政府的再三邀约？和市长李宗林、副市长米建书相比，李劫人的政治资本乍看之下并不显赫，但他在成都当地享有很高的知名度甚或威望。这种知名度一方面来源于他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大河三部曲”，另一方面也来源于他多年来在实业界的苦心经营，譬如在中国抗战最艰难的时刻，他一手操持的嘉乐纸厂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用纸危机。③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齐邦媛的《巨流河》中瞥见其侧影，她回忆道：“那著名于大后方的嘉乐纸有千百种面貌，从书法珍藏的宣纸，到学生用的笔记簿都是艺术品，是由精巧的手，将峨嵋山系的竹木浸泡在流经嘉定乐山大佛脚下的岷江水制成。”③此外，陶行知的信件和日记中同样有“购嘉乐纸”@的记录。由此可见，嘉乐纸厂的声誉和市场知名度在当时可谓佼佼者；同时，嘉乐纸厂还设立了“文化补助金”，以便援助清贫教授与学子、扶持文化实业等等。

此外，李劫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亦堪称四通八达，无论是四川民间秘密组织哥老会的成员，还是张澜、张秀熟、马识途、沙汀等高级领导人或党内作家，都与李劫人有着不浅的渊源。因此，李人这样一个兼具多重社会身份的民主人士，本身就有着不容忽视的统战价值。更重要的是，李劫人虽非中共党员，但一直都对中共表露出同情与支持的态度，并且曾在《天魔舞》等作品中大力抨击过军阀及国民党的黑暗统治。1940年代末，由于李人及其子女对共产党事业的同情和帮助，他们更是长期被特务追踪。据李眉回忆，成都解放前夕，李劫人代表成都文艺界写了一份《欢迎解放军入城》的热情洋溢的宣言，成都被接管后，李劫人也带头发自内心地拥戴着中共的领导。加上1950年代初的成都治安堪忧①，敌特分子尚未被完全清除，而各行各业都需要号召力较强的领导人主持工作，以便迅速稳定社会局面。因此，基于上述种种缘由，任命李劫人为成都市第二副市长，是政治上相对安全且潜在收益较高的选择。

站在政府的立场来看，对李劫人的任命背后有着高瞻远瞩的考量。那么，为何李人最初的态度倾向于拒绝，之后却又欣然赴任呢？李劫人最开始拒绝入仕，除了担心自己没有做好实际准备之外，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1949年之前，李劫人本能地想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李劫人的父亲和舅父都曾当过官，在此期间，他已饱览官场之怪现状。此外，在成都大学执教期间以及1940年代后期，李人都亲身领略过军阀统治与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其二，除了对政治本身的狐疑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李劫人想专心写作，他担心自己赴任后，文学事业会受到影响。尽管李人有着多重社会身份，他的精力也不可避免地被分散在了诸多领域，但在身份认同上，“作家李劫人”仍然是他极其眷恋的角色。据雷兵对李劫人档案的研究，李劫人曾在干部履历表的“熟悉何种业务或技术？志愿做何工作？”一栏里，填写“熟悉教授中国文学史及小说写作。极愿继续写作小说及杂文”@。由此可见，他并不希望自己的作家本色被政务所掩埋。

如果说李人最开始的拒绝主要是出于上述层面的考量，那么他之后选择赴任，也与这两方面的因素有关。当李眉表达自己的疑惑时，李劫人回答道：“共产党的朋友，我认识不少，都是好人哪！我们这个国家，国民党搞不好，看来，只有共产党来。我参加工作，时间是要花费一些，不过，我要写作，我相信共产党是会支持的。”③从各方资料来看，李劫人十分信任共产党，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开创出截然不同的政治局面，且会支持自己的写作，因此之前的顾虑便逐渐消退。除此之外，李人赴任的深层原因，则在于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的入世热情。虽然现代社会的政治与文化在形式上已经各立门户，传统的士人所承担的政治功能已逐渐脱落，“士”转型为“知识分子”，但恰如罗志田所言，“身已新而心尚旧”的现代知识分子，“在无意识中传承了士以天下为已任的精神及其对国是的当下关怀”。这种入世热情以及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兴趣”，无疑在李劫人的入仕选择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更何况，在此前的社会活动中，他已然多次扮演了类似于“江湖”中的“侠士”角色。从“江湖”过渡到“庙堂”，从怀揣着实业救国理想的文人到副市长，这二者之间的距离本身便不遥远，而是有着悠长的因缘。因此，罗志田所揭示的民初知识分子与其所处时代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以及他们的矛盾心绪，也正是理解李劫人1950年代初期对政治的迎与拒，以及他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的摇摆心态的恰切角度。

二、1950年代李劫人的“转业”难题

虽然李人的上任过程中不无小插曲，但甫一接受副市长之职，李劫人便竭尽全力试图做好这份工作。和其他党内领导人相比，李劫人并非“专业”的政治家，他会受到任命，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其积累的优秀文学口碑及社会声誉。从分管的政务范畴来看，李喆人承担的职能主要集中于文化事业及部分城建事业，而非经济或政治工作。

作为副市长的李劫人活跃度最高的时段，集中于1950年代前期。在此期间，李劫人为成都市所办的实事，包括改造市区的排水系统、修整运河、道路建筑，以及修整杜甫草堂等等。据李劫人1953年所拟的《报告成都市市政建设及文化建设提纲》记载，通过测量地形、设计下水道、疏淘河沟等举措，原先被称为“瘟疫养成所”的御河焕发新貌，成为了市中心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此外，更能见出李劫人眼光与魄力的事迹，是他对成都道路的改建。李劫人对市政工作的关心，在他1920年代的法国留学岁月便已初露端倪。据李眉回忆，李勘人曾填写过“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终身志业调查表，他在“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栏填了“公民教育、道路建筑”@。这种对于道路建筑的关注，也延续在李劫人所主持的城建工作当中。李劫人主要修整、扩建了市区内六条主干道，其中包括成都市区中轴线上的人民南路。李劫人决定吸取巴黎市政工作的经验，遂将人民南路加宽至64公尺，其余道路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修缮，而这一系列实绩堪称李人的副市长生涯里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成都主城区的道路交通格局，一定程度上受惠于李劫人当时的规划。

李劫人分管的城建及文化工作虽然颇见成效，但他的副市长之路并非顺风顺水。譬如在进行道路修整时，李劫人认为宽阔的马路能“表现新社会人民的雄伟胸襟”@，同时能更好地适应成都人民生活及经济建设的需求，但这一提案起初遭到了一些批评，最后在四川省建委主任马识途的支持下，李劫人才以“先斩后奏”的形式完成了道路修整。此外，在1950年代的其他风波中，李劫人遭受的诘难在性质和程度上都要严酷得多，其在1950年代的“转业”难题，亦明显地暴露出了他这类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

前文业已提到，作为民主人士以及成都文化界知名人士的李人具备极高的统战价值，他广阔的社会活动范围以及关系网络，无形中都增添了他的政治资本。李劫人在成都的门生故交、亲戚故旧极多，且他们的政治面貌较为驳杂，这一因素隐形地增加了他处理政务的复杂度。譬如在1950年代初的“退押运动”中，李劫人便遇到了棘手的问题。“退押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新解放区开展的清理土地产权，为土改准备条件的政治运动。”@顾名思义，“退押”即要求地主把土地的押金归还给佃户，“退押运动”则是土改之前的准备工作。1950-1951年，川西地区的退押运动如火如茶地开展，邓小平亲自领导中共西南局开展减租退押工作。李劫人主观上十分赞同减租退押，也无比拥护土改工作，但在此期间，他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政令”与“人情”难两全的困窘局面。

从季劫人1950年代初与成都市长季宗林、成都市委统战部部长熊扬、中共川西区委第三书记龚逢春等领导人的通信来看，李喆人在退押运动中一直在为他人奔走呼告。譬如1951年1月18日，李劫人致信李宗林替萧仲仑一家说情，信中言辞恳切地提到萧仲仑已年迈中风，其子萧箑父还曾参加中共组织的地下工作，为了响应退押政策，他们已经把自己的房产卖掉，因此恳求能借住在小天竺街的华大教员宿舍里。李劫人恳请李宗林予以照顾，批准他们一家借住宿舍；1951年2月22日，李劫人致信龚逢春，替成华大学英文教授廖学章说情；8月2日，李人再次致信龚逢春替蜀中知名学者刘咸灯的遗孀说情，表明“自从开始退押，其妻子便百方设法，卖房卖物，竭尽能力”@，并指出刘咸忻一家已将珍藏的价值不菲的书籍全部移交给了文物保管委员会，其情可悯，故希望工作小组予以体谅云云。